作者：潘忠岐《美国研究》2004年第2期
【编按】Charles Kupchan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School of Foreign Service and Government Department at Georgetown University. He is also a Senior Fellow and Director of Europe Studies at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Mr. Kupchan was Director for European Affairs on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during the first Clinton administration. Before joining the NSC, he worked in th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on the Policy Planning Staff. Prior to government service, he was an Assistant Professor of Politics at Princeton University.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成为世界上惟一超级大国，其经济规模和军事实力都达到了史无前例、无可匹敌的程度。“9·11”事件也未能削弱美国的实力，反而使其全球霸主地位更加稳固。【注释】Michael Cox, “American Power before and after 11 September: Dizzy with Success?”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78, No. 2, April 2002, pp. 261-276. 【注尾】因此，流行的观点认为，美国已经由“单极时刻”进入“单极时代”【注释】Charles Krauthammer, “The Unipolar Moment Revisited,” The National Interest, No. 70, Winter 2002/03, pp. 5-17. 【注尾】，美国霸权造就的单极世界不仅无法撼动【注释】Stephen Brooks and William Wohlforth, “American Primacy in Perspective,” Foreign Affairs, Vol. 81, No. 4, July/August 2002, pp. 20-33. 【注尾】，而且美国时代正在回归鼎盛时期的罗马帝国。【注释】参见Andrew Bacevich, American Empire: The Realities and Consequences of U.S. Diplomac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Sebastian Mallaby, “The Reluctant Imperialist: Terrorism, Failed States, and the Case for American Empire,” Foreign Affairs, Vol. 81, No. 2, March/April 2002, pp. 2-7; Martin Walker, “Americas Virtual Empire,”World Policy Journal, Vol. 19, No. 2, Summer 2002, pp. 13-20. 【注尾】
然而，与传统思维相反，美国乔治城大学国际关系教授、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查尔斯·库普乾在新著《美国时代的终结：美国外交政策与21世纪的地缘政治》【注释】Charles Kupchan, The End of the American Era: U.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Geopolitics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Knopf, 2002). 查尔斯·库普乾：《美国时代的终结：美国外交政策与21世纪的地缘政治》（潘忠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即将出版。【注尾】中指出，冷战丧钟宣告的并非美国的最终胜利，而是其全球主导地位走向衰亡的开始。“9·11”事件并没有改变国际体系的基本结构，但却从根本上动摇了美国的自由国际主义诉求，并由单边主义与孤立主义精神分裂式的结合取而代之。欧洲崛起使美欧之间形成新的地缘政治对抗，大西洋联盟的解体就像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个罗马一样正在加速美国时代的终结。美国时代不是正在回归鼎盛时期的罗马帝国，而是正在回归衰落时期的罗马分裂。
一 大战略的缺失
一个强国能否塑造并维持一个以自身实力和意图为主导的时代，关键并不仅仅在于它是否拥有超强实力，而且更在于它是否能够形成一个准确而清晰的理念地图，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能够平衡手段与目标的大战略。库普乾明确指出：“罗马帝国、英国治下的和平、美国治下的和平，这些时代并不仅仅是罗马、大不列颠和美国的力量造就的，而且也是他们为管理和维持各自优越地位而设计的、极富创造性的、远见卓识的大战略成就的。”【注释】Charles Kupchan, The End of the American Era, p.3.【注尾】
