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阎学通2004年7月20日 《中国战略》第三期、美国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出版
（提要）如果中美双方在台湾问题上都放弃模糊战略，中美之间就有了合作的基础。中国明确武力必然用于遏制台湾独立，统一仍为和平方式。美国明确其军事介入只限于中国的武力统一，而台湾正式独立美决不介入军事冲突。这样中美在台湾独立问题上就有了战略合作的共同点，即台湾正式独立引发的战争将不是中美之间的战争而只是大陆与台湾之间的战争。这一点足以保证台独不敢正式独立，从而避免了中美之间的战争危险。
阎学通：俄罗斯可靠吗？
作者 阎学通 《国际经济评论》(京)2012年3期
【内容提要】盟友的基础是共同的战略安全利益，因此盟友的可靠性主要取决于共同安全利益的大小：大则可靠性强，小则可靠性差。俄罗斯是否可靠主要取决于中俄同盟对俄有多大的战略利益。无论俄罗斯对中国友好与否，俄都没有比与中国结盟更好的战略选择。美国不接纳中、俄为盟友的国际环境，中国不断增长的军事实力以及中国的战略合作诚意，三者能使其很容易看到俄罗斯履行盟友责任利大于弊。
【关 键 词】盟友/中俄结盟/共同战略安全/同盟可靠性 2011年10月4日和2012年2月4日，中俄两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两次联手否决了美、法及阿盟关于叙利亚问题的决议案。2012年3月28日，胡锦涛主席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峰会期间与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举行双边会晤，提出，双方更加积极地“加强在国际事务中协调配合”，“共同努力将双方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提升到一个新水平”。许多网友认为中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的政策是被俄罗斯拽下水，中俄结盟是个危险的趋势，因为俄罗斯缺少战略诚信。近日媒体又讹传普京组织撰写的俄罗斯战略报告公开将中国视为长期战略威胁。本文就中俄结盟可靠性的问题谈谈看法，以供讨论。
同盟可靠性最主要取决于共同战略安全利益
“朋友”(friends)与“盟友”(allies)是两种不同的关系，前者是以情感为基础，后者是以利益为基础。朋友的支持不以回报为目的，盟友的支持以回报为前提。盟友是指两国在安全上进行战略合作的伙伴，但之间不必然有感情上的友谊。二战时期美英都是苏联的盟友，但他们对斯大林领导的苏联没有好感。冷战时期，美国严防德国和日本两个盟友的军事力量的发展，特别担心他们发展核武器。2003年，法国和德国与俄罗斯联手，反对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美国在国际战争这样的重大问题上也无法确保法、德的支持，不得不组织自愿者同盟。
由于盟友的基础是共同的战略安全利益，因此盟友的可靠性主要取决于共同安全利益的大小：大则可靠性强，小则可靠性差。共同战略安全利益的大小可依据其基础层次排序，如国家生存、政权生存、民族统一、领土完整、海外权益等。同盟的建立、延续和解体的利益基础是不同的。建立同盟需要成员国有巨大的共同战略安全利益，延续同盟则只需要成员国的安全战略利益不受损害即可，而成员国退出同盟则需要退出同盟所带来的安全战略收益大于保持同盟关系。
1964年中苏同盟彻底破裂，1966年法国退出北约。两者虽具体原因不同，但根本原因一样，即中、法都意识到只有退出同盟才可能提高全面的战略安全能力，并获得世界大国的地位。中国当时的情况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要求成员国把共产国际的利益置于本国国家利益之上，这使得成员国无法独立自主地发展。按照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分工原则，中国就无法建立独立和全面的工业和国防体系。法国在北约内部面临美国的控制。美反对法研制核武器，只同意在欧洲部署核武器，且要由美国控制的北约来控制。法不退出北约就无法发展独立的国防力量，特别是独立的核力量。历史已经证明，中、法当初的判断是正确的。
盟友以共同安全战略利益为基础，承担的相互支持责任限于战略安全领域，在经济、政治制度、宗教信仰、意识形态、气候变化等领域的利益冲突不改变其盟友性质。盟友的诚信限于战略安全问题的相互支持而非所有国际事务上事事都支持。盟友都是独立的主权国家，之间不可避免存在利益分歧或冲突，因此盟友在非战略性安全领域互不关照的事是经常发生的。美日经济摩擦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断发生，1997-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时，美国不为其盟友韩国和泰国提供金融援助，然而，日、韩、泰都不认为与美国的同盟不可靠。当时，中国给泰国提供了10亿美元金融援助，但中泰也未成为盟友。盟友关系可保证在绝大多数战略安全问题上双方相互支持，而非盟友国家的关系则没有这种保障作用。
中国能否相信俄的同盟可靠性，需要从战略利益的角度进行分析，即中俄目前有无巨大的共同战略安全利益，这种利益可持续多长时间，中俄退出战略同盟有无更大战略利益可图。20世纪50年代，中苏将盟友关系定位于朋友+兄弟，忽视了盟友是主权独立国家的本质，于是苏联要以老大哥身份管束小兄弟，这是造成中苏同盟破裂的原因。只要中俄明确盟友的责任是战略安全领域的相互支持，而不是在所有问题上都支持，其他领域的分歧就不会造成同盟不可靠的问题。
中俄结盟的共同战略安全利益日益增大
在目前国际环境下，中、俄没有选择加入西方阵营的条件，因为美国无法接受中、俄任何一方为盟友。美国如果同意俄加入北约，欧洲国家将不再相信美国安全保护的可靠性，北约难以生存。美国如果接受中国为盟友，东亚国家则不再相信美国安全保护是可靠的，其东亚双边同盟体系将无法维持。从戈尔巴乔夫开始，中、俄两国都有人不断地提出新思维。迄今为止，由新思维指导的政策都未能改变中、俄与美国之间的战略对立本质。
俄罗斯是否可靠主要取决于中俄同盟对俄有多大的战略利益。冷战结束后，俄罗斯误以为可以加入西方阵营，从此摆脱国际孤立。然而俄罗斯做出的所有让步，包括销毁核武器和大量常规武器，都未能使其实现这一目标。北约最终东扩到其边境，俄罗斯也意识到无论如何都不会被西方接受的。为了摆脱这种战略孤立，1999年叶利钦总统访华时就提出过与中国结盟的设想，但因中国的不结盟原则而未果。普京在2000年任俄总统后，西方对俄的态度更加不友好，因此他比叶利钦更加体会到与中国结盟的战略意义。2001年中俄在“上海五国”的基础上组建了上海合作组织。目前，俄罗斯面临的西方压力比2000年更大，西方舆论普遍认定普京当选总统后俄罗斯将是一个更坏的国家；北约在波兰部署反导系统决心已定，不再与俄进行谈判。无论俄罗斯对中国友好与否，俄都没有比与中国结盟更好的战略选择。
中国的世界第二地位也使其面临着没有比与俄结盟更好的战略选择。自2010年以来，中国面临的周边战略环境是北面和西面好于南面和东面。北面和西面的战略安全环境主要得益于上海合作组织这个半同盟机制，以及中国与巴基斯坦带有同盟性质的双边关系。这就解释了，为何美国在中国西侧邻国阿富汗进行战争，在中国东面和南面没进行任何战争，但中国西侧外部战略环境仍好于东面和南面。从2008年起，中国世界第二的地位日益突显，中立政策开始对中国弊大于利。与此同时，中国与美、英、法三国的客观战略利益分歧决定了中国无法在绝大多数国际事务上得到他们的支持。在此情况下，中俄结盟可保证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中国在安理会的立场处于最差为2：3的格局，否则将是经常处于1：3(一国弃权)的格局。对比这两种格局，若是前者，中国通过外交努力在具体事务上争取对方某国调整立场，从而形成2：2(一国弃权)或3：2的概率比后者高。
更为重要的是，随着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中、俄都面临着战略合作关系弱化和国际压力国内化的威胁，这使双方的共同安全利益增强。美国虽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正如前总统克林顿2011年所说，美已无1991年发动海湾战争时的那种能力了。由于美国主导全球事务的实力相对下降，奥巴马政府采取了收缩战略，将力量从距离美国较远的中东收缩，努力巩固美国在欧洲和东亚的主导地位。在经济实力短期无望大幅提升的情况下，美国利用其军事实力优势，巩固和扩大在欧洲和东亚的同盟，是正常的理性选择。然而，这一战略使中、俄面临战略合作关系的数量或质量下降的威胁，增大了外部压力转化为破坏国内发展的危险。这种战略压力的上升增加了中、俄以结盟应对美国新战略的需求。
中俄防御型同盟的可靠性大于扩张型同盟。行为心理学研究发现，人们防止损失的决心大于扩大收益的决心。在额度相等的条件下，扣工资比发奖金更能防止员工缺勤。在目前形势下，中俄结盟是为了应对国际战略压力上升、防止战略环境恶化的防御型同盟，这与20世纪50年代在全世界推行共产主义的拓展型同盟不同。扩大收益型的同盟不仅对成员可靠性的促进力弱，而且还会因利益分配不均而破裂。然而，损失规避型同盟则无利可分，没有这方面的危险。
中俄结盟对双方至少无害
我们无法预知，如果中俄结盟，这个同盟可以延续多少年，但原理是只要同盟无害即可延续，只有更大的战略利益才能诱惑他们退出同盟。在此分析一下今后十年国际环境变化趋势可能对中俄重大战略利益产生的影响。
上海合作组织已经存在了11年，目前中俄在其中的共同战略利益呈现为进一步扩大而非缩小的趋势。双方不仅享受着避免腹背受敌的战略安全好处，而且共同战略利益正从双边交界地带和中亚向两侧扩展。在防止西方对伊朗发动战争、维护朝鲜半岛和平、东海岛屿之争等方面，中俄的共同战略利益都有增强之势。随着东亚成为世界中心，俄罗斯必然要加强在东亚的存在，而中俄结盟则可为其增加在东亚的存在提供有效帮助。
普京于2012年3月再次当选俄总统。如果普京再执政12年，这意味着西方对俄的战略压力只会增强而不会减少。即使普京不能连任，6年后戈尔巴乔夫式人物上台再次把俄罗斯搞解体，俄仍难被北约接受。为了团结从俄罗斯再次分离出来的国家，北约仍需要俄罗斯扮演他们共同安全威胁的角色。
今后十年，中俄综合实力将进一步拉大，但在军事力量上双方难有质的差别。目前俄罗斯仍是世界第二军事大国，中国军事实力与俄尚有差距。即使今后十年中国军事实力赶超了俄罗斯，双方也是同一级别。这意味着中俄同盟是军事实力对等的同盟，而不会形成美日或美欧那种主从型的军事同盟。因此中、俄都不会面临当年中国在共产主义阵营中受压制的伤害。
今后十年，中国的世界第二的地位不断突显，在全球战略利益拓展将越来越广泛，面临的战略安全问题将会越来越多，对盟友的需要将不断增长。中俄同盟对中国的战略价值也将呈上升趋势而不会缩水。中俄联手对联合国叙利亚决议投否决票不过是双方共同战略利益上升的一个表现。
本文强调共同战略安全利益是同盟可靠性的根本，但并不否认盟国战略诚信对于同盟可靠性的影响。同盟中强者的诚信是核心，而非弱者。作为盟主，苏联的诚信不如美国，这也是华约可靠性弱于北约的原因之一。荀子言：“信立而霸。”这是说，作盟主的国家有诚信才能称霸。如果中俄结盟，双边实力对比将向中国倾斜，因此中俄同盟的可靠性受中国影响将大于受俄影响。这如同美日同盟的可靠性主要靠美国的诚信而非日本的诚信。
除了诚信的理由外，认为与俄结盟不可靠的另外两个理由是与俄结盟的危害：一是将使中国与美形成冷战式对抗，二是容易被俄拽入战争。对这两害的担心主要来自对多极化的渴望及对两极化的恐惧。然而，冷战结束以来的历史是，中国一直坚持韬光养晦和不结盟政策，但“中国威胁论”经久不衰，与美国的结构性矛盾依旧。中、俄2001年建立了上海合作组织，其后七年中美结构性矛盾并无变化，而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才深化的。由于美国的全球战略需要渲染中、俄为其盟友的共同威胁，因此中俄结盟与否对中美结构性矛盾都无质的影响。核武器足以防止俄与核国家或有核保护的大国发生战争。冷战结束以来，俄与邻国发生的战争都在俄军事能力之内，无需他国军事支持。十年内看不到俄有卷入需要中国出兵支持的战争。
俄罗斯的战略家善于战略利益分析，无论有无诚信，他们都不会选择于己不利的战略。美国不接纳中、俄为盟友的国际环境，中国不断增长的军事实力以及中国的战略合作诚意，三者能使其很容易看到俄罗斯履行盟友责任利大于弊。
同盟可靠性最主要取决于共同战略安全利益
“朋友”(friends)与“盟友”(allies)是两种不同的关系，前者是以情感为基础，后者是以利益为基础。朋友的支持不以回报为目的，盟友的支持以回报为前提。盟友是指两国在安全上进行战略合作的伙伴，但之间不必然有感情上的友谊。二战时期美英都是苏联的盟友，但他们对斯大林领导的苏联没有好感。冷战时期，美国严防德国和日本两个盟友的军事力量的发展，特别担心他们发展核武器。2003年，法国和德国与俄罗斯联手，反对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美国在国际战争这样的重大问题上也无法确保法、德的支持，不得不组织自愿者同盟。
由于盟友的基础是共同的战略安全利益，因此盟友的可靠性主要取决于共同安全利益的大小：大则可靠性强，小则可靠性差。共同战略安全利益的大小可依据其基础层次排序，如国家生存、政权生存、民族统一、领土完整、海外权益等。同盟的建立、延续和解体的利益基础是不同的。建立同盟需要成员国有巨大的共同战略安全利益，延续同盟则只需要成员国的安全战略利益不受损害即可，而成员国退出同盟则需要退出同盟所带来的安全战略收益大于保持同盟关系。
1964年中苏同盟彻底破裂，1966年法国退出北约。两者虽具体原因不同，但根本原因一样，即中、法都意识到只有退出同盟才可能提高全面的战略安全能力，并获得世界大国的地位。中国当时的情况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要求成员国把共产国际的利益置于本国国家利益之上，这使得成员国无法独立自主地发展。按照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分工原则，中国就无法建立独立和全面的工业和国防体系。法国在北约内部面临美国的控制。美反对法研制核武器，只同意在欧洲部署核武器，且要由美国控制的北约来控制。法不退出北约就无法发展独立的国防力量，特别是独立的核力量。历史已经证明，中、法当初的判断是正确的。
