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古尔默·阿布杜罗(Gourmo Abdoul LÔ) 著 马京鹏 译 《国外理论动态》 2012年第9期
本文为毛里塔尼亚进步力量联盟国际部秘书古尔默·阿布杜罗(Gourmo Abdoul LÔ)于2009年6月在巴西圣保罗召开的金融危机与左派战略国际研讨会上提交的论文，并刊登在法国《国际通讯》杂志2010年“国际金融危机”专刊上。文章分析了中非友好合作关系的起源和发展以及中国在援非投资中发挥的影响，认为中国在非洲的投资进程仅仅是反映中国经济在全球扩张和在世界经济体系中重新定位角色的一种正常活动；中非之间的这种特殊合作体制让非洲国家从物质上和精神上都得到了实惠;中国对于非洲来说，并不是人们惧怕的“新殖民主义”，而是一种全新的发展机遇，一种真正的“双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今天，许多人谈到中国在非洲的各种活动，总认为这是一种“大规模入侵”，中国投资如海啸般席卷非洲市场。如今的景象与毛泽东时代已完全不同了，当时中国派往非洲的那些“赤脚医生”、建筑工人等，仅仅在非洲土地上划定的一个小圈子内没日没夜地工作。如今，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在非洲的经贸活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中非“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了新的篇章。
非洲对于中国的重要性可以追溯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彻底反对帝国主义的策略。从60年代初开始(当时的大部分非洲国家正在争取独立)，中国明确地反对西方殖民主义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当时的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被认为是第三世界国家的主要同盟，均处于帝国主义笼罩的风暴区，为争取民族独立和社会的自由而不断抗争。万隆会议(1955年4月18—24日)召开后，中国制定了第三世界国家外交战略，将非洲作为其国际政治交往的一个主要方面。这种外交战略主要是为了防止在国际社会中被包围和孤立，因为当时的国际舞台主要是美苏两大阵营的对立格局。因此，中国认为在这个背景下诞生的不结盟运动是“集体力量的联盟”，并给予了积极支持。经过对当时国际形势的战略分析，中国建立了与非洲的“伙伴政治”关系。
从政治层面看，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倡导的“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等“和平共处”原则，已经成为了中国政府遵循的处理国家关系的准则。
中国的反殖民主义首先表现在强烈抗议法国在北非愈演愈烈的殖民活动，以及强烈反对英美帝国主义入侵埃及(1956年埃及宣布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英美不甘心失去在运河中的利益，由此发动了战争)。很快，这种反殖民主义运动就演变成了支援非洲人民斗争的行为：反对南非的种族隔离，反对法国轰炸突尼斯边境西迪·尤素夫，反对法国军队残酷镇压阿尔及利亚起义者和参加抵抗的人民，反对葡萄牙殖民战争，等等。
1963年12月14日到1964年2月4日，周恩来总理率领庞大的中国代表团先后访问了埃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加纳、马里、几内亚、苏丹、埃塞俄比亚、索马里等10个非洲国家。中国的这种“团结非洲”外交政策自此拉开了序幕。在加纳首都阿克拉，周恩来拜会了非洲独立运动领袖、泛非主义主要倡导者恩克鲁玛。正是在这次访问中，周恩来总理宣布了中国政府对非洲国家实施经济技术援助的基本原则，特别提到要尊重受援国主权，平等互利，专家待遇一律平等，中国以无息或低息贷款方式提供援助，帮助受援国走自力更生、经济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力求投资少、收效快等。令世人钦佩的是，中国政府提出的这些原则是不附带任何条件的援助，这与当时西方国家实施的单边合作中强加给非洲的诸多政治经济条件完全不同。而中国的对非援助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由于自身的发展落后，尤其是10年“文革”的影响，遭受了很大的损失。
中国政府对当时的反殖民游击队从武器、装备、培训等方面提供了大力支持，这也成为后来中国外交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的原因。不仅在非洲大陆，而且在国际舞台，尤其是在联合国，中国得到了非洲大家庭的鼎力支持：无论是台湾问题、人权问题还是西藏问题等。