正是因为一个恰当的大战略对于一个大国的康宁和国际体系的总体稳定至关重要，因此库普乾认为，“像美国这样的大国要想保卫自己，捍卫它通过艰苦努力建构的国际秩序，就必须有一个可靠有效的大战略。”【注释】Ibid., p.11. 【注尾】美国享有压倒性的军事、经济、技术和文化主导地位。“可以说，今天的美国拥有比历史上任何其他国家都更强大的能力来塑造国际政治的未来。”【注释】Ibid., p.12. 【注尾】然而，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却缺少维持美国时代长治久安的另外一个关键要素，即大战略。也正是因为大战略的缺失，美国时代的终结才变得难以避免。
冷战结束带来的地缘政治空间虽然为美国创建新的世界秩序、提出新的大战略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但是美国却荒废了这个历史时刻。在库普乾看来，从柏林墙倒塌到2001年“9·11”事件，“美国没有大战略，没有指导国家之船正确航向的设计方案。”【注释】Ibid. 【注尾】尽管自“9·11”以来，美国已经有了一个大战略——“以维持优势地位和先发制人原则为基础的大战略”，但是，它却是一个错误的大战略，“它的主要成功之处只在于疏远了大部分世界，破坏了美国的关键伙伴关系。”【注释】Charles Kupchan, The End of the American Era, p.12. 这是作者2003年《美国时代的终结》再版时对原版所作的补充。关于“9·11”事件后的美国大战略，参见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ashington D.C.: The White House, September 2002. 【注尾】
冷战结束十多年来，美国之所以陷入战略盲目，与冷战不期而终有关。但是，库普乾认为，更重要的原因在于，美国一直没有形成一个准确的理念性世界地图。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成了一个茫然失措的大国”。作为全球秩序的维持者和国际体系的终极卫士，美国不仅看不到真正挑战者的崛起，而且逐渐丧失了对国际参与的兴趣。似乎美国政界既没有对大战略的迫切需求，学界也没有关于大战略的有效供给。虽然为数不多的对思考大战略问题感兴趣的人的确提出了一些理念性世界地图，但没有一个是正确的。
库普乾写道：“要提出一个关于未来的大战略，就必须有一个特殊的世界地图。地图上事关紧要的不是地理特征——海洋、高山、河流或者甚至国家疆界。相反，大战略是要确认地缘政治分裂带，弄清潜在的全球力量将在哪里和将以何种方式会相互产生矛盾，显示将可能最终引发主要战争的裂隙。挑战并不仅仅来自于确定这些分裂带在哪里，而且还在于厘清如何战胜它们——或者至少厘清如何减弱它们的毁灭性潜能。”【注释】Charles Kupchan, The End of the American Era, p.26. 【注尾】由此出发，库普乾对现有五种地图范式一一进行了点评，并提出了自己的版本。
在库普乾看来，弗朗西斯·福山、约翰·米尔斯海默、塞缪尔·亨廷顿、保罗·肯尼迪和罗伯特·卡普兰、托马斯·弗里德曼分别提出了关于21世纪美国世界地图的竞争性洞见。每一种洞察都有自己的长处，但它们全部都是错误的。而且它们大部分因为同样的原因而错误，即错误地界定了新的地缘政治分裂带。这五种地图分别认为主要分裂带将出现在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之间【注释】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Free Press, 1992). 【注尾】，民族国家与国际体系之间【注释】John Mearsheimer, “Back to the Future: Instability in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5, No. 1, Summer 1990, pp.5-56; John Mearsheimer, “Why We Will Soon Miss the Cold War,”Atlantic Monthly, Vol. 266, No. 2, August 1990, pp. 35-50; John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Norton, 2001). 【注尾】，世界主要文明之间【注释】Samuel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6). 【注尾】，繁荣的北方与动荡的南方之间【注释】Matthew Connelly and Paul Kennedy, “Must It Be the Rest Against the West?”Atlantic Monthly, Vol. 274, No. 6, December 1994, pp.61-83; Robert Kaplan, The Coming Anarchy: Shattering the Dreams of the Post Cold War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0). 【注尾】，遵守全球化数字经济之规则的国家与对抗这些规则的国家之间【注释】Thomas Friedman, The Lexus and the Olive Tree (New York: Farrar, Straus & Giroux, 1999). 【注尾】。但库普乾认为，诸如此类的归纳全部都是错误的，因为今日的世界根本就不存在任何地缘政治分裂带。
根据库普乾的世界地图，“全球体系的惟一界定因素是实力的分配，不是民主、文化、全球化或者任何其他东西。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单极世界——一个只有一个权力之极的世界。而且，它是美国的单极世界。此时此刻，根本的、无法回避的地缘政治特征是美国的主导优势地位。”“如果地缘政治分裂带出现在权力之极之间，而今天只有一个这样的极，那么结论就是，分裂带并不存在。美国是拳击场上惟一的竞争者。它因对手缺席不战而胜。”【注释】Charles Kupchan, The End of the American Era, p.28. 【注尾】