盟友以共同安全战略利益为基础，承担的相互支持责任限于战略安全领域，在经济、政治制度、宗教信仰、意识形态、气候变化等领域的利益冲突不改变其盟友性质。盟友的诚信限于战略安全问题的相互支持而非所有国际事务上事事都支持。盟友都是独立的主权国家，之间不可避免存在利益分歧或冲突，因此盟友在非战略性安全领域互不关照的事是经常发生的。美日经济摩擦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断发生，1997-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时，美国不为其盟友韩国和泰国提供金融援助，然而，日、韩、泰都不认为与美国的同盟不可靠。当时，中国给泰国提供了10亿美元金融援助，但中泰也未成为盟友。盟友关系可保证在绝大多数战略安全问题上双方相互支持，而非盟友国家的关系则没有这种保障作用。
中国能否相信俄的同盟可靠性，需要从战略利益的角度进行分析，即中俄目前有无巨大的共同战略安全利益，这种利益可持续多长时间，中俄退出战略同盟有无更大战略利益可图。20世纪50年代，中苏将盟友关系定位于朋友+兄弟，忽视了盟友是主权独立国家的本质，于是苏联要以老大哥身份管束小兄弟，这是造成中苏同盟破裂的原因。只要中俄明确盟友的责任是战略安全领域的相互支持，而不是在所有问题上都支持，其他领域的分歧就不会造成同盟不可靠的问题。
中俄结盟的共同战略安全利益日益增大
在目前国际环境下，中、俄没有选择加入西方阵营的条件，因为美国无法接受中、俄任何一方为盟友。美国如果同意俄加入北约，欧洲国家将不再相信美国安全保护的可靠性，北约难以生存。美国如果接受中国为盟友，东亚国家则不再相信美国安全保护是可靠的，其东亚双边同盟体系将无法维持。从戈尔巴乔夫开始，中、俄两国都有人不断地提出新思维。迄今为止，由新思维指导的政策都未能改变中、俄与美国之间的战略对立本质。
俄罗斯是否可靠主要取决于中俄同盟对俄有多大的战略利益。冷战结束后，俄罗斯误以为可以加入西方阵营，从此摆脱国际孤立。然而俄罗斯做出的所有让步，包括销毁核武器和大量常规武器，都未能使其实现这一目标。北约最终东扩到其边境，俄罗斯也意识到无论如何都不会被西方接受的。为了摆脱这种战略孤立，1999年叶利钦总统访华时就提出过与中国结盟的设想，但因中国的不结盟原则而未果。普京在2000年任俄总统后，西方对俄的态度更加不友好，因此他比叶利钦更加体会到与中国结盟的战略意义。2001年中俄在“上海五国”的基础上组建了上海合作组织。目前，俄罗斯面临的西方压力比2000年更大，西方舆论普遍认定普京当选总统后俄罗斯将是一个更坏的国家；北约在波兰部署反导系统决心已定，不再与俄进行谈判。无论俄罗斯对中国友好与否，俄都没有比与中国结盟更好的战略选择。
中国的世界第二地位也使其面临着没有比与俄结盟更好的战略选择。自2010年以来，中国面临的周边战略环境是北面和西面好于南面和东面。北面和西面的战略安全环境主要得益于上海合作组织这个半同盟机制，以及中国与巴基斯坦带有同盟性质的双边关系。这就解释了，为何美国在中国西侧邻国阿富汗进行战争，在中国东面和南面没进行任何战争，但中国西侧外部战略环境仍好于东面和南面。从2008年起，中国世界第二的地位日益突显，中立政策开始对中国弊大于利。与此同时，中国与美、英、法三国的客观战略利益分歧决定了中国无法在绝大多数国际事务上得到他们的支持。在此情况下，中俄结盟可保证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中国在安理会的立场处于最差为2：3的格局，否则将是经常处于1：3(一国弃权)的格局。对比这两种格局，若是前者，中国通过外交努力在具体事务上争取对方某国调整立场，从而形成2：2(一国弃权)或3：2的概率比后者高。
更为重要的是，随着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中、俄都面临着战略合作关系弱化和国际压力国内化的威胁，这使双方的共同安全利益增强。美国虽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正如前总统克林顿2011年所说，美已无1991年发动海湾战争时的那种能力了。由于美国主导全球事务的实力相对下降，奥巴马政府采取了收缩战略，将力量从距离美国较远的中东收缩，努力巩固美国在欧洲和东亚的主导地位。在经济实力短期无望大幅提升的情况下，美国利用其军事实力优势，巩固和扩大在欧洲和东亚的同盟，是正常的理性选择。然而，这一战略使中、俄面临战略合作关系的数量或质量下降的威胁，增大了外部压力转化为破坏国内发展的危险。这种战略压力的上升增加了中、俄以结盟应对美国新战略的需求。
中俄防御型同盟的可靠性大于扩张型同盟。行为心理学研究发现，人们防止损失的决心大于扩大收益的决心。在额度相等的条件下，扣工资比发奖金更能防止员工缺勤。在目前形势下，中俄结盟是为了应对国际战略压力上升、防止战略环境恶化的防御型同盟，这与20世纪50年代在全世界推行共产主义的拓展型同盟不同。扩大收益型的同盟不仅对成员可靠性的促进力弱，而且还会因利益分配不均而破裂。然而，损失规避型同盟则无利可分，没有这方面的危险。
中俄结盟对双方至少无害
我们无法预知，如果中俄结盟，这个同盟可以延续多少年，但原理是只要同盟无害即可延续，只有更大的战略利益才能诱惑他们退出同盟。在此分析一下今后十年国际环境变化趋势可能对中俄重大战略利益产生的影响。
上海合作组织已经存在了11年，目前中俄在其中的共同战略利益呈现为进一步扩大而非缩小的趋势。双方不仅享受着避免腹背受敌的战略安全好处，而且共同战略利益正从双边交界地带和中亚向两侧扩展。在防止西方对伊朗发动战争、维护朝鲜半岛和平、东海岛屿之争等方面，中俄的共同战略利益都有增强之势。随着东亚成为世界中心，俄罗斯必然要加强在东亚的存在，而中俄结盟则可为其增加在东亚的存在提供有效帮助。
普京于2012年3月再次当选俄总统。如果普京再执政12年，这意味着西方对俄的战略压力只会增强而不会减少。即使普京不能连任，6年后戈尔巴乔夫式人物上台再次把俄罗斯搞解体，俄仍难被北约接受。为了团结从俄罗斯再次分离出来的国家，北约仍需要俄罗斯扮演他们共同安全威胁的角色。
今后十年，中俄综合实力将进一步拉大，但在军事力量上双方难有质的差别。目前俄罗斯仍是世界第二军事大国，中国军事实力与俄尚有差距。即使今后十年中国军事实力赶超了俄罗斯，双方也是同一级别。这意味着中俄同盟是军事实力对等的同盟，而不会形成美日或美欧那种主从型的军事同盟。因此中、俄都不会面临当年中国在共产主义阵营中受压制的伤害。
今后十年，中国的世界第二的地位不断突显，在全球战略利益拓展将越来越广泛，面临的战略安全问题将会越来越多，对盟友的需要将不断增长。中俄同盟对中国的战略价值也将呈上升趋势而不会缩水。中俄联手对联合国叙利亚决议投否决票不过是双方共同战略利益上升的一个表现。
本文强调共同战略安全利益是同盟可靠性的根本，但并不否认盟国战略诚信对于同盟可靠性的影响。同盟中强者的诚信是核心，而非弱者。作为盟主，苏联的诚信不如美国，这也是华约可靠性弱于北约的原因之一。荀子言：“信立而霸。”这是说，作盟主的国家有诚信才能称霸。如果中俄结盟，双边实力对比将向中国倾斜，因此中俄同盟的可靠性受中国影响将大于受俄影响。这如同美日同盟的可靠性主要靠美国的诚信而非日本的诚信。
除了诚信的理由外，认为与俄结盟不可靠的另外两个理由是与俄结盟的危害：一是将使中国与美形成冷战式对抗，二是容易被俄拽入战争。对这两害的担心主要来自对多极化的渴望及对两极化的恐惧。然而，冷战结束以来的历史是，中国一直坚持韬光养晦和不结盟政策，但“中国威胁论”经久不衰，与美国的结构性矛盾依旧。中、俄2001年建立了上海合作组织，其后七年中美结构性矛盾并无变化，而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才深化的。由于美国的全球战略需要渲染中、俄为其盟友的共同威胁，因此中俄结盟与否对中美结构性矛盾都无质的影响。核武器足以防止俄与核国家或有核保护的大国发生战争。冷战结束以来，俄与邻国发生的战争都在俄军事能力之内，无需他国军事支持。十年内看不到俄有卷入需要中国出兵支持的战争。
俄罗斯的战略家善于战略利益分析，无论有无诚信，他们都不会选择于己不利的战略。美国不接纳中、俄为盟友的国际环境，中国不断增长的军事实力以及中国的战略合作诚意，三者能使其很容易看到俄罗斯履行盟友责任利大于弊。
阎学通：西方人看中国的崛起 （1996年前）
作者 阎学通 1996年09期《现代国际关系》
一些西方人对中国的崛起似乎有一种天生的敏感和恐惧。早在19世纪初，拿破伦就告诫西方人要“让中国沉睡”。他说：“那里睡着一个巨人。让她睡着，因为她一旦醒来，将震撼整个世界”。到了20世纪90年代，拿破伦的这句话便成了许多西方人的口头禅。英国《经济学家》周刊在1992年11月28日出版一期中国特刊，刊头就是《当中国醒来时》。西方人对中国的崛起十分关注，其主要观点可概括为以下四个问题：为什么中国能崛起？中国还需要多少时间才能成为世界强国？中国的崛起面临什么困难？以及中国的崛起将对世界产生什么影响？
中国能崛起吗？
西方人认为中国有可能崛起为世界大国并不是冷战结束后的事。冷战结束之前，美国经济学家在80年代初就认为中国的实际经济规模比世界银行公布的数字要大。1981年美国经济学家欧文·克拉维斯就提出以购买力来衡量中国的经济规模。在克拉维斯研究的基础上，罗伯特·萨姆斯和艾伦·赫斯顿对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进行了估算。他们估算中国1990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2598美元，比世界银行的数字370 美元高7倍。〔1〕不过这些人的估算并没引起国际社会的很大反响。在80年代末一些人开始预测中国成为世界强国的可能。1988年初发表的《美国的“区别威慑”》报告就预测202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将居世界第二。不过在冷战结束前，认为中国有可能成为世界强国的人很少。
冷战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们采用了克拉维斯的购买力平价方法。1992年，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提出，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相当于美国的45%。〔2〕有些人比他的估算还要高， 甚至认为中国的经济规模已达到美国的55—6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认为1991年中国人均收入为1450美元。〔3〕按12亿人口计算，中国的国民收入为1.74万亿美元。 购买力平价计算方法一下子将中国的经济规模提高了4—5倍。例如1995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为5.77万亿元人民币，按汇率计算为6952亿美元。而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则可达2.8万亿美元， 相当于美国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38%。
随着购买力平价的计算方法将中国的经济规模提高了几倍，越来越多的西方人认为中国成为世界强国似乎已成为定局。西方舆论一改冷战时大谈中国的贫穷落后，开始宣传中国与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差距。到了1994年美国正式提出中国不是发展中国家的官方立场。在中国申请恢复关贸总协定成员国地位的问题进入最后谈判阶段时，美国不同意中国按发展中国家的标准入关。
在国际格局从两极向新的格局转化过程中，日本、德国和中国都是新崛起大国，西方独对中国的崛起最为关注，其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
首先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活力是日本和德国所不能比的。英国《经济学家》周刊发表了一篇文章，比较了一些国家现代化的速度。为使实际人均收入增加一倍，英国用了58年，美国花了47年，日本用了34年，韩国花了11年，而中国竟只用了10年。中国如果能保持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6—7%，到2020年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就达到目前西班牙的水平。〔4〕世界银行行长詹姆斯·沃尔芬森认为，1996—2000年的5年中，中国经济可以维持8—10%的年均增长速度。〔5〕而德国和日本年均增长速度将很难超过3%。
其次是中国的综合国力是日本和德国所不能比的。中国目前的军事实力远不如俄国，经济实力远不如日本，甚至可能不如德国，但是其综合国力却是俄国、日本和德国等所不能比的。有人认为作为世界强国有四个标准：经济发展处于世界前列，军事实力上处于领先地位，文化宣传影响全球，政治影响力世界最大。目前符合这些标准的是美国，20年后中国就接近这个标准，因为中国在这四个方面得到均衡发展。按一些西方学者的话讲，中国将成为一个全面强国（complete power 或comprehensive power）。〔6〕
此外，儒学不仅对中国有着强大的影响力，而且影响着东亚地区。除了传统政治文化的优势外，中国是冷战后强国中唯一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这种与众不同的政治制度为中国成为世界强国提供了特殊的政治资源。
第三是中国独特的历史使人们容易联想到中国的崛起。人类古代历史上曾是经出现过几个不同文化背景的大帝国，如欧洲文化的罗马帝国、阿拉伯文化的奥斯曼帝国、印度文化的莫尔王国和儒学文化的中华帝国。然而除了中国以外，这些古老的中央帝国都分崩离析，没有延续下来。历史表明，中华民族具有强大的民族再生力。这种历史的特殊性，很容易使外国人联想到中国将再次崛起。
中国何时成为世界强国
美国负责东亚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聊温斯顿·洛德说：“问题不是中国是否将成为全球和地区安全事务上的主要大国，而是何时和如何成为这样的大国”。〔7〕虽然国际社会认为中国将成为世界强国的看法已成为舆论主流，但关于中国需要多长时间才成为世界强国却没有共识，因为对目前中国实际国力的评估和对中国今后发展速度的预测差别很大。
