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洪立 2004年7月7日上海《外滩画报》
【编按】查尔斯-库普乾(Charles Kupchan)是美国乔治敦大学国际关系教授、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曾任克林顿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欧洲事务主任。 2004年6月下旬，他在上海接受了《外滩画报》的独家专访。库普乾曾经是美国候任国务卿约翰.克里的外交政策顾问。他认为，约翰.克里更倾向于“自由派国际主义”立场，可以使美国恢复道义领袖的地位。美军战略方面，现已实施一种机动化的新策略，即减少在冲绳、韩国和德国等地的固定驻军人数，代之以更为机动、可迅速派往世界任何地方的应急反应部队，諸種军力转移的现象主要反映了这种战略调整。
世界多极化 得等二十年
《外滩》：你预见到美国时代的终结，这一衰落将从何时开始？
库普岑：一般我不用“衰落”这个词，因为这意味着美国将失去竞争优势，经济走下坡路……这个问题应该这么看：尽管美国仍会保持强大，但由于其他国家的崛起，它的相对地位将趋于衰落。今天美国绝对主宰国际体系的局面会一直持续下去吗？答案显然是：否。
这一趋势其实已经开始了。过去几年来，有些国家开始质疑美国的领导地位，欧洲经常采取与美国迥异的立场。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他国家发表与美国不同看法的情况也会越来越多。
《外滩》：世界何时将从单极走向多极？
库：当今世界仍只有美国一极。但在本世纪的头十年中，我认为它会走向“一极半”——多了欧洲的“半极”；而到了2020年，世界将完全多极化，出现三大权力中心：一个在北美，一个在欧洲(可能包含俄罗斯)，还有一个在东北亚。
东北亚的关键问题是：中国和日本最终到底会成为互相牵制的竞争对手，还是在某种程度上效仿法、德合作的模式，追求本地区的融合与和解。如果是后者，中日两国就可以共同崛起，作为一个整体成为亚洲的一大权力中心。这种前景更为可取，否则随着中国变得强大，日本可能会感到担心并重新武装，导致亚洲的不稳定。
《外滩》：但中日关系似乎问题不少？
库：如果我是中国领导人的顾问，而他们问我“有什么事我们应该做而没有做”的话，我会说：与日本和解，把过去的事置之身后吧。因为中日关系正因历史问题而陷入僵局，二战遗留下的仇恨仍未消解。你们批评日本不承认南京大屠杀、慰安妇等等罪行并进行充分道歉，这些可能都是事实，但最后总有一个超越过去向前看的时候。
应该师法德国和法国的先例。这两个国家历史上曾多次交战，也结下了宿怨，但后来他们终于说：“那些都已经过去了，让我们一起共建未来吧。”如今两国已成为一体化欧洲的核心。我觉得，中国和日本是可以走这条路的，这样它们可以共同成为本地区的经济和地缘政治中心。但这需要做很多工作，需要中国领导人勇于面对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这在处于变革和政治现代化过程中的当今是很不容易的。
《外滩》：那么印度呢？
库：印度也会走上强国之路，不过步子将比中国更慢。印度有一块块孤立的比较富裕、教育水平较高的地区，但贫困现象仍很严重。我认为中国在许多方面领先于印度，因为中国对教育和医疗卫生的投入力度比印度更大，因而中国会比印度崛起得更早一些。
中国：和平崛起与潜在危机
《外滩》：中国要成为强国，还需要做哪些事？
库：我认为中国领导层现在做的事很明智：与周边邻国和美国保持良好关系，这样才能专心发展本国的政治和经济；中国在进行军事上的投入时，注意避免让邻国有受威胁感，因为它发展的不是“蓝水(远洋)海军”和世界级的空军。对美国和其他关注中国的国家来说，这些都是积极的迹象，因为它们并不表明中国怀有侵略性意图。
但将来总有一天，中国会决定进一步发展其军事力量，比如建立用来保护石油运输航道的“蓝水海军”。届时的主要问题将是：当中国朝这个方向发展时，其他国家会如何看待？这取决于中国是否愿意充分融入国际体系。如是，其崛起就会被认为是对和平稳定的贡献，否则就会被视为对国际社会和美国在亚洲地缘政治地位的威胁。