由此，库普乾对“9·11”事件后布什政府提出的“以维持优势地位和先发制人原则为基础的大战略”进行了批评。“9·11”恐怖袭击是这个大战略的主要理念依托，但库普乾认为，恐怖袭击不会改变国际体系的内在结构，不论恐怖主义对世界惟一超级大国进行了何等程度的痛击，它都无法改变全球体系的单极性质，恐怖主义及其支持者与反恐怖主义国家之间的斗争无论如何都构不成界定未来国际体系的地缘政治分裂带。因此，美国现政府的大战略是建立在错误的理念地图基础之上的，它过分夸大了恐怖威胁对国际体系的塑造力，“通过把反恐斗争确认为指导性优先议程，并出台新的维持优势地位和先发制人的原则，华盛顿采纳的是一个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反对的大战略，并因而损伤了继续作为国际和平与繁荣基石存在的伙伴关系和国际制度。”【注释】Charles Kupchan, The End of the American Era, p.17. 这是作者在2003年《美国时代的终结》再版时对原版所作的补充。【注尾】
美国在无功徒劳。因为“美国不知道要去哪里，所以也肯定不晓得如何达到那里。如果没有一套指导性原则，即大战略，那么即使善意的努力也将无所作为。”【注释】Charles Kupchan, The End of the American Era, p.17.【注尾】虽然现在“美国时代存在着，而且健在着”，但是理念地图的不当和大战略的缺失却在加速美国时代的终结。替代权力中心的崛起、美国单边主义和孤立主义倾向的上升，将共同使美国的单极时刻成为昙花一现。
二 欧洲崛起与罗马再现
欧洲走向统合并作为一支新的地缘政治力量崛起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国际政治格局的最大一次变貌。同样重要几乎同时发生的另外一次变貌，即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只是更加凸显了这次变貌的历史意义。虽然很多人并不看好欧洲崛起为新的权力中心的能力，或者并不认为崛起后的欧洲会生发出与美国抗衡的战略意图，但是库普乾反驳了这种流行思维，认为今天的欧洲统合将像过去的德国统一一样，不仅能够集聚作为替代权力中心所需的实力，而且一定会在此基础上滋生新的地缘政治野心。欧洲崛起将不可避免地带来西方世界的一分为二，并像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个部分从而导致罗马时代迅速衰退那样，加速美国时代的终结。
1871年，俾斯麦将中欧地区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彼此独立的大部分讲德语的土地统一为一个单一国家。之后，新德国获得了几十年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并很快带来了军事实力和政治野心的稳步提升。正像即将成为英国首相的迪斯累里所担心的【注释】迪斯累里曾经警告说，德国统一“代表着德国革命，这是比上个世纪法国革命还要重大的政治事件。……欧洲真正发生了什么？权力均势已经被彻底打破了。”Benjamin Disraeli, February 9, 1871, 引自J. C. G. Rohl, From Bismarck to Hitler: The Problem of Continuity in German History (New York: Barnes & Noble, 1970), p.23. 【注尾】，德国人联合成一个单一国家无法挽回地打乱了欧洲均势，永久性地破坏了英国大战略的基础，并使其全球主导地位不可避免地走向衰亡。
库普乾对今日欧洲统合与过去德国统一进行了发人深省的历史类比。虽然与俾斯麦德国不同，欧盟还没有成为，而且不太可能成为一个单一国家，但是，欧盟的总体实力必须以各个国家的经济、军事和地缘政治力量相加来进行评估。欧盟的年生产总值将近达到8万亿美元，相比而言，美国大约为10万亿美元。随着新一轮扩大的完成，欧盟的集体财富可能不久就会与美国持平。欧元作为世界上主要储备货币之一很快就会对美元的全球统治地位构成威胁。虽然欧盟并没有在军事实力和防御方面取得相应的进展，并因而给人留下了“经济巨人、政治矮子”的印象，但是这种情况很快就会改观。德国的统一也是贸易先行，但是政治联盟和统一国家的建立很快就随之而来了。美国的统一也是一样，军事和政治统合远远落后于经济统合。对于当时的观察家来说，美国也只是潜在的经济巨人，而不是主要的战略存在。然而，正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美国的统一彻底改变了北美的地缘政治，并很快改变了世界的地缘政治。因此，库普乾坚信，欧盟一定会步德国和美国的后尘，它不仅会生发出对外野心，而且注定“在新的地缘政治世界地图上成长为一个可怕的实体。”【注释】Charles Kupchan, The End of the American Era, p.125. 【注尾】
之所以可怕，是因为库普乾预言，欧洲崛起会像罗马帝国末期的拜占庭一样成为独立的权力中心，与美国形成分庭抗礼之势，并从而导致西方世界的终结。为了有效管理过于庞大的帝国疆域，罗马皇帝戴克里先将帝国一分为二。起初，戴克里先的改革方案在加强帝国安全、使帝国东西部分有效消除外来威胁方面是相当成功的。但是最终，这项出于善意的政策却因为将权威中心一分为二而使情况变得更糟，单极维持的和平很快便让位于两个权力中心之间为争夺优势地位而进行的对抗。