对中国现实国力估计的主要差别在于对中国经济实力的评估不同。以购买力平价的方法来衡量中国经济，中国的经济规模就被提高到世界第三大经济实体的地位，仅次于美国和日本。〔8〕有的人甚至认为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超过了日本，世界第二。美国华盛顿大学杰克逊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尼古拉斯·拉迪注意到这种不一致性，对多种计算中国购买力平价的方法进行了研究，最后采取了一个折衷的方法，认为将世界银行按汇率计算的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乘3比较合理，1990 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为1.25万亿美元，超过德国，相当于日本的3/4， 但远小于美国。〔9〕有关中国的购买力平价的评比更是多种多样， 理论性和科学性都不强，更多的感性认识。西方学者到中国实地考察后，亲身感受到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生活的差别。香港银行托拉斯管理主任威廉·奥弗霍尔特说：“根据在中国和其他亚太国家的广泛旅行，我的印象是中国人的平均生活水平与泰国相似，然而泰国的统计数字表明其人均收入是中国的4倍。……中国人的平均收入应在1500—1800美元之间。”〔10〕
有些人则认为，传统的汇率方法和购买力平价的方法都不能真实反映中国的经济水平，两者之间的平均值才比较客观地反映中国的经济实力。也就是说将中国以人民币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按汇率折算后再扩大两倍而不是4倍，这种估计认为1995年的国民生产总值约为1.4万亿美元。也就是说中国的总体经济实力分别约为美国、日本和德国的1/5、1/3和1/2，和法国相似，已超过英国、意大利和加拿大。 美国国防部长威廉·佩里认为，中国经济规模应排在世界第四位。〔11〕国外对中国现有军事实力的估计没有太大的差别，一般都认为中国的军队数量虽然是世界上最多的，但装备还很落后。只有个别的精英部队装备了较为先进的武器和装备，大多数部队的装备是西方70年代的水平。所以中国现有的军事装备与发达国家比至少有15—20年的差距。一般讲来，军事技术的发展要领先现行军事装备20年，所以如果比较军事技术方面差距，中国与发达国家则有30年的距离。
西方对中国政治的估计有三种。官方的主流看法认为中国已经实现了政权交接的任务，以江泽民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人已经确立领导地位。中国的政治基本上是稳定的。中国改革的成功和俄国改革的困难，使中国的政治地位明显提高，政治影响力仅次于美国，是其他大国所不能比的。有人评论说，“中国的新领导集团更加年轻、讲究实际和自信而且受过较好的教育。虽然它不那么开明，但看起来的确是那种可以与之打交道的领导集团。中国新领导集团的组成似乎反映了无法逆转的强大的社会经济发展趋势。”〔12〕
第二种观点主要是非官方的反华势力看法，认为中国领导权的交接过程还没完成，在邓小平百年之后中国还要出现混乱，这种混乱将严重破坏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虽然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都有了较大的发展，但在国际政治上的影响力提高不了，而变得越来越孤立。
第三种观点是西方多数学者所持的看法，认为中国领导权的继承问题还没有最后解决，但出现了稳定过渡的积极迹象。以江泽民为核心的领导班子在邓小平百年之后的2—3年内可以保持稳定，但能否实现长期稳定还是个未知数。冷战后中国的国际政治影响力不断提高，这种趋势在短期内将继续发展，能否长期保持下去则取决于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
由于对中国目前的政治和经济形势看法不一致，所以西方对中国今后现代化速度的估计也不尽相同。多数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可以维持一个较长时期的高增长，而发达国家的经济今后却很难取得高增长，所以再有15年左右，中国的经济规模就可能成为世界第一。例如世界银行行长詹姆斯·沃尔芬森1995年9月21 日结束其在中国访问时说：“我们的统计数字表明，中国在2010年以前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强国……也许所需时间稍长一些。”〔13〕而如果按劳伦斯·萨默斯对中国经济的估计，那么中国到2005年总体经济规模就与美国相似了，更有些人认为到2000年中国经济就要跃居世界第一。〔14〕经合组织持相对稳妥的看法，认为要到2025年中国经济规模才能与美国平起平坐。〔15〕国外多数政治学家们对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估计要略低一些，他们对中国政治因素对经济的影响考虑的比较多。例如奥弗霍尔特认为，中国还需要25年的时间，经济规模才能赶上美国。〔16〕美国中央情报局也认为需要一代人的时间（25年）中国的经济规模才有可能超过美国。〔17〕经济学家中也有像拉迪一样的，认为一个国家维持25年9% 增长速度是很少有的，2000年后中国与美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比率将从目前的4:1降至2:1，因此中国的经济规模要到2040年才可能赶上美国。〔18〕
多数日本人对中国经济发展势头的估计不象美国和欧洲人那样高。他们认为中国在下个世纪的增长速度会高于日本，但是要赶上日本绝非10年或20年的事，可能需要半个世纪的时间。〔19〕
不管是欧美人，还是日本人，对中国人均收入增长的估计并不象总体经济增长那么乐观。拉迪甚至认为中国人均收入要200 年才能赶上美国。〔20〕
西方舆论虽然不断宣扬中国军事开支增幅很大，但对中国军事实力增长速度的估计并不很高。根据中国的统计，1995年中国的国防预算为630亿元人民币（约76亿美元）， 即使按照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最夸张的说法，1994年中国国防开支达到285亿美元的话，〔21〕中国的国防开支仍只有美国的1/10和日本的1/2多。 美国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1995年10月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说：“虽然中国确实最近已获得像俄罗斯基洛级潜水艇和俄罗斯苏-27 式战斗机这样的现代化武器系统，但人民解放军也确实得从低起点进行现代化，他们的一大部分装备快要过时或已经过时。正如总审计局1995年6 月题为《中国军队现代化在太平洋地区产生的影响》的报告所说的，‘按照人民解放军目前的现代化速度，用比较现代化的装备更换50年代和60年代的装备将需要几年的时间。’人们目前的看法是，中国在短期内不会大大提高它的投放能力。”〔22〕美国国防大学国家战略研究所的专家也认为，中国需要10—15年的时间淘汰过时的旧装备。〔23〕
中国崛起的困难
西方人认为中国崛起将面临很多困难，有些人甚至认为许多困难是无法克服的。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在他的名著《大国的兴衰》和1993年完成的《为21世纪作准备》两本书中认为，中国与西方国家经济水平上的巨大差别本身就决定了中国不可能赶上发达国家。中国如果能保持稳定的经济增长，也仅仅是将人均收入从300 多美元提高到墨西哥的1825美元水平，最多能达到匈牙利的2237美元的水平。他认为中国要想把人均生活水平提高到韩国的水平是难以相像的。〔24〕他估计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在短期内会有较大增长，人均生活水平绝对比现在富，但在下个世纪，中国人相对于发达国家来讲仍是贫穷的。〔25〕
分析中国崛起的困难的角度是多种多样的，较多的人是从中国人口负担的角度分析困难。他们认为人口负担将给中国带来许多方面的问题。首先是中国每年增加1300万人口，经济成果将不断被人口增长所吞食。其次是独生子女政策将使中国遇到严重的人口结构不平衡问题。老年人比重过高，社会发展承受不了赡养他们的负担。第三是人口增长导致粮食不能自给，从而妨碍经济正常增长。第四是人口质量不高，妨碍现代化的发展速度。人口带来的问题将意味着中国全面赶上发达国家的可能性很小。
从中国资源不足的角度分析中国崛起的困难。这种分析认为中国的工业化将使本来有限的耕地进一步减少。到了2000年，中国如不进口粮食就无法满足人们的食品需要。〔26〕而为了进口粮食中国将要消耗大量的外汇储备。如果中国不想依赖进口粮食，就要对农业进行大规模的投资。不论是进口还是增加农业投入，都将占用工业现代化的资金，减少其他部门的发展投入，影响中国经济的增长。〔27〕此外中国的能源和其他的资源也严重不足。世界银行在1995年采用新的方法计算国家的财富。这种计算方法包括四个方面，自然资源、产出资源、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源。按这种计算方法，中国的人均财富为6600美元，位于世界第162位。〔28〕这项统计认为中国人均财富中只有8%来自自然资源。从教育角度分析，认为中国崛起困难主要源于教育水平太低。经合组织的专家认为，在未来的20年里，中国经济处于劳动密集型工业向技术密集型工业的过渡时期，这需要大量资金对劳动人口进行科技培训。然而由于教育投入太少，人口的素质远远低于发达国家，从而成为中国现代化过程中难以克服的困难。目前中国成人识字率为69%，这意味着文盲人口为2.2亿。虽然90%的儿童上了小学， 但能接受高等教育的年青人却比例很小。发达国家的教育开支一般占国民生产总值的6%左右，而中国只有3—4%。人口与教育结合才能使人口成为经济发展资源，没有教育人口增加就成为社会负担。教育低投入对现实经济发展的影响可能不明显，但它将影响长期的发展前景。在知识分子并不很多的情况下，中国的体制不能充分发挥现有知识分子的能量，估计有1/3 的知识分子没有合适的工作。〔29〕今后国际竞争的焦点是技术竞争，中国劳动力的教育水平不适合现代科技产业发展的需求，中国要赶上发达国家将面临长期的技术滞后问题。
从政治角度分析中国崛起困难。一些西方人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如果没有西方政治体制的支持就难以长期坚持下去。而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采取西方民主政治体制的可能性很小，所以经济改革将不断地受到现行政治体制的制约，经济体制不可能与国际经济体制完全接轨，这将使中国的经济发展受到严重的束缚。〔30〕经合组织专家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迅速发展不断要求中国进行新的体制改革，体制改革涉及许多领域，这些改革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形成巨大挑战。还有人认为中国将面临分离主义的威胁，说什么解决民族分离主义问题的方法是接受西方的民主体制。然而中国采纳西方政治制度的可能性不大，所以民族统一问题解决不了。
中国崛起的国际影响
西方最关心的是中国的崛起将对世界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也就是对他们的利益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1、对国际安全的影响
有些西方人认为中国的崛起不利于维护冷战后亚洲地区的安全和稳定。他们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必然使中国成为一个军事大国，从而破坏亚洲地区的战略平衡。他们将西方传统观点简单地套用来分析中国的对外政策发展趋向，认为中国强大必然构成对其他国家的安全威胁。冷战后比较早提出“中国威胁论”的是美国费城对外政策研究所亚洲计划协调员罗斯·芒罗。他1992年撰文《正在觉醒的龙——在亚洲真正的危险来自中国》说：“无论在经济方面还是战略方面，中国将对我国的至关重要的利益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31〕自此“中国威胁论”在国际舆论中不断出现。他们主要提出四种理由支持这一观点。
一是历史上英国、美国、德国、日本和苏联崛起时都曾引发过战争，所以中国强大后也会同样奉行扩张政策。这是那些非常传统的西方政治学者的观点。例如美国政治学家塞缪·亨廷顿说：“历史表明，当国家迅速实现工业化的时候，它们往往变得极其过分自信。在我看来，中国很可能要显示其力量。中国曾经是在东亚居支配地位的大国，时间达2000年之久。但是自从1885年以来，它一直从属于西方和日本。中国人觉得这是奇耻大辱。因此，他们当然希望恢复他们所认为的他们在世界上理所当然的地位。这将引起不稳定的后果。”〔32〕前英国外交官乔纳森·克拉克说；“中国使人不安地想起凯泽·威廉笔下走向世界大国地位的德国。德国觉得，它在19世纪争夺殖民地的控制权的过程中受到了欺骗。像德国一样，中国觉得它在国力虚弱时受到日本和西方的欺凌，它有几笔帐要算，而这种想法不无理由。”〔33〕
二是说中国军费增长太快，军费增加意味着将使用武力解决国际争端。同时认为，中国增加军费又带动了东亚地区的军备竞赛。〔34〕布热津斯基认为，中国增强军事力量是危险的，中国的军事力量已超过了防卫能力，“开始具备侵略能力”。〔35〕
三是中国与周边国家有许多领土争议，不断地引起军事冲突。中国在历史上曾受到西方的凌辱，失掉很多领土，中国强大后可能会提出收复失地的要求，这将引起冲突。这是一些持西方史学观点的人的说法。英国《经济学家》1995年7月29 日发表题为《遏制中国》的文章说：“简单的现实政治认为，一个巨大的不断繁荣的国家倾向于到处使用力量。大国如果有强烈的文化优越感，或是对他国对其作法有历史性的不满，那么就很难与这种大国相处。中国既有沙文主义又有不满……遏制意味承认中国是个破坏稳定的力量，使它认识到放弃武力解决这些不满的必要性。”