从20世纪70年代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一切权利后，便开始在国际关系中开展大规模外交活动，并将与非洲的友好关系作为外交活动的中心，以期摆脱在两大阵营对抗中的被包围态势。当时几乎全部的非洲国家都从中国的经济援助政策中受惠，一些重大援非工程项目举世瞩目，例如连接坦桑尼亚与赞比亚的坦赞铁路等。在中国援非的任何一个地方，中国政府都提供了无息或低息贷款，并建成了当地因各种原因无法或不愿建造的基础性工程：各类学校、博物馆、体育场、少年宫、大会堂、桥梁、港口等。所有这些建筑的工期都创造了历史纪录，为非洲人民、尤其是非洲的年轻人创造了融入现代化生活的途径。而一直以来依靠向西方出口原材料的非洲国家经济也因为中国援建的这些设施(铁路、桥梁、港口、公路等)而大幅降低了成本。即使那些因国家采取过度的城市化扩张政策以及外向型经济政策而被长久遗忘的非洲农村也从中受益，尤其是中国政府对非洲国家的农业和医疗援助一直延伸至非洲最偏僻的乡下。
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是中国实施对外开放政策的第一个阶段。在此期间，在巩固与非洲国家关系已有成果的基础上，中国开始加强与亚洲周边国家和工业化发达国家的关系。借助于当时大型国际企业的去本地化生产以及众多合资企业的成立，中国开始抓住机遇发展本国贸易和促进工业化进程(这一时期就是中国被称为“世界工厂”的开始)。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取得了巨大成就，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
在这个不可思议的发展过程之初，中国新的经济政策受到西方世界的赞赏，中国也成为发展中国家成功融入世界经济的楷模。当时的西方人认为，中国的变化是一个意外收获，中国是正在孕育中的另一个日本，它为资本主义的扩张打开了一个新的空间。他们期待印度、巴西、东欧等国家也迅速走上这条道路。当然，这种激情未免有点过分了，历史总是让人出乎意料，它并不理睬新自由主义者的狂热和幻想，仍然沿着自己的道路前行。
尽管各种思潮不断涌现，资本大量流动，中国对世界的开放越来越深入，但这种对外开放始终处于中国的掌控之中。它通过强化与改善共产党内部的治理方式，以及对未来的规划能力和对经济社会变革中的中国社会的控制能力，赢得了政治上的稳定。
从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一个新的中国出现在世界面前，它逐渐开始引起世界秩序的变革，甚至让其他国家产生了防御情绪。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发动机，成为解决严重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决定因素。具体地说，世界性的金融和经济危机直接触及不稳定的混合经济体制，这种体制在西方世界不受约束(赤字累积)，而在中国却得到控制(储蓄激增)。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开始“大规模进入”非洲。这也决定了非洲大陆与其他国家关系的命运，尤其是与西方大国。从中非贸易角度来看，一系列数字还是非常有说服力的：中非贸易从2000年的100亿美元上升到2008年的1070亿美元，年均增幅达45%，首次超过非洲与美国的贸易额。2003年，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存量为4.9亿美元，2008年达到78亿美元。在非洲进行直接投资的中国企业从2000年的500家左右上升到2008年的900多家。
随着中非贸易关系的飞速增长，中国和非洲开始通过政治领导人的双边和多边会晤机制来从政治上巩固这种关系。继江泽民和朱镕基之后，胡锦涛和温家宝继续发展中非关系，几乎走遍了与中国有外交关系的48个非洲国家。2000年10月，非洲45个国家参加了在北京举办的“中非合作论坛”。该论坛每三年举行一届部长级会议，轮流在中国和非洲国家举行。许多人将中非合作论坛和法非峰会作对比，并开始用“中国非洲”代替“法国非洲”。
中非之间的这种政治会面以及双方贸易额的激增引起了非洲的西方传统合作者的强烈不安。2008年，在希拉克总统的前非洲顾问迈克尔·邦尼考斯(Michel de Bonnecorse)呈递法国外交部长贝尔纳·库什内(Bernard Kouchner)的一份报告中指出，中非关系的发展使法国在非洲的经济利益受到威胁，中国越来越无视法国的存在，几乎拿到了非洲所有行业的合同，甚至包括卫生领域。法国负责与法语社会合作事务的国务秘书阿兰·若昂岱(Alain Joyandet)在《费加罗报》的一篇访谈中指出，法国为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提供的发展援助达到35亿欧元，这主要是为了继续维持法国在这些国家的影响，并使本国企业得到发展。但问题是，这种“影响”本身却受到新的国际劳动分工逻辑的制约。后工业时代的法国(与德国和日本截然不同)不断将其产业发展的重点放到高科技和特殊服务领域(如空客飞机、阵风战斗机、核工业、石油勘探与开发等)，而对日常消费品的生产，尤其是针对非洲家庭的消费品生产的投入越来越少。
在这种情况下，让西方担忧的不仅是中国在非投资的规模和不断的扩张，更主要的是投资的逐渐多元化，而这些完全取决于中国庞大无比的金融储备。
那么，这种投资是否给非洲大陆的发展带来了损害?这种投资与其他外国投资是否有区别?中非贸易结构是否反映了中国的一种实质上的霸权主义或是一种新殖民关系?这些就是今天指责中国奉行“新殖民主义”的人们所提出的具体问题。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在非洲的投资进程并不能反映出一种方向性的特殊的经济和贸易目的，而仅仅是反映中国经济在全球的扩张和在世界经济体系中重新定位角色的一种正常活动。