库普乾认为，今日世界美欧之间的分裂和对垒似乎正在重蹈罗马帝国分裂并衰亡的历史覆辙。因伊拉克危机而彰显的美欧分歧，一时间成了政界和学界争论不休的热门话题。对于美欧分裂的根源和大西洋联盟关系的前景，各种分析见仁见智。【注释】参见Robert Kagan, Paradise and Power: America and Europe in the New World Order (London: Atlantic Books, 2003); Ivo Daalder, “The End of Atlanticism,”Survival, Vol. 45, No. 2, Summer 2003, pp. 147-166; Timothy Garton Ash, “AntiEuropeanism in America,”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February 13, 2003, pp.32-34; Christopher Layne, “America as European Hegemon,”The National Interest, No. 72, Summer 2003, pp.17-29; Jessica Mathews, “Estranged Partners,”Foreign Policy, No. 127, November/December 2001, pp. 48-53. 【注尾】库普乾是最早意识到这种分裂的学者之一【注释】另一位受到广泛关注的学者是罗伯特·卡根，参见Robert Kagan, “Power and Weakness: Why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See the World Differently,”Policy Review, No. 113, June / July 2002. 他后来将该文修改为一本小册子于2003出版。Robert Kagan, Paradise and Power. 也请参见对该书的评论，Michael Cox, “Martians and Venutians in the New World Order,”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79, No. 3, May 2003, pp.523-533. 【注尾】，与罗伯特·卡根批评欧洲的软弱不同，库普乾认为欧洲将是美国未来要面对的真正强大的对手，他虽然并不确定华盛顿和布鲁塞尔是否将步罗马和拜占庭的后尘，走向地缘政治对抗，但他认为这方面的警示已经明确出现了。美欧之间暂时的竞争很有可能发展成为更严重的对抗。
尽管有人提出，共同历史和价值观会有效维持大西洋纽带的韧性，欧盟和美国不可能分道扬镳【注释】关于这种传统思维的简明概述，参见Antony Blinken, “The False Crisis over the Atlantic,”Foreign Affairs, Vol. 80, No. 3, May/June 2001, pp.35-48. 【注尾】，但库普乾认为，同样的共同历史和价值观并没有能够阻止东西罗马走向对抗与分裂。而且，美国与欧洲之间的分歧不仅仅表现在经济和贸易方面，在价值观方面也出现了彼此竞争的态势。“美国人认为欧盟对多边主义制度和国际法治的坚定承诺太过天真，自以为是，是军事软弱的结果；欧洲人则认为美国对使用武力的依赖太过简单主义，自私自利，是实力过剩的产物。”【注释】Charles Kupchan, The End of the American Era, p.157. 【注尾】
这种价值观方面的分歧跟利益方面的分歧一道，不仅严重侵蚀着大西洋关系，而且给国际组织的有效性带来了严重打击。库普乾认为，美欧之间的有效协调是当前大多数多边主义国际制度能够达成共识和采取联合行动的重要保障。但是，当欧洲抵制而不是支持美国的领导地位时，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多边主义国际组织就会陷于瘫痪，难以正常运转。最明显的例证是，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前，美英曾试图寻求获得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对伊拉克使用武力，但是由于法国事先扬言要动用否决权，因此他们只好作罢。美英联军绕过联合国单方面发动伊拉克战争的行为，严重挑战和削弱了联合国的权威性与有效性。
当代西方世界与4世纪罗马帝国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的分裂是自发的，后者的分裂是自觉的，但结果都一样，分裂双方最终都会走向对抗并加速各自时代的衰亡。虽然由于地理上的自然分割，美欧之间不大会像罗马与拜占庭之间那样不断爆发冲突甚至战争，但欧洲崛起不可避免的后果是，欧洲将成为挑战美国霸权地位的新的权力中心，欧洲与美国之间会逐渐形成新的地缘政治分裂带，取代因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而消失的东西方之间的地缘政治分裂带，由美国和欧洲有效联合构成的单一一极——西方——很快就会再现罗马帝国式的分裂。由于自冷战以来，大西洋联盟一直是国际体系的基石，因此随着“大西洋联盟的死亡”和“西方的终结”【注释】Charles Kupchan, “The End of the West,”The Atlantic Monthly, Vol. 290, No. 4, November 2002, pp.42-44; Charles Kupchan, “Uneasy Alliances,”The Los Angeles Times, February 17, 2003. 也请参见Rajan Menon, “The End of Alliances,” World Policy Journal, Vol. 20, No. 2, Summer 2003, pp.1-20. 【注尾】，世界将不可避免地回归多个权力中心之间的对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库普乾认为，美国时代正在回归衰落时期而不是鼎盛时期的罗马帝国。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库普乾认为，美国时代面临的挑战既非来自伊斯兰世界，也非来自中国，而是来自统合中的欧洲。
三 美国时代终结的国内逻辑