四是中国不接受西方制订的国际规则，将导致与西方的严重冲突。英国《旁观者》杂志1995年9月23 日发表《充满东方威胁》的文章说：“中国人不在乎我们的规则。经济增长给了中国力量，而对中国人来讲力量似乎就是忽视外部世界看法的能力。……军事冲突总是因意识形态或经济冲突引发的，在我们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与中国人之间这两种冲突都有。……中国也许已决定了一个在经济和政治上主导亚洲的计划，这种威胁已足够了。”
不过也有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崛起并不构成对国际和平的威胁。美、日、欧三边委员会1994年发表的第45号报告就认为：“中国的崛起更多的是一个机会而不是威胁，建议采取广泛的经济、战略和政治行动，使中国参与到国际社会中来。……中国是个伟大的文明国度，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传统。它将按内部力量和领导人的选择来确定自己的道路。”〔36〕这类学者认为，中国是否构成对西方的威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西方国家的对华政策。如果西方国家将中国作为敌人对待，则将不可避免地将中国推上与西方国家对抗的道路。奥弗霍尔特说：“如果美国把中国作为一个具有侵略性的国家来对待，对华采取敌对的政策，那么中国必然全面反对美国的利益，并会利用一切能使之成功的战略地位与美国斗。反之，如果美国保持其实力的同时采取欢迎中国进入国际社会的姿态，美国则没有任何风险。”〔37〕
一些西方政治家和战略家也持有相似的看法，他们认为中国崛起并不一定对世界和平与稳定构成威胁。1995年9 月美国前总统布什接受《华盛顿时报》记者采访。当被问到中国崛起是否给美国造成威胁时，他说：“我不认为中国是个威胁……我们应给予中国一个自豪大国应得的尊敬”。同年，美国国防部长助理约瑟夫·奈说：“把中国视为敌人是错误的。没有理由认为中国一定在未来成为敌人。有些地区问题专家认为中国将对中国文化区域之外进行侵略，有些专家则不这样认为。专家中间的这种不一致性说明我们应简单地判定中国有50%的可能向外侵略，有50%的可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区域大国。现在把中国作为敌人来对待实际上是没有考虑到50%的未来可能。”〔38〕
2、对国际政治格局的影响
许多西方学者认为，在下个世纪头20年里，世界依然是一个多极世界。不过对这个多极格局的估计有很大不同。 根据法国人的估计， 到2010年，目前七国集团中的一些工业化国家将被新的经济强国所取代。美国虽然仍居世界第一，但它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中占的比重将从现在的26.5%降至17%。而那时世界其他富国的次序将是中国、日本、俄罗斯、德国、印度。〔39〕
在日本有较多的人认为，中国崛起之后可能在亚洲建立起中华秩序。这些人认为在21世纪中国将成为与美国一样的超级大国。在传统中华意识的基础上中国有可能产生大国主义的权力意向。日本是军事小国不能有效牵制中国，所以亚洲小国可能建立起东盟那样的弱国同盟。而这种弱国同盟是不能维护亚洲的势力均衡的。如果美国从亚洲撤走，中国在21世纪可能在亚洲恢复过去曾有过的那种中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40〕
此外，也有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到了21世纪，大国的作用已不如地区集团的作用那么突出，所以他们估计世界格局将由相互竞争的地区集团力量来决定。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认为亚洲人口众多，中国和日本有坚定的伦理观念，中国将作为第一个高技术低工资的国家向前发展，亚洲在下个世纪将成为第一极，美国第二极，欧洲第三级。〔41〕布热津斯基则认为世界将发展成为六个地区集团，欧洲、北美、拉美、东亚、南亚和穆斯林地带，其中北美、欧洲和东亚将是主要的三个大国群体。但由于中国实力增长，东亚地区将缺乏政治与安全一致性。〔42〕
3、对世界政治文化的影响
有些学者认为虽然中国已经放弃了教条主义式的马列主义意识形态，但中国仍然反对西方的价值观念，所以中国崛起后仍有可能成为非西方意识形态国家的领导。这必然对西方的民主、人权、自由、平等观念形成挑战。亨廷顿认为冷战后文明冲突将左右世界政治，西方面对的主要敌对文明是儒教文明和伊斯兰教文明的扩张。〔43〕中国显然是儒教文明的中心国家，所以亨廷顿建议美国必须在东亚保持军事优势。
有些人认为中国的崛起还将对西方的发展模式形成挑战。中国的经济现代化与政治制度建设的模式与西方不同。中国在经济和科技方面学习西方的同时，在政治上保持了自己的传统。而对抱有西方中心主义思想的人来讲，这是“非西方文明试图在不变成西方文明的情况下实现现代化……试图把这种现代化同他们的传统文化和价值结合起来。……这些文明的实力与西方接近，但其价值观和利益却与西方大相径庭。”〔44〕于是一些西方人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本身就使得人们对于处在中心地位的西方经验以及民主、自由和繁荣的三重奏提出了怀疑。中国经济成就之大已经对西方的民主思想构成了惊人的挑战。〔45〕还有人甚至认为中国搞的是列宁主义式的资本主义，而且建设得非常成功。虽然中国已经放弃了毛泽东输出革命的意识形态，但中国仍可能成为第三世界中与西方对抗的领导。〔46〕
4、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西方人对中国崛起所产生的经济影响看法不一。可以分为积极和消极的两种看法。认为中国崛起有利于世界经济发展的观点，主要是看到中国的发展扩大了世界市场，对世界经济特别是对东亚地区经济有强大的推动作用。
认为中国的崛起不利于世界经济的人认为，中国的崛起将不可避免地加剧亚洲发展中国家之间对国际市场和国际资金的争夺。
还有人认为中国总体生活水平提高后，食品结构中的畜产品比重要大幅度提高，导致对粮食的需求大幅度提高。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的莱斯特·布朗预言，到2030年中国粮食进口将增加到2.16—3.78亿吨。这超过了目前世界粮食出口能力，这种进口将影响其它国家的粮食供给。〔47〕
中国对西方国家出口增长速度与西方国家对中国出口增长速度不成比例，必然造成中国贸易顺差不断扩大，从而使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贸易不平衡不断加剧。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贸易普遍存在顺差，其中与美国的贸易不平衡问题最为严重。根据美国的统计，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从1990年的100亿美元增加至1995年的近400亿，成为美国对外贸易中的第二大贸易顺差国；按现在这样的速度发展下去，很快中国就将取代日本成为美国的第一大贸易逆差国。到2000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总额有可能达到1000亿美元。由于中国吸引外资的能力不断扩大，西方的工业将会大规模地转向中国，从而造成西方国家失去数以万计的就业机会，损害他们的工业基础。〔48〕这种观点在西方国家的工会中较为流行。例如有48万会员的美国国际机械和航空航天工业工人协会就反对波音公司向中国提供制造技术，并要求惩罚中国的贸易行为。该协会的国际部主任巴巴拉·沙洛说：“一个有12亿人口的国家在加入世界贸易体制时承认国际准则是绝对必要的。想强行闯进来不仅会歪曲而且会破坏西方工业国的自由贸易概念。”〔49〕
5、对世界生态环境的影响
在西方国家有一种较为普遍的观点，认为中国加速现代化的过程将会严重破坏人类的生存环境。〔50〕他们认为中国占世界人口的1/5，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对世界资源和能源的消费量将是极大的，加之含硫高的煤是中国工业的主要燃料，这种大量的资源和能源消耗必然带来严重的环境问题。〔51〕西方人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生产国，3/4的能源依赖煤炭，每年大约有2000万吨煤尘进入天空。 〔52〕到本世界末中国每年使用的煤炭量要比1990年高40%，约14亿吨；根据1987年的数字，亚洲释放的硫氧化物中有69%源于中国。〔53〕这种环境问题将超越国界，对全球产生不利的影响，而中国的周边国家将首当其冲，遭受池鱼之殃。
有些日本人认为中国环境污染的越境影响有五个方面；二氧化碳的大量排出促进了地球温室化，硫磺远距离散播形成酸雨；工厂向海里排污，导致水产捕获量下降；耕地被破坏将大规模增加粮食进口，造成国际粮食供不应求，使国际市场粮食价格上涨；核电站一旦发生事故，将造成综合性影响。〔54〕日本人认为中国工业化产生的酸雨已经影响了他们的植物、沼泽地、河流与湖泊。
从以上对西方人关于中国崛起的看法的分类介绍，我们可以看到在西方既有支持中国崛起和认为中国崛起对世界有积极影响的人，也有反对中国崛起和认为中国崛起对世界不利的人。其中有的是认识问题，有的则是恶意中伤，蛊惑人心。然而无论如何中国对这些国际舆论都不能掉以轻心。一是要防备“中国威胁”论一类的舆论毒化我四化建设的国际环境。二是要认真考虑西方人所看到的我崛起过程中所面临的困难及产生的问题。
注释：
〔1〕Nicholas R.Lardy,CHINA IN WORLD ECONOMY,(Washington DC:The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994),p.15
〔2〕"China Survey",THE ECONOMIST,November 28,1992.p.5
〔3〕William H.Overholt,CHINA THE NEXT ECONOMIC SUPERPOWER,(London:Weidenfeld & Nicolson,1993),p.20
〔4〕"A Game of International Leapfrog",THE ECONOMIST-A SURYEY OF THE GLOBAL ECONOMY,October1,1994,p.6—7
〔5〕《世界银行行长赞扬中国经济政策》，路透社北京1995年9月21日电。
〔6〕Yoichi Funabashi,Michel Oksenberg,Heinrich Weiss,AN EMERGING CHINA IN A WORLD OF INTERDEPENDENCE,(New York:The Trilater Commission,1994),p.2
〔7〕Winston Lord, "For China, Not Containment but True Intergration",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NE,October 13,1995.
〔8〕《巨人在跳跃》，（德国）《明星画刊》，1996年7月4日。
〔9〕Nicholas R.Lardy, CHINA IN WORLD ECONOMY,( Washington DC: The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994),p.15
〔10〕William H. Overholt,CHINA THE NEXT ECONOMIC SUPERPOWER,(London:Weidenfeld &Nicolson,1993),p.20
〔11〕《佩里说接触既不是遏制也不是绥靖》，美新署华盛顿1995年10月3日英文电。
〔12〕约瑟夫·菲尤史密斯，《新领导班子出现了》，（美国）《波士顿环球报》，1993年1月1日。
〔13〕《世界银行行长赞扬中国经济政策》，路透社北京1995 年9月21日英文电。
〔14〕迈克尔·肯尼，《太巨大了，不能无视，也不能威吓》，（美国）《波士顿环球报》1993年1月10日。
〔15〕《新的世界大国》，（德国）《经济周刊》，1996年7月4日。
〔16〕William H. Overholt, CHINA THE NEXT ECONOMIC SUPERPOWER,p,21.
〔17〕莫里斯·迈斯纳，《对中国的担心升级使已经复杂的美中关系更加复杂》（美国）《洛杉布矶时报》，1995年10月22日。
〔18〕Nicholas R.Lardy, CHINA IN WORLD ECONOMY,(Washington DC:The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994),p.25
〔19〕伊藤宪一，《重新考虑“亚洲”》，（日本）《诸君》， 1995年10号。
〔20〕Nicholas R.Lardy, CHINA IN WORLD ECONOMY,(Washington DC: The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994),p.25
〔21〕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军事力量对比1995年—1996》。
〔22〕《美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谈中美战略关系》，新华社华盛顿1995年10月11日英文电。
〔23〕Audrey Kurth Cronin and Patrick M. Cronin,"The Realistic Engagement of China".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Winter 1996,p,151.
〔24〕Paul Kennedy, PREPARING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New York:Randon House,1993),pp.1,64,190,192.
〔25〕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New York:random House,1987),pp.448,455.
〔26〕同上。
〔27〕Paul Kennedy, PREPARING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New York:Randon House,1993),pp.171—173.