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解放了国内生产力，西方的大企业被其产生的无限机遇所吸引，从而在全球范围内加速了去本地化生产，进一步加快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去工业化和过度金融化的进程。从这两个层面来看，很显然，中国并没有责任去将自身的经济和贸易利益集中在某些特定领域和具体行业，并不是像那些批评中国实行所谓新殖民主义的人们所说，中国针对的是非洲的矿产。我们应当看到，在中国成为非洲的主要贸易伙伴之前，日本(2004年)、印度(2008年)、巴西(2009年)、澳大利亚等国已经和非洲建立了很深的合作关系。
其实，针对中国的一个最主要的批评就是关于中国投资的性质问题。中国在非洲的投资主要集中在采掘工业领域，其在矿山和石油开采的胃口真的是难以得到满足。最近，中国在非洲农业领域不断增长的利益需求又让诋毁者找到了批评的机会。他们指责中国对非洲人民赖以生存的敏感领域进行了毁灭性掠夺，非洲人民即将丧失自己的土地和生产权利。对于非洲来说，中国以低价大量出口必需的传统商品，不仅侵占了非洲市场，并且对非洲本土的制造业形成了威胁(城市的小型机械厂、装配工厂、地方手工业、纺织业等)。此外，中国在非企业的行为与非洲大陆上传统的西方企业并无太大差别，当地劳动力仍然拿着微薄的工资度日。
西方社会、甚至非洲某些公民社会组织发出越来越多的声音，指责中国无视非洲的人权状况、社会治理和民主等。
如果说大部分针对中国的批评是建立在客观事实基础上，希望引起合作双方的重视，那么我们有必要指出，这些批评意见其实并不能反映出任何的强权主义或新殖民主义的不平等关系。事实上我们看到的是，这种国际关系中的特殊合作体制让非洲国家从物质上和精神上都得到了实惠。
事实就是这么简单，但也发人深思：中非友好合作关系使非洲国家在其现代史上第一次看到一个强大的外国力量为非洲大陆带来了巨大利益，而且并无半点暴力痕迹，没有可耻的剥削，没有公开的歧视和高傲的姿态。《思想》杂志在其2007年11月的中国与非洲专题中有这样一个标题：谁害怕中国在非洲的发展?作者写道：无论如何，从近两三年非洲经历的增长来看，中国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在非洲亟需的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在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中，中国有效的经济治理使非洲经济受益，抵制住了危机的冲击。南非新兴市场研究机构“前沿咨询”(Frontier Advisory)首席执行官马丁·戴维斯(Martyn Davies)指出，如果没有中国，许多非洲国家，尤其是依赖原材料市场的国家，不可能在2009年保持经济增长。中国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对于非洲来说绝对是个利好的消息，而非洲经济未来的增长将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联系在一起。
中国在非洲发挥的积极作用越来越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主要的国际组织都已经承认这一点，并且对中非关系的某些领域给予了大力支持，但是这些国际组织自身并没有成为与非洲合作的典范。
世界银行在2008年发布的一项报告中指出，中国的投资帮助非洲减少了贫困，尤其是在其他大国不重视的国家帮助建造了桥梁、公路和医院等公共设施。面对中非合作的现实以及当前席卷全球的金融和经济危机，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认为，中国与非洲越来越紧密的合作关系对于降低当前危机的消极影响做出了贡献。当然，非洲国家在这场危机中也充分认识到了中国的作用，它们其他大部分的合作伙伴大量减少投资，削减融资以及在非洲的经贸活动。正如赞比亚总统鲁皮亚·班达(Rupiah Banda)所说，在经济危机最严重的时候，某些投资国大量削减投资或撤出资金，而中国企业仍在非洲正常开展经营活动。
在非洲人看来，北方发达国家与非洲“合作”时在对非援助方面总是不能信守诺言，而中国的行为完全与这种“国际传统”决裂。2009年11月在埃及沙姆沙伊赫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上，中国承诺在未来三年内向非洲国家提供100亿美元总额的优惠贷款，同时对非洲与中国建交的重债国和最不发达国家，免除截至2009年底对华到期未还的政府无息贷款债务。所有这些承诺，中国均已全部兑现。
中国尤其重视外界对中非关系不平衡的批评。因此，在沙姆沙伊赫峰会上，中国政府承诺支持中国金融机构设立非洲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贷款，金额达10亿美元，主要是维护双方的贸易合作关系，鼓励非洲制造业和当地消费品市场的发展。此外，在本次峰会上，中国承诺逐步给予非洲与中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95%的产品免关税待遇。同时，除了进一步增强对非农业合作外，中国加强了向非洲出口商品的多元化服务，因为许多出口商品直接涉及某些尖端领域，如电子类、电信类、交通和基础设施等。