正如美国时代是多重因素合力作用的产物，美国时代的终结也是多重因素共同促成的。在诸多国内外因素中，欧洲崛起和美欧分裂只是导致美国时代终结、世界回归多极的外因，其内因则在于美国自身的国内政治，美国对于承担全球霸权负担的矛盾心态，美国公众对美国国际主义支持程度的下降等等。虽然很多人并不认为，美国会从全球舞台上后撤，政治精英和国内大众对多边参与的支持程度会锐减。尤其在“9·11”事件后，许多人预期，美国管理世界事务的兴趣会持续勃兴，华盛顿将继续乐于担当领导者的职责。【注释】参见I. M. Destler and Steven Kull, Misreading the Public: The Myth of a New Isolationism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1999); Max Boot, “The Case for American Empire,”The Weekly Standard, Vol. 7, No. 5, October 15, 2001, pp.27-30; Paul Johnson, “The Answer to Terrorism? Colonialism,”Wall Street Journal, October 9, 2001. 【注尾】但是，库普乾并不认同这种流行思维，而是坚持认为，“未来几年，美国的国际主义将迅速式微，并变得越来越单边主义。”【注释】Charles Kupchan, The End of the American Era, p.160. 【注尾】而且，美国的单边主义正在同孤立主义形成一种精神分裂式的致命组合，它们将一并促使美国时代走向终结。
回顾美国的发展历程，库普乾认为，三方面国内辩论对于塑造美国国际主义及由此而来的大战略至关重要。它们分别是：“是现实主义还是理想主义应当指导国策的制定；在形成大战略时，如何协调美国国内不同地区间相互竞争的文化与利益；如何管理政党政治，并限制其对外交政策行为的影响。”【注释】Ibid., p.161. 【注尾】自建国以来，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之争就一直贯穿于美国大战略的制定；美国不同地区千差万别且变动不居的经济利益和文化也对国家大战略产生着深刻的影响；由于美国非集权化的权力制衡体制限制了对外政策的稳定推行，因此美国的大战略极易受到政党政治的左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参加国际联盟的失败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参加联合国的成功，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美国要制定行之有效的大战略，就必须在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之间寻找到一条中间道路，平衡美国各个地区之间的不同利益和文化，使外交战略摆脱党派冲突的羁绊。
过去，美国对全球事务的参与主要是由美国国家安全面临的严重威胁维持的，先是德国和日本，后是苏联。由于存在明确、紧迫的外部威胁，国内政治方面的制约因素难以发挥作用，这些制约因素长期以来一直压抑着美国的对外野心，并滋长着美国人对参与国际制度的反感。随着苏联的垮台及冷战期间形成的国内共识的解体，人们再也无法确信，对自由国际主义的支持是否会继续持之以恒。因此，库普乾认为，冷战结束以来，一直影响美国国际主义和大战略的三方面辩论继续决定着美国国内政治的基本生态，并再度成为制约美国国际参与的主导因素。
较年轻的、没有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或冷战期间决定性事件的美国人，现在正进入显要职位。经济相互依赖、信息革命和国际恐怖主义可能使他们对孤立主义具有免疫力，但他们不会自动成为像年长美国人那样的国际主义者。美国南方和山区西部的人口与政治影响正在上升，这使支持单边主义外交政策的选民得到了加强，并潜移默化地导致了同沿海地区文化和政治差距的加大。建立跨地区和跨党派的国际主义联盟很可能变得更加困难。美国西班牙裔人口也在大幅度增加。特别是由于西班牙裔美国人倾向于集中居住在像德克萨斯、佛罗里达和加利福尼亚这样的重要选举州，因此美国中部和南方有可能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发挥更为举足轻重的影响。因此，库普乾认为，布什政府执政后，美国外交所日益表现出来的单边主义和孤立主义倾向并不是一种暂时现象，而是一种必然趋势。国内政治生态的这些变化正在促使美国国际主义重新变得更不确定和更为匮乏。【注释】Charles Kupchan, The End of the American Era, pp.201-202. 【注尾】
虽然有人认为“9·11”恐怖袭击事件会抑制国内政治对美国国际主义和大战略的消极制约【注释】例如，《新共和》杂志前主编安德鲁·沙利文仅仅在袭击的几天之后就写道：“对于美国自身来说，这意味着一件重要事情，孤立主义已经死亡。”Andrew Sullivan, “American at War: America Wakes Up to a World of Fear,”Sunday Times (London), September 16, 2001. 【注尾】，但库普乾则不以为然。他认为，恐怖主义不会使美国排除或者孤立主义或者单边主义的诱惑。追求国家远离国外麻烦，是美国一直可以追溯到国父的传统，这个传统完全有可能被全球参与成本的提高重新唤醒。美国人对多边主义制度具有一种长期累积的反感，因为美国人不愿意多边制度损害单边倡议的自由。美国人一向对自己的国内制度心存疑虑，让他们对国际制度集结热情、托付意愿那就更是难上加难。相应地，当美国的确有所作为时，它会完全我行我素——就像在伊拉克战争中所表现的那样。因此，库普乾写道：“长期内，恐怖主义可能会对美国国际主义产生截然相反的影响，它肯定会加强在2001年9月之前就已经成为潮流的单边主义和孤立主义倾向。恐怖主义不会成为让美国回归中线的集体威胁，相反，恐怖主义可能会像一张通配符（wild card）一样发挥作用，它时而激发美国一阵痛打，时而又会诱使美国退回到保护壁垒之后。恐怖威胁不会激励美国成为更稳定的伙伴，而会使之成为一个更顽固、更不可预测和更倔犟的行为体。”【注释】Charles Kupchan, The End of the American Era, p.220. 【注尾】