〔28〕《不以“收入”论强弱》，《新华每日电讯》，1995年9 月19日。
〔29〕Paul Kennedy, PREPARING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New York:Randon House,1993),pp.179-183.
〔30〕同上，p.183.
〔31〕罗斯·芒罗，《正在觉醒的龙——在亚洲真正的危险来自中国》，（美国）《政策研究》，1992年秋季号
〔32〕《密切注视中国》，（美国）《新闻周刊》，1994年11月21日。
〔33〕乔纳森·克拉克，《约束给克林顿闯祸的人》，（美国）《洛杉矶时报》，1995年1月31日。
〔34〕Nayan chanda,"Fear of the Dragon,"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April 13,1995,pp.24-28.
〔35〕《中国具有侵略能力》，（日本）《产经新闻》，1993 年2月6日。
〔36〕Yoichi Funabashi,Michel Oksenberg, Heinrich Weiss,An EMERGING CHINA IN A WORLD OF INTERDEPENDENCE,(New York:The Trilater Commission,1994),p.4.
〔37〕William H.Overholt, CHINA-THE NEXT ECONOMIC SUPERPOWER p.276.
〔38〕Joseph S. Nye,"The Case for Deep Engagement", FORIEGN AFFAIRS,July-August,1995,p.94.
〔39〕《世界经济的新富国》，（法国）《世界报》，1995年10月31日。
〔40〕伊藤宪，《重新考虑“亚洲”》，（日本）《诸君》，1995年10月号。
〔41〕《日本应面向21世纪发挥重要作用》，《日本经济新闻》，1995年6月5日。（撒切尔夫人在该报讲话）
〔42〕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权力与道德》，（美国）《世界箴言》，1995年3月号。
〔43〕塞缪尔·亨廷顿，《未来的文明冲突就是西方同其他地方的冲突》，《纽约时报》，1993年6月6日。
〔44〕同上。
〔45〕玛丽·盖埃诺，《亚洲可能提供一个新的政治模式》，（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1995年5月16日。
〔46〕格雷厄姆·富勒，《民主陷井：冷战的危险》，（美国）《商业日报》，1995年11月3日。
〔47〕马珍，《中国的需求使世界粮食市场发生了变化》，路透社北京1995年7月24日电。
〔48〕格雷格·马斯特尔，《美中关系：越来越大的贸易危机》，（美国）《商业日报》，1995年11月3日。
〔49〕蒂姆·肖罗克，《波音公司工人抨击中国》，（美国）《商业日报》，1995年11月1日。
〔50〕Raul Keendy,PREPARING FOR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New York: Random House,1993),pp.190-192.
〔51〕Barber B. Conable, Jr.and David M.Lampton,"China:The Coming Power",FOREIGN AFFAIRS,Winter 1992/93,p.142.
〔52〕"Breathing the Air of Success",THE ECONOMIST,February 15,1992,p.28.
〔53〕Clayton Jones,"Japanese Link Increased Acid Rain to Distant Coal Plants in China",THE CRISTIAN SCIENCE MONITOR,November 6,1992,p.4.
〔54〕明日香寿川，《左右21世纪地球的中国环境问题》，（日本）《世界周报》1995年10月24日。
【编按】从现在的眼光，比较近20年前「西方人看中国的崛起」，本文深具启发且耐人阅读。从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到最近新兴涌现，在境内外高调的混杂一起的「中国责任论」、「中国被革命论（廉价革命论）」、「中国战争论」等等（参见China in Revolution and War，Cheng Li.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阎学通教授无疑是最早研究中国崛起，同时也是这方面领域的高阶学术研究者。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说，如果（历史）探究方法不是以量化数据为基础模仿社会科学，则任何严肃的预测观点，与「占星术」属于同一个范畴。
西方人看中国的崛起
中国能崛起吗？
西方人认为中国有可能崛起为世界大国并不是冷战结束后的事。冷战结束之前，美国经济学家在80年代初就认为中国的实际经济规模比世界银行公布的数字要大。1981年美国经济学家欧文·克拉维斯就提出以购买力来衡量中国的经济规模。在克拉维斯研究的基础上，罗伯特·萨姆斯和艾伦·赫斯顿对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进行了估算。他们估算中国1990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2598美元，比世界银行的数字370 美元高7倍。〔1〕不过这些人的估算并没引起国际社会的很大反响。在80年代末一些人开始预测中国成为世界强国的可能。1988年初发表的《美国的“区别威慑”》报告就预测202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将居世界第二。不过在冷战结束前，认为中国有可能成为世界强国的人很少。
冷战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们采用了克拉维斯的购买力平价方法。1992年，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提出，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相当于美国的45%。〔2〕有些人比他的估算还要高， 甚至认为中国的经济规模已达到美国的55—6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认为1991年中国人均收入为1450美元。〔3〕按12亿人口计算，中国的国民收入为1.74万亿美元。 购买力平价计算方法一下子将中国的经济规模提高了4—5倍。例如1995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为5.77万亿元人民币，按汇率计算为6952亿美元。而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则可达2.8万亿美元， 相当于美国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38%。
随着购买力平价的计算方法将中国的经济规模提高了几倍，越来越多的西方人认为中国成为世界强国似乎已成为定局。西方舆论一改冷战时大谈中国的贫穷落后，开始宣传中国与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差距。到了1994年美国正式提出中国不是发展中国家的官方立场。在中国申请恢复关贸总协定成员国地位的问题进入最后谈判阶段时，美国不同意中国按发展中国家的标准入关。
在国际格局从两极向新的格局转化过程中，日本、德国和中国都是新崛起大国，西方独对中国的崛起最为关注，其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
首先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活力是日本和德国所不能比的。英国《经济学家》周刊发表了一篇文章，比较了一些国家现代化的速度。为使实际人均收入增加一倍，英国用了58年，美国花了47年，日本用了34年，韩国花了11年，而中国竟只用了10年。中国如果能保持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6—7%，到2020年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就达到目前西班牙的水平。〔4〕世界银行行长詹姆斯·沃尔芬森认为，1996—2000年的5年中，中国经济可以维持8—10%的年均增长速度。〔5〕而德国和日本年均增长速度将很难超过3%。
其次是中国的综合国力是日本和德国所不能比的。中国目前的军事实力远不如俄国，经济实力远不如日本，甚至可能不如德国，但是其综合国力却是俄国、日本和德国等所不能比的。有人认为作为世界强国有四个标准：经济发展处于世界前列，军事实力上处于领先地位，文化宣传影响全球，政治影响力世界最大。目前符合这些标准的是美国，20年后中国就接近这个标准，因为中国在这四个方面得到均衡发展。按一些西方学者的话讲，中国将成为一个全面强国（complete power 或comprehensive power）。〔6〕
此外，儒学不仅对中国有着强大的影响力，而且影响着东亚地区。除了传统政治文化的优势外，中国是冷战后强国中唯一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这种与众不同的政治制度为中国成为世界强国提供了特殊的政治资源。
第三是中国独特的历史使人们容易联想到中国的崛起。人类古代历史上曾是经出现过几个不同文化背景的大帝国，如欧洲文化的罗马帝国、阿拉伯文化的奥斯曼帝国、印度文化的莫尔王国和儒学文化的中华帝国。然而除了中国以外，这些古老的中央帝国都分崩离析，没有延续下来。历史表明，中华民族具有强大的民族再生力。这种历史的特殊性，很容易使外国人联想到中国将再次崛起。
中国何时成为世界强国
美国负责东亚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聊温斯顿·洛德说：“问题不是中国是否将成为全球和地区安全事务上的主要大国，而是何时和如何成为这样的大国”。〔7〕虽然国际社会认为中国将成为世界强国的看法已成为舆论主流，但关于中国需要多长时间才成为世界强国却没有共识，因为对目前中国实际国力的评估和对中国今后发展速度的预测差别很大。
对中国现实国力估计的主要差别在于对中国经济实力的评估不同。以购买力平价的方法来衡量中国经济，中国的经济规模就被提高到世界第三大经济实体的地位，仅次于美国和日本。〔8〕有的人甚至认为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超过了日本，世界第二。美国华盛顿大学杰克逊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尼古拉斯·拉迪注意到这种不一致性，对多种计算中国购买力平价的方法进行了研究，最后采取了一个折衷的方法，认为将世界银行按汇率计算的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乘3比较合理，1990 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为1.25万亿美元，超过德国，相当于日本的3/4， 但远小于美国。〔9〕有关中国的购买力平价的评比更是多种多样， 理论性和科学性都不强，更多的感性认识。西方学者到中国实地考察后，亲身感受到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生活的差别。香港银行托拉斯管理主任威廉·奥弗霍尔特说：“根据在中国和其他亚太国家的广泛旅行，我的印象是中国人的平均生活水平与泰国相似，然而泰国的统计数字表明其人均收入是中国的4倍。……中国人的平均收入应在1500—1800美元之间。”〔10〕
有些人则认为，传统的汇率方法和购买力平价的方法都不能真实反映中国的经济水平，两者之间的平均值才比较客观地反映中国的经济实力。也就是说将中国以人民币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按汇率折算后再扩大两倍而不是4倍，这种估计认为1995年的国民生产总值约为1.4万亿美元。也就是说中国的总体经济实力分别约为美国、日本和德国的1/5、1/3和1/2，和法国相似，已超过英国、意大利和加拿大。 美国国防部长威廉·佩里认为，中国经济规模应排在世界第四位。〔11〕国外对中国现有军事实力的估计没有太大的差别，一般都认为中国的军队数量虽然是世界上最多的，但装备还很落后。只有个别的精英部队装备了较为先进的武器和装备，大多数部队的装备是西方70年代的水平。所以中国现有的军事装备与发达国家比至少有15—20年的差距。一般讲来，军事技术的发展要领先现行军事装备20年，所以如果比较军事技术方面差距，中国与发达国家则有30年的距离。
西方对中国政治的估计有三种。官方的主流看法认为中国已经实现了政权交接的任务，以江泽民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人已经确立领导地位。中国的政治基本上是稳定的。中国改革的成功和俄国改革的困难，使中国的政治地位明显提高，政治影响力仅次于美国，是其他大国所不能比的。有人评论说，“中国的新领导集团更加年轻、讲究实际和自信而且受过较好的教育。虽然它不那么开明，但看起来的确是那种可以与之打交道的领导集团。中国新领导集团的组成似乎反映了无法逆转的强大的社会经济发展趋势。”〔12〕
第二种观点主要是非官方的反华势力看法，认为中国领导权的交接过程还没完成，在邓小平百年之后中国还要出现混乱，这种混乱将严重破坏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虽然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都有了较大的发展，但在国际政治上的影响力提高不了，而变得越来越孤立。
第三种观点是西方多数学者所持的看法，认为中国领导权的继承问题还没有最后解决，但出现了稳定过渡的积极迹象。以江泽民为核心的领导班子在邓小平百年之后的2—3年内可以保持稳定，但能否实现长期稳定还是个未知数。冷战后中国的国际政治影响力不断提高，这种趋势在短期内将继续发展，能否长期保持下去则取决于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
由于对中国目前的政治和经济形势看法不一致，所以西方对中国今后现代化速度的估计也不尽相同。多数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可以维持一个较长时期的高增长，而发达国家的经济今后却很难取得高增长，所以再有15年左右，中国的经济规模就可能成为世界第一。例如世界银行行长詹姆斯·沃尔芬森1995年9月21 日结束其在中国访问时说：“我们的统计数字表明，中国在2010年以前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强国……也许所需时间稍长一些。”〔13〕而如果按劳伦斯·萨默斯对中国经济的估计，那么中国到2005年总体经济规模就与美国相似了，更有些人认为到2000年中国经济就要跃居世界第一。〔14〕经合组织持相对稳妥的看法，认为要到2025年中国经济规模才能与美国平起平坐。〔15〕国外多数政治学家们对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估计要略低一些，他们对中国政治因素对经济的影响考虑的比较多。例如奥弗霍尔特认为，中国还需要25年的时间，经济规模才能赶上美国。〔16〕美国中央情报局也认为需要一代人的时间（25年）中国的经济规模才有可能超过美国。〔17〕经济学家中也有像拉迪一样的，认为一个国家维持25年9% 增长速度是很少有的，2000年后中国与美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比率将从目前的4:1降至2:1，因此中国的经济规模要到2040年才可能赶上美国。〔18〕
多数日本人对中国经济发展势头的估计不象美国和欧洲人那样高。他们认为中国在下个世纪的增长速度会高于日本，但是要赶上日本绝非10年或20年的事，可能需要半个世纪的时间。〔19〕
不管是欧美人，还是日本人，对中国人均收入增长的估计并不象总体经济增长那么乐观。拉迪甚至认为中国人均收入要200 年才能赶上美国。〔20〕
西方舆论虽然不断宣扬中国军事开支增幅很大，但对中国军事实力增长速度的估计并不很高。根据中国的统计，1995年中国的国防预算为630亿元人民币（约76亿美元）， 即使按照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最夸张的说法，1994年中国国防开支达到285亿美元的话，〔21〕中国的国防开支仍只有美国的1/10和日本的1/2多。 美国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1995年10月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说：“虽然中国确实最近已获得像俄罗斯基洛级潜水艇和俄罗斯苏-27 式战斗机这样的现代化武器系统，但人民解放军也确实得从低起点进行现代化，他们的一大部分装备快要过时或已经过时。正如总审计局1995年6 月题为《中国军队现代化在太平洋地区产生的影响》的报告所说的，‘按照人民解放军目前的现代化速度，用比较现代化的装备更换50年代和60年代的装备将需要几年的时间。’人们目前的看法是，中国在短期内不会大大提高它的投放能力。”〔22〕美国国防大学国家战略研究所的专家也认为，中国需要10—15年的时间淘汰过时的旧装备。〔23〕
中国崛起的困难