这里我们还必须提到中国的出口结构问题，以回应某些认为“中国制造”产品“入侵非洲”的无知批评。美国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贸易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丹尼尔·埃肯森(Daniel Ikenson)指出，日本、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在中国把产品组装、打包并出口，当这些商品离开上海、天津或广东等港口后，根据会计学中的简单规则，所有这些出口商品的总价值是属于中国的，当然我们都明白，“中国价值”只是占了全部价值中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完全可以理解德国经济学家沃尔克·泰尔(Volker Treir)所作的论断：中国经济的发展就是推动世界经济前行。
由此看来，中国为改善对非贸易的不平衡所作的努力绝对是值得称赞的。一些具体的改善措施已经体现在双方制定的行动计划中，这也标志着南南合作开启了新的时代：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非始终真诚相待、休戚与共。
对于非洲来说，这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对其未来至关重要，因为它关系到非洲发展和振兴的最关键领域。例如，除了上述举措外，根据中非合作论坛第三届部长级会议协定，中方3年内为非洲培训和培养1.5万名各类人才，向非洲派遣100名高级农业技术专家和300名青年志愿者，向非洲留学生提供的中国政府奖学金名额增加到每年4000人次，为非洲援助30所医院，设立30个抗疟中心，援助100所农村学校，等等。在沙姆沙伊赫举行的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上，中国与非洲国家签署了更多的双边合作协定。
针对许多非洲工会组织猛烈抨击中国在对非合作中的一些敏感问题，如是否遵守安全准则、环境问题、劳动力问题等，中国政府积极给予回应，并承诺引导中国企业更多地承担社会责任，同当地人民和睦相处。
在所有批评意见中，中国唯一不能让步的就是关于中国“无视”非洲政治体制的性质以及人权状况的指责。但中国政府的立场从未改变：中国严格遵守“互不干涉内政”原则，对非援助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因为“中国政府和人民始终尊重非洲国家自主选择社会制度的权利,支持非洲人民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坚信非洲完全有能力以非洲方式处理好自己的问题”。事实确实如此，在中非40多年的关系中，中国从来没有被指责过干涉非洲内政。
但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事情的发展总是不尽如人意。例如2009年中国与几内亚宣布签署一项重要的矿产和石油合作项目时，正值这个非洲国家的军人政权饱受非洲和国际舆论指责之时。从多方角度来看，中国的冷漠不仅让当地人民感到失望，同时也损害了中国的战略利益以及在受害民众心目中的形象。但是，中国对非洲政治的不介入原则产生的消极影响并不是新殖民主义，而只能被视为一种狭隘的重商主义行为。这种重商主义实际上是与市场经济自由至上的思想紧密相连的，它只能随着企业逐渐将社会维度融入市场经济体制而逐渐削弱。这就要求中国企业及时抑制住纯粹追逐资本的激情(当然这种情况在历史过渡期内仍会长期存在)，同时要完全遵守本国政府对非洲的承诺，即建立一种更加友好的、更具社会主义色彩的新型国际合作形式。中国政府和企业应当摆脱纯粹的经济主义思想，并且与西方大国的“合作”行为划清界线(当这些大国在某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金融或战略利益受到损害时，总是借人权和民主问题大做文章)。
中国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要求逐渐摆脱这种狭隘的重商主义逻辑，与历史上遭受外国统治和压迫的国家建立新型的关系，帮助这些国家摆脱外来统治(虽然这些国家有时表面上会表现出暂时的倒退)，走上另外一条道路。从历史发展来看，正是由于人民的觉醒和对改革的支持，中国才作为一个新兴大国迅速崛起。中国在建立“双赢”模式的伙伴关系中，要切实遵守自身承诺，永不称霸，这样才能巩固和加强中国经过长期艰苦的斗争赢来的非洲人民的信任。虽然这种新型的伙伴关系对于非洲来说是前所未有的机遇，但这种关系的肇始并不仅仅取决于中国方面：中非合作的成功还取决于非洲人民真实的意愿。非洲国家清醒地认识到，这种关系并不是排他性的，而是对非洲对外合作发展的补充，非洲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使其他大国仿效中非合作模式，重新调整友好合作战略，在更多平等、更少腐败的基础上推进自身发展。为此，非洲国家更应当学会依靠自己的力量，逐渐摆脱对他国的依附，加快和推进区域一体化进程，发挥自身独特优势，同时要努力掌握国际谈判技巧。
综上所述，中国对于非洲来说，并不是人们惧怕的“新殖民主义”，而是一种全新的发展机遇，一种真正的“双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译者单位：中央编译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