虽然表面上看，孤立主义与单边主义代表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诉求，孤立主义要求解脱和避免参与，单边主义则支持不受约束的参与。但库普乾认为，“实际上它们是同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注释】Charles Kupchan, The End of the American Era, p.31. 【注尾】它们具有共同的意识形态来源，即美国惧怕因卷入而损害自由和主权，以及美国的例外主义观念。而且，孤立主义与单边主义两种倾向在美国正在形成某种精神分裂式的组合，共同威胁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直维持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自由国际主义。因此，库普乾认为，外部严重威胁的缺乏将重新激活美国国内政治对美国国际主义和大战略的遏制。他说：“甚至美国单极时刻的终结可能是在美国国内造成的。”【注释】Ibid., p.206. 【注尾】单边主义与孤立主义的致命组合不仅使美国时代的终结难以避免，而且会加速全球地缘政治对抗的回归。
四 美国治下的和平之后
美国时代的终结和多极世界的回归作为一种客观的必然趋势是无法阻挡的，但库普乾并不认为由此而来的地缘政治对抗是不可克服的。他虽然同米尔斯海默一样也以现实主义为原则描绘未来的理念性世界地图，并预言世界权力中心之间的地缘政治对抗会最终回归，但在如何应对新的地缘政治对抗问题上，却与后者看法相左。米尔斯海默认为多极世界的回归将充满危险，因此他主张美国应尽可能维持冷战的两极，若不能，则应鼓励核武器扩散。库普乾对未来的态度比较乐观。他虽然承认多极之间的竞争与对抗可能是一种流行病，但是，他还同时认为，正确的大战略能够抵制多极体系的竞争本性。因此，他建议美国政府必须和余下世界现在就开始未雨绸缪，想象美国治下的和平之后的国际生活，为和平治理等在前面的狂暴年代设计一个大战略，并从国内政治着手开创一个新的更强调区别对待的国际主义。
由于多极世界的回归必然意味着地缘政治分裂带的回归，因此，库普乾认为，“对于美国来说，首要的挑战是，寻找方法使地缘政治分裂带的战略影响最小化，建立跨越分裂带的桥梁，限制野心以便消除这些分裂带产生的竞争本性。”【注释】Charles Kupchan, The End of the American Era, p.263. 【注尾】历史上，美国联邦、欧洲协调、欧洲联盟为成功克服多极体系下的地缘政治对抗提供了三种不同方法。它们全都涉及统合进程，尽管统合的紧密程度各不相同，但是它们在驯服多极体系的战争本性，和平治理权力中心之间关系方面都共同强调三个重要元素——实行战略克制、建立限制性制度、追求社会统合。【注释】Charles Kupchan, The End of the American Era, p.248. 也请参见G. John Ikenberry, After Victory: Institutions, Strategic Restraint, and the Rebuilding of Order After Major War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注尾】
既然历史已经证明战略克制、制度和社会统合是过去成功驯服多极体系的关键要素【注释】Charles Kupchan, “After Pax Americana: Benign Power,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the Sources of a Stable Multipolarity,”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2, Fall 1998, pp.40-79. 【注尾】，那么，要在美国治下的和平之后成功应对多极世界的回归，美国就应该以它们为中心构建新的大战略。库普乾指出：“这三个观念应该成为新的自由国际主义的基础，并构成新的美国大战略的理念核心。”【注释】Charles Kupchan, The End of the American Era, p.263. 【注尾】为此，他建议，通过实行战略克制，美国应该有保留地使用权力，为新来者让位，展示良性意图。具体而言，就是支持欧洲统合，同欧洲建立更成熟的战略伙伴关系；欢迎亚洲推动自身的地区统合；容许中国逐渐崛起为主要大国，同时制止中国可能将意图向侵略性转变。通过建立制度，美国应该一方面致力于驯服国际体系，另一方面找到政治中间地带，以便建立新式的、强调区别对待的、持久的自由国际主义。通过社会统合，美国应该在主要大国之间寻求培养跨越政治和文化分裂带的共同目的感和共享身份感，将竞争性要求导向合作性方向。
为了有效应对多极世界回归之后的地缘政治对抗，为了确保新的大战略能够稳步推行，美国还必须从国内政治入手，开创一个新式的更强调区别对待的持久的自由国际主义。库普乾一直坚持认为，自由国际主义应该是美国大战略的基石。为此，美国需要“找到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适当结合，平衡相互竞争的地区利益和文化，让外交政策远离从美国早期开始就一直使之扭曲的政党斗争。”【注释】Ibid., pp.230-231. 【注尾】
在库普乾看来，美国政府现在面临的挑战在于，必须在国外参与程度与国内政治之间不断维持一种平衡。美国今天的领导人必须以罗斯福为榜样，在做得太多和做得太少之间寻找中间道路。犯两个极端中任何一个极端的错误都是同样危险的。一方面，没有制约的单边主义会把盟国变成反对者。另一方面，追求没有足够政治支持的国外参与也将是一种过度扩展，并有遭致反对和向孤立主义迅速回归的危险。库普乾指出：“两者之间就是中间地带，就是新的更强调差别对待的自由国际主义，在此基础上可以长期建立并维持一个新的更强调选择性的大战略。”【注释】Charles Kupchan, The End of the American Era, p.231. 【注尾】因此，他建议，美国领导人应该像罗斯福成功创建联合国那样，宁要能够实现的最小值，也不要无法得到的最大值。