西方人认为中国崛起将面临很多困难，有些人甚至认为许多困难是无法克服的。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在他的名著《大国的兴衰》和1993年完成的《为21世纪作准备》两本书中认为，中国与西方国家经济水平上的巨大差别本身就决定了中国不可能赶上发达国家。中国如果能保持稳定的经济增长，也仅仅是将人均收入从300 多美元提高到墨西哥的1825美元水平，最多能达到匈牙利的2237美元的水平。他认为中国要想把人均生活水平提高到韩国的水平是难以相像的。〔24〕他估计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在短期内会有较大增长，人均生活水平绝对比现在富，但在下个世纪，中国人相对于发达国家来讲仍是贫穷的。〔25〕
分析中国崛起的困难的角度是多种多样的，较多的人是从中国人口负担的角度分析困难。他们认为人口负担将给中国带来许多方面的问题。首先是中国每年增加1300万人口，经济成果将不断被人口增长所吞食。其次是独生子女政策将使中国遇到严重的人口结构不平衡问题。老年人比重过高，社会发展承受不了赡养他们的负担。第三是人口增长导致粮食不能自给，从而妨碍经济正常增长。第四是人口质量不高，妨碍现代化的发展速度。人口带来的问题将意味着中国全面赶上发达国家的可能性很小。
从中国资源不足的角度分析中国崛起的困难。这种分析认为中国的工业化将使本来有限的耕地进一步减少。到了2000年，中国如不进口粮食就无法满足人们的食品需要。〔26〕而为了进口粮食中国将要消耗大量的外汇储备。如果中国不想依赖进口粮食，就要对农业进行大规模的投资。不论是进口还是增加农业投入，都将占用工业现代化的资金，减少其他部门的发展投入，影响中国经济的增长。〔27〕此外中国的能源和其他的资源也严重不足。世界银行在1995年采用新的方法计算国家的财富。这种计算方法包括四个方面，自然资源、产出资源、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源。按这种计算方法，中国的人均财富为6600美元，位于世界第162位。〔28〕这项统计认为中国人均财富中只有8%来自自然资源。从教育角度分析，认为中国崛起困难主要源于教育水平太低。经合组织的专家认为，在未来的20年里，中国经济处于劳动密集型工业向技术密集型工业的过渡时期，这需要大量资金对劳动人口进行科技培训。然而由于教育投入太少，人口的素质远远低于发达国家，从而成为中国现代化过程中难以克服的困难。目前中国成人识字率为69%，这意味着文盲人口为2.2亿。虽然90%的儿童上了小学， 但能接受高等教育的年青人却比例很小。发达国家的教育开支一般占国民生产总值的6%左右，而中国只有3—4%。人口与教育结合才能使人口成为经济发展资源，没有教育人口增加就成为社会负担。教育低投入对现实经济发展的影响可能不明显，但它将影响长期的发展前景。在知识分子并不很多的情况下，中国的体制不能充分发挥现有知识分子的能量，估计有1/3 的知识分子没有合适的工作。〔29〕今后国际竞争的焦点是技术竞争，中国劳动力的教育水平不适合现代科技产业发展的需求，中国要赶上发达国家将面临长期的技术滞后问题。
从政治角度分析中国崛起困难。一些西方人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如果没有西方政治体制的支持就难以长期坚持下去。而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采取西方民主政治体制的可能性很小，所以经济改革将不断地受到现行政治体制的制约，经济体制不可能与国际经济体制完全接轨，这将使中国的经济发展受到严重的束缚。〔30〕经合组织专家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迅速发展不断要求中国进行新的体制改革，体制改革涉及许多领域，这些改革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形成巨大挑战。还有人认为中国将面临分离主义的威胁，说什么解决民族分离主义问题的方法是接受西方的民主体制。然而中国采纳西方政治制度的可能性不大，所以民族统一问题解决不了。
中国崛起的国际影响
西方最关心的是中国的崛起将对世界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也就是对他们的利益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1、对国际安全的影响
有些西方人认为中国的崛起不利于维护冷战后亚洲地区的安全和稳定。他们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必然使中国成为一个军事大国，从而破坏亚洲地区的战略平衡。他们将西方传统观点简单地套用来分析中国的对外政策发展趋向，认为中国强大必然构成对其他国家的安全威胁。冷战后比较早提出“中国威胁论”的是美国费城对外政策研究所亚洲计划协调员罗斯·芒罗。他1992年撰文《正在觉醒的龙——在亚洲真正的危险来自中国》说：“无论在经济方面还是战略方面，中国将对我国的至关重要的利益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31〕自此“中国威胁论”在国际舆论中不断出现。他们主要提出四种理由支持这一观点。
一是历史上英国、美国、德国、日本和苏联崛起时都曾引发过战争，所以中国强大后也会同样奉行扩张政策。这是那些非常传统的西方政治学者的观点。例如美国政治学家塞缪·亨廷顿说：“历史表明，当国家迅速实现工业化的时候，它们往往变得极其过分自信。在我看来，中国很可能要显示其力量。中国曾经是在东亚居支配地位的大国，时间达2000年之久。但是自从1885年以来，它一直从属于西方和日本。中国人觉得这是奇耻大辱。因此，他们当然希望恢复他们所认为的他们在世界上理所当然的地位。这将引起不稳定的后果。”〔32〕前英国外交官乔纳森·克拉克说；“中国使人不安地想起凯泽·威廉笔下走向世界大国地位的德国。德国觉得，它在19世纪争夺殖民地的控制权的过程中受到了欺骗。像德国一样，中国觉得它在国力虚弱时受到日本和西方的欺凌，它有几笔帐要算，而这种想法不无理由。”〔33〕
二是说中国军费增长太快，军费增加意味着将使用武力解决国际争端。同时认为，中国增加军费又带动了东亚地区的军备竞赛。〔34〕布热津斯基认为，中国增强军事力量是危险的，中国的军事力量已超过了防卫能力，“开始具备侵略能力”。〔35〕
三是中国与周边国家有许多领土争议，不断地引起军事冲突。中国在历史上曾受到西方的凌辱，失掉很多领土，中国强大后可能会提出收复失地的要求，这将引起冲突。这是一些持西方史学观点的人的说法。英国《经济学家》1995年7月29 日发表题为《遏制中国》的文章说：“简单的现实政治认为，一个巨大的不断繁荣的国家倾向于到处使用力量。大国如果有强烈的文化优越感，或是对他国对其作法有历史性的不满，那么就很难与这种大国相处。中国既有沙文主义又有不满……遏制意味承认中国是个破坏稳定的力量，使它认识到放弃武力解决这些不满的必要性。”
四是中国不接受西方制订的国际规则，将导致与西方的严重冲突。英国《旁观者》杂志1995年9月23 日发表《充满东方威胁》的文章说：“中国人不在乎我们的规则。经济增长给了中国力量，而对中国人来讲力量似乎就是忽视外部世界看法的能力。……军事冲突总是因意识形态或经济冲突引发的，在我们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与中国人之间这两种冲突都有。……中国也许已决定了一个在经济和政治上主导亚洲的计划，这种威胁已足够了。”
不过也有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崛起并不构成对国际和平的威胁。美、日、欧三边委员会1994年发表的第45号报告就认为：“中国的崛起更多的是一个机会而不是威胁，建议采取广泛的经济、战略和政治行动，使中国参与到国际社会中来。……中国是个伟大的文明国度，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传统。它将按内部力量和领导人的选择来确定自己的道路。”〔36〕这类学者认为，中国是否构成对西方的威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西方国家的对华政策。如果西方国家将中国作为敌人对待，则将不可避免地将中国推上与西方国家对抗的道路。奥弗霍尔特说：“如果美国把中国作为一个具有侵略性的国家来对待，对华采取敌对的政策，那么中国必然全面反对美国的利益，并会利用一切能使之成功的战略地位与美国斗。反之，如果美国保持其实力的同时采取欢迎中国进入国际社会的姿态，美国则没有任何风险。”〔37〕
一些西方政治家和战略家也持有相似的看法，他们认为中国崛起并不一定对世界和平与稳定构成威胁。1995年9 月美国前总统布什接受《华盛顿时报》记者采访。当被问到中国崛起是否给美国造成威胁时，他说：“我不认为中国是个威胁……我们应给予中国一个自豪大国应得的尊敬”。同年，美国国防部长助理约瑟夫·奈说：“把中国视为敌人是错误的。没有理由认为中国一定在未来成为敌人。有些地区问题专家认为中国将对中国文化区域之外进行侵略，有些专家则不这样认为。专家中间的这种不一致性说明我们应简单地判定中国有50%的可能向外侵略，有50%的可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区域大国。现在把中国作为敌人来对待实际上是没有考虑到50%的未来可能。”〔38〕
2、对国际政治格局的影响
许多西方学者认为，在下个世纪头20年里，世界依然是一个多极世界。不过对这个多极格局的估计有很大不同。 根据法国人的估计， 到2010年，目前七国集团中的一些工业化国家将被新的经济强国所取代。美国虽然仍居世界第一，但它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中占的比重将从现在的26.5%降至17%。而那时世界其他富国的次序将是中国、日本、俄罗斯、德国、印度。〔39〕
在日本有较多的人认为，中国崛起之后可能在亚洲建立起中华秩序。这些人认为在21世纪中国将成为与美国一样的超级大国。在传统中华意识的基础上中国有可能产生大国主义的权力意向。日本是军事小国不能有效牵制中国，所以亚洲小国可能建立起东盟那样的弱国同盟。而这种弱国同盟是不能维护亚洲的势力均衡的。如果美国从亚洲撤走，中国在21世纪可能在亚洲恢复过去曾有过的那种中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40〕
此外，也有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到了21世纪，大国的作用已不如地区集团的作用那么突出，所以他们估计世界格局将由相互竞争的地区集团力量来决定。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认为亚洲人口众多，中国和日本有坚定的伦理观念，中国将作为第一个高技术低工资的国家向前发展，亚洲在下个世纪将成为第一极，美国第二极，欧洲第三级。〔41〕布热津斯基则认为世界将发展成为六个地区集团，欧洲、北美、拉美、东亚、南亚和穆斯林地带，其中北美、欧洲和东亚将是主要的三个大国群体。但由于中国实力增长，东亚地区将缺乏政治与安全一致性。〔42〕
3、对世界政治文化的影响
有些学者认为虽然中国已经放弃了教条主义式的马列主义意识形态，但中国仍然反对西方的价值观念，所以中国崛起后仍有可能成为非西方意识形态国家的领导。这必然对西方的民主、人权、自由、平等观念形成挑战。亨廷顿认为冷战后文明冲突将左右世界政治，西方面对的主要敌对文明是儒教文明和伊斯兰教文明的扩张。〔43〕中国显然是儒教文明的中心国家，所以亨廷顿建议美国必须在东亚保持军事优势。
有些人认为中国的崛起还将对西方的发展模式形成挑战。中国的经济现代化与政治制度建设的模式与西方不同。中国在经济和科技方面学习西方的同时，在政治上保持了自己的传统。而对抱有西方中心主义思想的人来讲，这是“非西方文明试图在不变成西方文明的情况下实现现代化……试图把这种现代化同他们的传统文化和价值结合起来。……这些文明的实力与西方接近，但其价值观和利益却与西方大相径庭。”〔44〕于是一些西方人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本身就使得人们对于处在中心地位的西方经验以及民主、自由和繁荣的三重奏提出了怀疑。中国经济成就之大已经对西方的民主思想构成了惊人的挑战。〔45〕还有人甚至认为中国搞的是列宁主义式的资本主义，而且建设得非常成功。虽然中国已经放弃了毛泽东输出革命的意识形态，但中国仍可能成为第三世界中与西方对抗的领导。〔46〕
4、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西方人对中国崛起所产生的经济影响看法不一。可以分为积极和消极的两种看法。认为中国崛起有利于世界经济发展的观点，主要是看到中国的发展扩大了世界市场，对世界经济特别是对东亚地区经济有强大的推动作用。
认为中国的崛起不利于世界经济的人认为，中国的崛起将不可避免地加剧亚洲发展中国家之间对国际市场和国际资金的争夺。
还有人认为中国总体生活水平提高后，食品结构中的畜产品比重要大幅度提高，导致对粮食的需求大幅度提高。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的莱斯特·布朗预言，到2030年中国粮食进口将增加到2.16—3.78亿吨。这超过了目前世界粮食出口能力，这种进口将影响其它国家的粮食供给。〔47〕
中国对西方国家出口增长速度与西方国家对中国出口增长速度不成比例，必然造成中国贸易顺差不断扩大，从而使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贸易不平衡不断加剧。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贸易普遍存在顺差，其中与美国的贸易不平衡问题最为严重。根据美国的统计，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从1990年的100亿美元增加至1995年的近400亿，成为美国对外贸易中的第二大贸易顺差国；按现在这样的速度发展下去，很快中国就将取代日本成为美国的第一大贸易逆差国。到2000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总额有可能达到1000亿美元。由于中国吸引外资的能力不断扩大，西方的工业将会大规模地转向中国，从而造成西方国家失去数以万计的就业机会，损害他们的工业基础。〔48〕这种观点在西方国家的工会中较为流行。例如有48万会员的美国国际机械和航空航天工业工人协会就反对波音公司向中国提供制造技术，并要求惩罚中国的贸易行为。该协会的国际部主任巴巴拉·沙洛说：“一个有12亿人口的国家在加入世界贸易体制时承认国际准则是绝对必要的。想强行闯进来不仅会歪曲而且会破坏西方工业国的自由贸易概念。”〔49〕
5、对世界生态环境的影响
在西方国家有一种较为普遍的观点，认为中国加速现代化的过程将会严重破坏人类的生存环境。〔50〕他们认为中国占世界人口的1/5，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对世界资源和能源的消费量将是极大的，加之含硫高的煤是中国工业的主要燃料，这种大量的资源和能源消耗必然带来严重的环境问题。〔51〕西方人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生产国，3/4的能源依赖煤炭，每年大约有2000万吨煤尘进入天空。 〔52〕到本世界末中国每年使用的煤炭量要比1990年高40%，约14亿吨；根据1987年的数字，亚洲释放的硫氧化物中有69%源于中国。〔53〕这种环境问题将超越国界，对全球产生不利的影响，而中国的周边国家将首当其冲，遭受池鱼之殃。
有些日本人认为中国环境污染的越境影响有五个方面；二氧化碳的大量排出促进了地球温室化，硫磺远距离散播形成酸雨；工厂向海里排污，导致水产捕获量下降；耕地被破坏将大规模增加粮食进口，造成国际粮食供不应求，使国际市场粮食价格上涨；核电站一旦发生事故，将造成综合性影响。〔54〕日本人认为中国工业化产生的酸雨已经影响了他们的植物、沼泽地、河流与湖泊。
从以上对西方人关于中国崛起的看法的分类介绍，我们可以看到在西方既有支持中国崛起和认为中国崛起对世界有积极影响的人，也有反对中国崛起和认为中国崛起对世界不利的人。其中有的是认识问题，有的则是恶意中伤，蛊惑人心。然而无论如何中国对这些国际舆论都不能掉以轻心。一是要防备“中国威胁”论一类的舆论毒化我四化建设的国际环境。二是要认真考虑西方人所看到的我崛起过程中所面临的困难及产生的问题。
注释：
〔1〕Nicholas R.Lardy,CHINA IN WORLD ECONOMY,(Washington DC:The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994),p.15
〔2〕"China Survey",THE ECONOMIST,November 28,1992.p.5
〔3〕William H.Overholt,CHINA THE NEXT ECONOMIC SUPERPOWER,(London:Weidenfeld & Nicolson,1993),p.20
〔4〕"A Game of International Leapfrog",THE ECONOMIST-A SURYEY OF THE GLOBAL ECONOMY,October1,1994,p.6—7
〔5〕《世界银行行长赞扬中国经济政策》，路透社北京1995年9月21日电。
〔6〕Yoichi Funabashi,Michel Oksenberg,Heinrich Weiss,AN EMERGING CHINA IN A WORLD OF INTERDEPENDENCE,(New York:The Trilater Commission,1994),p.2
〔7〕Winston Lord, "For China, Not Containment but True Intergration",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NE,October 13,1995.