《外滩》：在中国的发展过程，是否存在着潜在的危机因素？
库：可能导致政治不稳定的因素应该是存在的。我担心的主要有两点：一是在人数日益增长的中产阶级群体与城乡大量的贫困人口之间，差距越拉越大的收入不平等现象；另一个是迅速的现代化带来的社会失衡——由于中国的经济和社会都在迅速变化，政治体制能否跟上可能成为问题。
这使我想起1920年代初的德国：经济迅速现代化，工人阶层要求民主的呼声高涨，但受到贵族阶层的阻挠，结果导致民族主义情绪的爆发和政治动荡。但我认为，中国在经济和政治上都会逐渐走向自由，而且在经历“文化大革命”之后，人们认为变化来得慢一点要比来得太快更好，这种观念有助于政治稳定。
太平洋美军西调为什么
《外滩》：你认为台海爆发战争，以及美国进行干预的可能性有多大？
库：我认为至少在近期内没有这种可能性，台海仍将维持现状——台湾不会宣布独立，也不会修宪。我不会打赌开战，希望两边的领导人都负起责任，看清战争对谁都没有好处，并尽量加以避免。当然有时候情况未必尽如人意，否则世界就不会有战争了。
一旦冲突爆发，根据现在的形势判断，我认为美国政府会进行干预。但这不一定意味着中美之间会直接对阵，美国可能只通过展示武力进行遏制，或者(为台湾)提供后勤支持，避免直接与中国交战。但这些只是假定性的，但愿永远不会成为现实。
《外滩》：中国媒体对最近美国军力向西太平洋的调动相当关注，你是否也注意到了？这是否意味着美国防务政策有重大调整？
库：我听说有更多的航空母舰被调到夏威夷和关岛，但我据我所知，这次兵力向太平洋地区的集中主要是针对朝鲜半岛，并不是为了和中国打仗。美军现在正在实施一种机动化的新策略，即减少在冲绳、韩国和德国等地的固定驻军人数，代之以更为机动、可迅速派往世界任何地方的应急反应部队，你们看到的军力转移现象主要反映了这种战略调整。
《外滩》：有不少人认为，美军西调关岛是因为夏威夷太远，来不及驰援台海冲突。
库：我只能说：在华盛顿我还从未听说过这种说法。我听到的是：一切调动只与朝鲜有关。
欧盟军力仍难与美国抗衡
《外滩》：你是欧洲问题专家，预言欧洲将最先拥有挑战美国霸主地位的实力。上周欧盟首脑通过了欧盟宪法草案，你认为欧洲议会何时会通过这部宪法，欧盟何时会有一位总统？
库：很难断言草案什么时候会获得通过。据我所知，有7个成员国已决定对欧盟宪法进行全民公决，这将使整个批准的进程慢下来。有些人认为经过全体成员国批准的过程可能长达两年，但有些事可能在宪法通过前先行实现，比如欧盟外长和外交使团的产生等等。
现在主要的问题是英国会不会批准欧盟宪法并加入欧元区，因为英国的完全加入将使欧盟更为强大。我原先认为，围绕伊战的种种争议会使英国人更靠近欧盟一些，但这并没有发生，英国人对欧盟仍抱怀疑态度。
《外滩》：在军事上，有朝一日欧洲会变得和美国一样强大吗？
库：我认为这在今后20年内不会发生。可以设想到2025年欧洲会拥有一支世界级的军队，但可能性不大，我不会打这个赌。我愿意赌的是，届时欧洲将有一支拥有相当实力的区域性中等规模军队，但不是超级大国式的。近期他们的挑战将是在各国军队间进行协调，以便拥有对付一场小型战争的能力，比如可以干预巴尔干冲突。但它在军事上仍然无法和美国抗衡。
如果克里当选美国总统
《外滩》：你公开支持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约翰·克里，并加入其对外政策顾问班子，这是出于对其某些政纲的赞同，还是出于对布什政策的反对？
库：两者都有。我认为布什不是一位行事有效的总统，他的一些政策损害了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因此我支持他的竞选对手，不管他是谁。不过，我也认为克里代表着更加中立、温和和传统的美国对外政策，可以使美国恢复道义领袖的地位。我觉得，他获胜的可能性相当不小。
《外滩》：一旦克里当选了，他的对外政策和布什会有哪些不同？
库：我认为，在任何一个特定问题上，两人的区别并不会非常明显。比方说在伊拉克，克里的政策会有很大不同吗？不会的。在中东和平进程上，他的政策会有显著不同吗？大概不会。在台湾问题上，他会说“这件事从此我们不再插手了”吗？也不会。