五 分析与评价
库普乾不仅从美国大战略、美欧关系、国内政治、历史变迁等多重角度全面系统地分析了美国时代必然走向终结的历史命运，而且还据此为华盛顿迎接美国治下和平之后多极世界的回归提出了颇具战略性的应对之道。他的分析耐人寻味、发人深省，是研究美国战略与外交、美欧关系、21世纪地缘政治的必读之作。
《美国时代的终结》最精彩之处莫过于对“未来美国优越地位和全球稳定可能面临的核心挑战”提出了独到的分析【注释】Charles Kupchan, The End of the American Era, 基辛格封面评语。【注尾】，作者大胆而雄辩地宣称，美国治下的和平时代即将结束，美欧分裂将重蹈罗马分裂的历史覆辙，国际体系将重归大国之间的地缘政治对抗。得益于深厚的理论功底和丰富的从政经验【注释】库普乾曾在第一届克林顿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任欧洲事务主任。【注尾】，库普乾从战略的高度、用历史的经验、以严谨的分析对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的实力和外交政策进行了一次重要的、挑战性的重新评估，对认为美国优势地位会经久不衰、可以再现罗马帝国强盛时代的自鸣得意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对美国极大漠视甚至蔑视欧盟崛起之地缘政治意义的传统思维进行了猛烈地批评。这种重新评估、鞭挞和批评尽管并不新鲜【注释】预言西方解体早就大有人在，参见Mary Kaldor, The Disintegrating West (New York: Hill & Wang, 1978); Owen Harries, “The Collapse of ‘The West’,” Foreign Affairs, Vol. 72, No. 4, September/October 1993, pp.41-53. 【注尾】，也并不比其他相类“美国衰落论”分析【注释】参见Emmanuel Todd, After the Empire: The Breakdown of the American System, translated by C. Jon Delegu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3）; Joseph Nye,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Eagle has Crash Landed,” Foreign Policy, No. 131, July/August 2002, pp.60-68; John Ikenberry, “America' Imperial Ambition,”Foreign Affairs, Vol. 81, No. 5, September/October 2002. 【注尾】高超多少，但却恰逢其时。该书出版于2002年，却预先为2003年伊拉克战争前后凸显出来的美国单边主义倾向和美欧分歧提供了颇为精准的预测和颇有说服力的解释，就好像“在电影公映之前库普乾就已经对情节了如指掌了”【注释】The Modern Tribune Book Review, February 4, 2003, at http://themoderntribune.com/kupchan.htm. 【注尾】。该书的出版因此引起了各届的广泛关注，并于2003年和2004年连续再版。很多观察家也都因此对库普乾其人其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注释】参见Charles Kupchan, The End of the American Era, 封面和封底评语。【注尾】
《美国时代的终结》独到之处还在于，它从美国国内政治的角度探讨了美国单极时刻难以为继的基本逻辑，为读者更全面地解读美国外交和战略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思考维度与素材。库普乾从美国建国以来的发展历程，从美国国内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之争、不同地区利益与文化分歧、两党政治斗争等方面，解释了为什么恐怖主义威胁既不能帮助美国避免回归单边主义与孤立主义的危险组合，也不能帮助美国形成恰当的大战略。对此，约翰·艾肯伯利给予了很高的评介。他说：“库普乾最富洞察力的地方在于说明了美国独特政治文化对大战略的影响。”【注释】Book Review by G. John Ikenberry, Foreign Affairs, Vol. 81, No. 6, November/December 2002, p.182. 【注尾】而这一点对于研究美国的中国学者来说尤其具有启发意义。正如王缉思所指出的，“我们在对美国霸权的研究中，最薄弱的环节恰恰在于美国霸权主义的国内根源”【注释】王缉思：《美国霸权的逻辑》，《美国研究》2003年第3期。【注尾】，对美国的霸权研究如此，对美国的外交和战略研究也是如此。
当然，库普乾的分析也并不是无懈可击的，《美国时代的终结》也是一部极富争议之作。最大的争议来自于他对欧洲崛起及美欧对抗的分析。很多学者并不认为，欧盟是美国主导地位的潜在挑战者。《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发表的书评指出，库普乾对欧盟军事力量的发展和政治野心的集结过于乐观了，经济上欧盟可以和美国平起平坐，但是军事上不会。【注释】Marius Hentea, “The End of American Primacy,”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December 5, 2002. 【注尾】菲利普·戈登并不认为大西洋关系会发展到无法挽救、不可调和的分裂程度。