〔8〕《巨人在跳跃》，（德国）《明星画刊》，1996年7月4日。
〔9〕Nicholas R.Lardy, CHINA IN WORLD ECONOMY,( Washington DC: The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994),p.15
〔10〕William H. Overholt,CHINA THE NEXT ECONOMIC SUPERPOWER,(London:Weidenfeld &Nicolson,1993),p.20
〔11〕《佩里说接触既不是遏制也不是绥靖》，美新署华盛顿1995年10月3日英文电。
〔12〕约瑟夫·菲尤史密斯，《新领导班子出现了》，（美国）《波士顿环球报》，1993年1月1日。
〔13〕《世界银行行长赞扬中国经济政策》，路透社北京1995 年9月21日英文电。
〔14〕迈克尔·肯尼，《太巨大了，不能无视，也不能威吓》，（美国）《波士顿环球报》1993年1月10日。
〔15〕《新的世界大国》，（德国）《经济周刊》，1996年7月4日。
〔16〕William H. Overholt, CHINA THE NEXT ECONOMIC SUPERPOWER,p,21.
〔17〕莫里斯·迈斯纳，《对中国的担心升级使已经复杂的美中关系更加复杂》（美国）《洛杉布矶时报》，1995年10月22日。
〔18〕Nicholas R.Lardy, CHINA IN WORLD ECONOMY,(Washington DC:The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994),p.25
〔19〕伊藤宪一，《重新考虑“亚洲”》，（日本）《诸君》， 1995年10号。
〔20〕Nicholas R.Lardy, CHINA IN WORLD ECONOMY,(Washington DC: The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994),p.25
〔21〕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军事力量对比1995年—1996》。
〔22〕《美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谈中美战略关系》，新华社华盛顿1995年10月11日英文电。
〔23〕Audrey Kurth Cronin and Patrick M. Cronin,"The Realistic Engagement of China".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Winter 1996,p,151.
〔24〕Paul Kennedy, PREPARING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New York:Randon House,1993),pp.1,64,190,192.
〔25〕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New York:random House,1987),pp.448,455.
〔26〕同上。
〔27〕Paul Kennedy, PREPARING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New York:Randon House,1993),pp.171—173.
〔28〕《不以“收入”论强弱》，《新华每日电讯》，1995年9 月19日。
〔29〕Paul Kennedy, PREPARING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New York:Randon House,1993),pp.179-183.
〔30〕同上，p.183.
〔31〕罗斯·芒罗，《正在觉醒的龙——在亚洲真正的危险来自中国》，（美国）《政策研究》，1992年秋季号
〔32〕《密切注视中国》，（美国）《新闻周刊》，1994年11月21日。
〔33〕乔纳森·克拉克，《约束给克林顿闯祸的人》，（美国）《洛杉矶时报》，1995年1月31日。
〔34〕Nayan chanda,"Fear of the Dragon,"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April 13,1995,pp.24-28.
〔35〕《中国具有侵略能力》，（日本）《产经新闻》，1993 年2月6日。
〔36〕Yoichi Funabashi,Michel Oksenberg, Heinrich Weiss,An EMERGING CHINA IN A WORLD OF INTERDEPENDENCE,(New York:The Trilater Commission,1994),p.4.
〔37〕William H.Overholt, CHINA-THE NEXT ECONOMIC SUPERPOWER p.276.
〔38〕Joseph S. Nye,"The Case for Deep Engagement", FORIEGN AFFAIRS,July-August,1995,p.94.
〔39〕《世界经济的新富国》，（法国）《世界报》，1995年10月31日。
〔40〕伊藤宪，《重新考虑“亚洲”》，（日本）《诸君》，1995年10月号。
〔41〕《日本应面向21世纪发挥重要作用》，《日本经济新闻》，1995年6月5日。（撒切尔夫人在该报讲话）
〔42〕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权力与道德》，（美国）《世界箴言》，1995年3月号。
〔43〕塞缪尔·亨廷顿，《未来的文明冲突就是西方同其他地方的冲突》，《纽约时报》，1993年6月6日。
〔44〕同上。
〔45〕玛丽·盖埃诺，《亚洲可能提供一个新的政治模式》，（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1995年5月16日。
〔46〕格雷厄姆·富勒，《民主陷井：冷战的危险》，（美国）《商业日报》，1995年11月3日。
〔47〕马珍，《中国的需求使世界粮食市场发生了变化》，路透社北京1995年7月24日电。
〔48〕格雷格·马斯特尔，《美中关系：越来越大的贸易危机》，（美国）《商业日报》，1995年11月3日。
〔49〕蒂姆·肖罗克，《波音公司工人抨击中国》，（美国）《商业日报》，1995年11月1日。
〔50〕Raul Keendy,PREPARING FOR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New York: Random House,1993),pp.190-192.
〔51〕Barber B. Conable, Jr.and David M.Lampton,"China:The Coming Power",FOREIGN AFFAIRS,Winter 1992/93,p.142.
〔52〕"Breathing the Air of Success",THE ECONOMIST,February 15,1992,p.28.
〔53〕Clayton Jones,"Japanese Link Increased Acid Rain to Distant Coal Plants in China",THE CRISTIAN SCIENCE MONITOR,November 6,1992,p.4.
〔54〕明日香寿川，《左右21世纪地球的中国环境问题》，（日本）《世界周报》1995年10月24日。
阎学通：权力中心转移与国际体系转变
作者 阎学通 2012年《当代亚太》2012年第6期
关 键 词：权力转移、国际体系、体系类别、世界中心
世界权力中心转移是国际关系研究的长久课题。20世纪80年代初期，东亚国家的学者提出了世界中心向亚太（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转移的看法，其主要依据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韩国、中国台湾地区、新加坡、中国香港地区）的经济快速增长。三十年过去了，当年持这一看法的许多学者现已辞世，在有生之年未能看到其所希冀的世界中心转移。进入到21世纪之后，伴随着中国的崛起，有关世界中心转移的话题又开始引起学界的关注。本文讨论的问题是：世界中心在21世纪将向何处转移？此次中心转移是否会带来国际政治的体系变化？中国应如何利用此次世界中心转移的历史趋势？
世界中心在21世纪向何处转移？
随着“金砖国家”概念的出现以及20国集团（G20）峰会的建立，有关世界中心转移的讨论在媒体和学术界逐渐增多。然而，人们对世界中心向何处转移的看法却不尽相同。例如，阿根廷学者认为，世界中心是由西方向东方和由北方向南方转移。[①]中国一些学者则认为世界经济中心正在向亚洲转移。[②]而中国外长杨洁篪在墨西哥回答记者提问时则指出：“目前国际上确实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世界的权力重心正在从西方向东方转移。我并不认同这一观点。”[③]笔者以为，人们对世界中心向何处转移的认识不同，其主要原因在于缺乏明确的有关世界中心的客观判断标准。
（一）世界中心的判断标准
国际政治的地缘中心不是由其自然地理位置决定的，而是由该地区国家的实力决定的。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英国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H. J. Mackinder）在1919年出版的《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一书中提出：“谁统治了东欧，谁便控制了‘心脏地带’；谁统治了‘心脏地带’，谁便控制了‘世界岛’；谁统治了‘世界岛’，谁便控制了世界。”[④]然而，历史经验并不支持他的这个判断。二战期间，纳粹德国一度控制了东欧，但未能主宰世界，结果是德国分裂成东西德两个国家。冷战时期，苏联控制了东欧，也未能统治世界，最终苏联解体为15个国家。冷战结束后，欧盟东扩吸纳了东欧国家，欧盟不但未能因此而强大，反而导致了欧盟一体化进程停滞不前，欧元区面临解体的危险，甚至出现世界中心从欧洲向其他地区转移的趋势。冷战结束后，北约的东扩使美国在一定程度上增大了对东欧的控制力，但这并不是冷战后美国成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原因。冷战后世界变成单极格局的直接原因是苏联的解体。如果苏联不解体，即使东欧国家都加入北约，美国完全控制了东欧，世界的两极格局也难变成单极格局。
具体说来，一个地区要成为世界中心必须具备两个条件。首先，该地区必须包括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国家，即有一个或几个国家应当具备世界级的物质力量（尤其是军事力量）和文化力量（尤其是思想力量），并成为世界其他国家所模仿的样板。其次，世界中心还应是国际矛盾最为集中的地区。这种矛盾主要体现在中心国家在本地区及其他地区的争夺上。从历史上看，世界中心具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中心国家的战略争夺主要是其所在的地区，另一种是中心国家的战略争夺从中心扩散到边缘地区。当战略争夺的重心是中心国家所在地区时，该地区的世界中心地位就更加突显。在上述两个条件中，是否有世界影响力国家的存在，是决定一个地区能否成为世界中心的前提。
从19世纪欧洲列强大规模争夺海外殖民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是公认的世界中心。这一时期，欧洲既是争夺者们的所在地，也是战略争夺地区。随着殖民主义的不断发展，欧洲诸大国的战略争夺开始向欧洲以外的地区扩散，[⑤]但欧洲始终是欧洲大国争夺的主要地区。例如，英法俄等国为争夺巴尔干半岛而爆发的克里米亚战争、希特勒德国在欧洲的扩张等等。正因如此，在二战结束以前的150年里，欧洲始终是世界中心。非洲一度作为殖民地，是欧洲诸大国争夺最激烈的地区之一。但由于非洲没有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因此非洲没有成为世界中心。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直到冷战结束，美国和苏联是世界上实力最强大的两个国家，同时也是国际体系中最主要的两个战略竞争者。作为“两极”之一的苏联位于欧洲，同时这一时期美苏两国争夺的重点也位于欧洲，因此，欧洲仍被认为是冷战时期的世界中心。1946年，丘吉尔在美国富尔顿的演讲中说：“从波罗的海的斯德丁到亚得里亚海的的里亚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⑥]正是由于美苏双方都将战略竞争的重点放在欧洲，才会在欧洲而不是世界其他地区形成这幅“铁幕”。而标志着东西方两大阵营建立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的成员国，除美国和加拿大之外全部集中在欧洲。这正是美苏两国在欧洲地区争夺的直接结果。
（二）“亚太”和“东方”的提法太过笼统
依据上面的分析，当我们判断世界中心究竟向哪个地区转移时，必须首先明确该地区是否正在出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这意味着“世界中心”所指的地区应有明确的地理边界。