但我认为，无论在实质和风格上，克里在以下几方面会和布什有很大区别。首先，他更看重美国与合作伙伴及盟友的关系，而且不只是出于利用对方的目的；他真正相信国际社会的作用和联系各国的纽带。其次，我认为他做事的风格手法会让对方更易于接受，而布什的做法是毫不在乎别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时候，美国尽可以为所欲为。克里不会这样做，他会更注重集体利益，更倾向于“自由派国际主义”立场。
《外滩》：美国出过不少外交学者成为决策者的例子，比如基辛格、奥尔布赖特和赖斯。克里当选的话，可能任命你担任什么职务？是进国家安全委员会，还是进国务院？
库：(笑)这我一点也不知道。他身边一个核心团队，比如理查·霍尔布鲁克，山迪·伯格，参议员拜登、前参议员加里·哈特等等；我离这个内圈还远着呢。再说，我还没有确定要不要加入政府，也可能留在学术界吧。
美国外交界：理论界与决策者
《外滩》：目前美国有几种影响对外政策的主流学说或流派？
库：美国在这方面的分野又多又杂。大约在15年前，如果你知道某个人是民主党中间派，你就可以预料到他对各种外交问题的大致立场。现在一切都乱套了，很难从一个人的政治观点推断出他的外交立场。
不过笼统地说，大致可以分为四大阵营，共和党方面有右翼强硬派和温和派，民主党这厢也有左翼强硬派和温和派。右翼强硬派的代表人物是小布什和新保守派；共和党温和派有老布什、参议员麦凯恩、卢格、海格尔等等，他们与民主党中间派的差别很小，主要是在国内政策上；而左翼强硬派的观点主要是反战、削减军费，但他们在政治上力量非常弱，尤其是在后“9·11”的政治环境中。在向阿富汗开战的表决中，只有一个参议员投了反对票——一位来自旧金山的民主党自由派女士。
《外滩》：美国外交学术界与决策层如何互动？
库：在华盛顿，政府官员与学者、智囊人士经常举行讨论。但我想说的是，本届行政当局是最封闭的一届政府，至少是我长大成人后所知道的登峰造极的一届。他们很少与外界交流，我想不起来自己什么时候和布什政府的任何一位高官探讨过，我认为他们对和我交谈不是特别感兴趣(笑)。
通常他们一旦形成了某种看法，就会径直去推行；就算要征求外界意见的话，他们也只会找一个观点与之相同的。我觉得这很让人担忧——白宫如此自闭，连新闻记者也得不到消息，谁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副总统)迪克·切尼是何许人大家都弄不清，因为他极少露面；即使出来发表演讲，他也只到传统基金会、美国企业协会这类充斥着支持者的机构。
数风流人物 今不如古
《外滩》：你认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外交决策者或外交官是谁？
库：这个问题真的好难。(沉吟良久后)我最尊敬的美国领导人是那些开国先人，比如华盛顿、杰弗逊等人，他们的远见卓识至今仍让人惊叹不已。如果要说现代的人物，我脑子里最先想到的两个名字是富兰克林·罗斯福(1933-45年美国总统)和乔治·凯南(战后对苏遏制政策的首创者)。亨利·基辛格是个争议性角色，因为他卷入了越战和尼克松的丑闻，但他对现代美国外交的影响相当大。
《外滩》：你对亨廷顿和他的《文明的冲突》如何评价？
库：我认为他错了。他也有对的地方：文明的作用很重要，不同社会在互相打交道时，会受各自文化的影响；在文化相近的国家之间，确实更容易维持持久的和平，比如美国和加拿大。
但反过来，情况就会相反的理论并不成立——缺乏文化相近性的国家，未必就注定要发生冲突。总的说来，同一种文明内部发生冲突的可能性，要大于跨文明冲突的可能性。他提出伊斯兰世界会与美国发生冲突，但即使在“9·11”和伊拉克战争发生后，我仍然认为这是不正确的——伊斯兰世界内部的冲突，会多于它与美国的冲突。
他还提出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会联手挑战西方，而我迄今还没有看到任何这方面的迹象。如果美中之间出现竞争，我认为其目的不会是为了文明和文化，而是会为了权力和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