【注释】Philip Gordon, “Bridging the Atlantic Divide,”Foreign Affairs, Vol. 82, No. 1, January/February 2003, pp.70-83. 也请参见Andrew Moravcsik, “Striking a New Transatlantic Bargain,”Foreign Affairs, Vol. 82, No. 4, July/August 2003, pp.74-89; Ronald Asmus, “Rebuilding the Atlantic Alliance,”Foreign Affairs, Vol. 82, No. 5, September/October 2003, pp.20-31. 【注尾】罗伯特·杰维斯虽然肯定“《美国时代的终结》对认为美国优势地位、民主传播和经济全球化已经结束大国竞争的流行观点提出了振奋人心的挑战”【注释】Charles Kupchan, The End of the American Era, 杰维斯封底评语。【注尾】，但他也认为“欧洲不会在传统的均势意义上抗衡美国。”【注释】Robert Jervis, “The Compulsive Empire,”Foreign Policy, No. 137, July/August 2003, pp. 83-87. 【注尾】理查德·罗斯克兰斯则指出：“欧盟不会寻求成为另一个与美国竞争或威胁美国的军事超级大国。伊拉克的失败并不会导致美国时代的终结。”【注释】Richard Rosecrance, “Croesus and Caesar: The Essential Transatlantic Symbiosis,”The National Interest, No. 72, Summer 2003, pp.31-34. 【注尾】在他看来，美欧关系不是火星人与金星人的关系，而是恺撒（Caesar）与克利萨斯（Croesus）的关系，前者拥有无限的军事和政治能力，后者则积聚了无限的财富，他们彼此需要，共生共栖。虽然罗斯克兰斯的批评直指卡根，但也适用于库普乾。库普乾和卡根都认定大西洋关系今非昔比，尽管认定的根据截然不同，前者认为欧洲会成为美国的强大对手，后者认为欧洲过于软弱，但是他们对美欧关系的判断都只是一家之言。
《美国时代的终结》给人带来的最大疑问在于，如果真如库普乾所言，欧洲将不可避免地崛起为一支重要的抗衡美国的地缘政治力量，那么他何以乐观地认为美国能够以恰当的大战略驯服未来的多极体系呢？库普乾对美欧对垒的解释是建立在两个不确定的假设基础之上的，一是美国不会有效调整自己的内政外交，并重建大西洋联盟；二是欧盟成功实现崛起之后必然继续以反美为外交指向。【注释】Helle Dal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U.S. Empire?”European Affairs, Vol. 4, No. 1 Winter 2003. 【注尾】而他给新的美国大战略开出的药方是实行战略克制，尤其对欧洲，建立和维护国际制度，并促进社会统合。倘若他对迷津的指点是可行的，那么美国就不仅可以调整自己的外交，与欧洲重修旧好，而且能够促使欧盟的外交指向由反美变为亲美。这样，他所预言的不可避免的美欧对抗就成了可以避免的了。
同样，库普乾把美国时代的终结归因于美国国际主义的式微也存在相似的逻辑悖论。既然美国已经厌倦了作为全球卫士的角色，恐怖主义威胁也无法改变美国对全球参与的反感，那么他何以乐观地认为，美国可以开创一个新式的更强调区别对待的持久的自由国际主义，从而有效管理以地缘政治对抗为主要特征的多极世界呢？诚如罗伯特·塔克在评论《美国时代的终结》时所指出的，在主要对手缺席的情况下，美国对承担霸权重负的反感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这种反感并不足以导致它放弃作为秩序供给者的荣耀”。【注释】Robert Tucker, “Europe Challenged,”The National Interest, No. 72, Summer 2003, pp.143-147. 【注尾】一旦占据了指挥者的地位，任何国家都不会心甘情愿地放弃它，美国也决不例外。如果美国主动退避，那么它就难以重新塑造作为大战略基石的强调参与的自由国际主义；如果美国不会主动退避，那么，要么美国时代不会因此而快速走向终结，要么美国无法按照库普乾的设计积极克服单边主义本性、有效管理美国时代终结之后的多极对抗。
库普乾似乎并没有意识到悖论的存在，但他却在有意无意中对此做了弥补。他虽然认为美欧会重蹈罗马分裂的覆辙，但正如最终导致罗马帝国及其继任拜占庭帝国衰亡的乃是非欧洲权力的兴起，欧洲只是美国的近期对手，最终导致西方世界终结的可能也是非欧洲权力的兴起，亦即亚洲的崛起。【注释】Charles Kupchan, The End of the American Era, p.158. 【注尾】至于仍然处于传统地缘对抗中的东亚何以会成为已经远远走在时代前列的西方的掘墓人，则超出了库普乾的讨论视野。尽管库普乾一再批评他人并警告自己不能简单地用历史或现实推断未来，但他对亚洲崛起并挑战西方的判断还是使他带上了鲜明的历史循环论特征，犯了自己最不想犯的失误。
《美国时代的终结》对未来地缘政治的分析也是不够严密的。虽然库普乾认为，美国时代的终结将引入一个不可预测和令人不快的传统大国之间竞争和冲突的世界，但他并没有说明这个世界到底有多危险、多可怕，他既反对现实主义的预期，也不认同自由主义的判断。尽管他一概否定了米尔斯海默等人对未来地缘政治分裂带的分析，坚持认为这样的分裂带并不存在，但他又在其他地方，通过讨论美欧关系重新肯定了地缘政治分裂带的出现。库普乾还表示：“美国时代的终结并不意味着回归到……传统的均势体系。相反，它预示着向一个新的未知的历史时代发展，这个新时代将以一套新的潜在力量和新的博弈规则为指导。”【注释】Charles Kupchan, The End of the American Era, pp.34-35. 【注尾】然而，他并没有明确告诉我们这样的力量和规则将是什么。 作者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美国室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