依据这个标准，“亚太”和“东方”这两个提法都显然太过含混不清。“欧洲”这个概念是指一块地理位置明确和所构成国家明确的大陆。这个地区面积1016万平方公里，西临大西洋，北靠北冰洋，南隔地中海和直布罗陀海峡与非洲大陆相望，东与亚洲大陆相连。欧洲现有45个国家和地区，约有7.39亿人，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0.5%。[⑦]相反，“亚太”却是一个地理范围无法确定、构成国家不明确的概念。百度百科对“亚太”一词的解释是，“有关这一概念的国家与地区划界目前有几种不同的理解。”[⑧]“亚太”这个概念包括了一个海洋（太平洋）和四个洲（亚洲、北美洲、南美洲、大洋洲），占了地球上的2/3的大陆，占了世界71%的人口。当任何一个“中心”占到“全部”的2/3以上时，这个所谓的“中心”与“全部”在性质上已经没有太大的区别了。
“东方”更是一个地理范围和构成国家模糊不清的概念。冷战时期，“东方”是指奉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国家群体，冷战后则是指东方文化的国家。然而，东方文化国家具体包括哪些国家很难做出精确的界定。狭义的东方文化国家可以界定于东亚，即儒家文化圈，而广义的东方文化国家可以界定为整个亚洲，从中东到东亚的全部地区，包括了中东、中亚、南亚、东南亚和东北亚。[⑨]
之所以会出现“世界中心从欧洲向亚太转移”或者“世界中心由西方向东方转移”这样模糊的提法，很可能是由于提出者判断不出哪个具体的独立于北美之外的地区能够成为具有世界级影响力的地区。这一现象反映出提出者对东亚地区的实力发展前景缺乏信心。
20世纪80年代，东亚学者提出世界中心向亚太转移时，东亚地区还看不到任何一个国家或国际组织在短期内可能具有进行全球战略竞争的能力。当时，虽然日本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日本不是一个具有综合国力的国家，没有进行全球战略竞争的能力，不可能对世界政治构成重大影响。[⑩]与此同时，地处欧洲的苏联仍保持了世界超级大国的影响力。东亚学者一方面希望自己所在的地区成为世界中心，另一方面却无法在东亚地区找具有世界影响力前景的国家，因此不得不使用了“亚太”这个外延非常广的概念，来支持自己的假想。使用“亚太”这个概念的一个好处是可以将美国纳入其中，因为毕竟美国的世界级实力和影响力是无人质疑的。然而，在亚太地区只有美国一个超级大国的情况下，我们无论如何都无法判断世界中心从欧洲转向了亚太，因为美国一直是亚太国家，其地理位置本是个常量，而常量是无法解释变化的。
（三）当前世界中心转移主要取决于欧洲和东亚而非美国
美国既可以说是太平洋国家，也可以说是大西洋国家，其地理位置客观上不会发生改变。因此，只要美国的实力保持在世界级的水平上，它就不可能是导致世界中心转移的主要原因。自第二次世界大战至今，美国一直是世界上影响力最大的国家，始终是世界中心的一部分。美国作为世界中心一部分的事实不仅在今天得以维持，而且非常可能将继续维持20年。如果今后20年美国能保持其世界主要战略竞争者的地位，美国就不应成为我们分析世界中心从欧洲向何处转移时的因素。控制了美国这个不变的常量后，我们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真正决定世界中心转移的因素是欧洲与东亚的实力相对涨落。
受2008年以来的经济危机的影响，当前欧洲和美国都在一定程度地衰落。但欧洲衰落和美国衰落的性质是不同的，因此它们对世界中心转移的影响也是不同的。在未来10年内，美国的衰落不会改变其超级大国的地位，也就是说，美国的衰落只是程度上的，美国仍将是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之一，至少可以保持与东亚相当的世界影响力，因而它仍将是世界中心的组成部分。然而，欧洲的相对衰落则将使其影响力小于东亚，东亚从而将取代欧洲成为世界中心的组成部分。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整个欧洲的相对衰落是导致当前世界中心转移的原因之一。除此之外，东亚取代欧洲成为世界中心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欧洲不存在具有成为世界超级大国潜力的国家，而位于东亚的中国，则具有崛起为拥有世界级影响力的超级大国的潜力。总之，当前这次世界中心的转移是由欧洲和东亚实力对比转换推动的。
提到“美国的衰落”，我们需要明确，美国不是绝对衰落而是相对衰落，即美国的绝对实力是上升的，但因为中国实力上升的速度超过美国，因此其与中国的实力差距在缩小。美国的衰落至少在未来20年内不会改变其超级大国地位。而美国保持超级大国地位，并不意味着它能保持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也就是说，不排除中国正在接近超级大国的标准。这种新的实力分配趋势，保持了美国的世界级战略竞争地位，同时使得欧洲与东亚的实力消长成为影响世界中心转移的决定性因素。
（四）东亚成为世界中心得靠中国崛起
前文已经提到，东亚要成为世界中心，就需要从总体上超过欧洲的实力和影响力，而东亚未来超越欧洲主要得靠中国的崛起。今后10年，日本国内难以进行政治改革，因此日本的实力地位呈现下降趋势。东亚其他国家的实力基数太小，即使有较快的增长速度，对于提升整个地区的实力地位的作用也非常有限。与之相比，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相当于欧盟的46%。今后10年，欧洲经济年均增长率难以超过2%，而中国的经济增速将有望保持在7.5%。这意味着到10年后，中国一国的经济规模可达到欧盟27国总合的80%以上，再加上日本、韩国和其他东亚国家，东亚地区的整体经济规模必然超过欧洲。
20世纪80年代，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的快速增长之所以未能使东亚超越欧洲，除了苏联的超级大国作用外，另一个原因是日本不是一个具有综合实力的国家。中国崛起是建立在综合实力的基础上，而日本是建立在单一的经济实力基础上。中国综合国力的特性使美国不得不把中国作为21世纪最主要的防范对象，这意味着美国最大的战略竞争者从欧洲转移到了东亚。今后10年，中国将逐渐发展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具有全球战略影响力的超级大国，换言之，东亚地区将拥有一个真实的进行全球战略竞争的国家。中国的崛起将使东亚地区对世界的影响力超越欧洲。
笔者在《环球时报》发表了《伦敦奥运暴露中国崛起困境》[11]一文之后，该文在互联网上遭到了大量批评。许多批评者认为，中国人均GDP排名世界100位之后，并据此对笔者提出的中国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超级大国的观点提出质疑。事实上，中国民众对中国实力地位的认识与国际社会有较大差别。例如，新加坡总理李显龙（Lee Hsien Loong）就曾说：“中国有时可能意识不到自己在别国眼中有多强大，所以我觉得认知上的差异有时意味着，中国与别国不以同样的视角看待问题，而这可能需要磨合。”[12]这种认识差别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学者准确判断中国在世界中心转移中的作用，因此多数学者仍然倾向于用“亚太”一词而非“东亚”。
中国崛起不仅将使东亚拥有了能影响世界的超级大国，而且将使东亚成为世界主要的战略竞争地区。如前所述，一个地区成为世界中心的另一个重要条件是，该地区是世界主要大国争夺的中心地区。随着美国“重返亚太”（也称为“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东亚地区正日益成为国际政治的矛盾焦点和大国战略争夺的中心。美国战略转移的目的是为了保住它在世界中心的影响力和主导地位。在自身实力相对衰落的条件下，为了应对崛起大国的挑战，美国自然要将其全球战略重心向世界中心地区收缩。美国将战略重心从中东向东亚转移，进一步印证了新的世界中心将是东亚而不是欧洲。
如果东亚成为世界中心，美国的“再平衡”战略就不可避免地将防范中国作为首要任务，美国的全球战略必然是把中心地区的战略竞争作为首要考虑。如果不考虑海洋因素，美国与英国和日本都分别成为邻国，欧洲和东亚就都处于美国的家门口。正是基于这个考虑，美国才总是声称自己是东亚国家。从政治地理意义上讲，中美就成了都是位于东亚的世界级战略竞争者，它们的竞争将会在其所在地区展开。这种战略竞争会比在其他地区的战略竞争更加激烈。在东亚历史上，中原王朝与本地区另一个大国的战略竞争总是非常激烈的，汉朝与匈奴、宋朝和金国、明朝与满清的战略竞争都是如此。[13]这意味着，今后10年，中美在东亚的战略竞争的激烈程度将超越它们在其他地区的战略竞争。
（五）世界中心转移的战略竞争领域次序不同
历史上，世界中心的转移基本上是通过战争方式完成的，因此，战略竞争的领域主要是集中于军事领域。[14]苏联的解体为21世纪的世界中心转移创造了条件，但是中国选择了优先发展经济的策略，这个策略决定了21世纪的中美战略竞争始于经济领域而非军事领域，但这并不排除战略竞争从经济领域向军事领域的扩散。全球战略竞争力包括了两个方面，即物质方面和思想两方面。物质力量体现为经济力量和军事实力。中国目前是世界第一大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第二大经济体，但军事实力与美国相比差距还很大。虽然中国的国防开支位居世界第二，但实际军事能力暂时尚不及俄罗斯，因为军事力量与作战经验直接相关。此外，数学衡量的军事力量大并不必然意味着物理衡量的军事力量也强。物理衡量是指一国军事力量有多大的摧毁和防御能力，而数学衡量则是指军事资产的货币价值。
观察中国综合国力的不同要素，我们可以发现，中国优先发展经济的崛起战略，决定了世界中心向东亚转移进程中的战略竞争首先体现在经济领域，而后会进入军事领域，进入思想领域会更晚一些。世界中心一定是对全世界的思想有巨大影响的地区。这个地区的国家不仅具有世界级的物质力量，还具有世界级的文化力量，特别是思想力量。正因如此，世界中心往往是边缘地区的国家所模仿的样板。美国作为世界中心的一部分，其思想对世界影响很大。[15]目前，中国在思想方面对世界的影响力还远不能与美国相比，不过其影响开始显现。[16]例如，外国学者已从只关注研究中国已故者的思想，如老子、孔子、曾国藩、梁启超、毛泽东、邓小平等，转向关注中国现代人的战略思想。英国学者马克·莱昂纳德（Mark Leonard）于2008年出版了《中国在想什么？》（What Does China Think?）一书，[17]这是进入21世纪第一本外国人关注中国当世人战略思想的著作。这本书被译成17种文字。韩国学者文正仁（Chung-in Moon）于2010年出版了韩文的《中国崛起大战略——与中国知识精英的深层对话》，也是同一类的著作。[18]当一个国家当世人的思想开始被外部关注时，说明这个国家对世界开始有了思想影响力。其原因在于，崛起大国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世人的思想，而非已故者的思想。
世界中心转移能否导致国际体系转变？
与世界中心转移相关的一个学术问题是国际体系的转变问题。面对21世纪正在发生的世界中心转移趋势，有些人据此认为国际体系开始变化了，甚至“有人称之为500年来的第三次大转型。”[19]要分析国际体系的类型是否发生了变化，我们需要明确国际体系的构成要素有哪些，进而分析这些要素与体系类型变化之间的关系。具体来说，究竟是任何一个要素变化都会引起体系类型的变化？还是需要其中的某几个要素同时变化才能引起体系类型变化？然后据此标准，观察当前国际体系的哪些要素发生了变化，这样才能判断当前国际体系是否发生了类型转变。
（一）国际体系的转变标准不明确
在国际关系的著作和文章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许多关于国际体系的名称，如五服体系、[20]朝贡体系、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维也纳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雅尔塔体系、冷战后体系，等等。巴里·布赞（Barry Buzan）和理查德·利特尔（Richard Little）在《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一书中回顾了戴维·辛格（David Singer）、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N. Waltz）、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等学者对国际体系的不同理解，反映出学界对国际体系概念的理解仍然存在分歧和争议。[21]从2005年起，笔者开始研究古代华夏地区春秋和战国两个国际体系的区别，此后更加深刻地体会到，缺乏划分国际体系类别的共同标准给学术研究造成的严重混乱。
一般而言，国际体系是由国际行为体、国际格局和国际规范三个要素所构成。然而，这三要素中哪个或哪几个要素改变可以作为体系类型转变的标准，学界尚无定论。目前，我们看到的绝大多数关于国际体系演变的文章其实都是在讨论国际格局的变化。[22]例如，有人认为冷战和冷战后是两种国际体系。[23]然而，事实上，从冷战时期到冷战后时期，国际体系的主要行为体都是主权国家，国际规范仍是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主权规范，只是国际格局由两极转变为单极。也就是说，在国际体系的三个构成要素中，只有国际格局这一个要素发生了改变。然而，如果认为国际格局改变就意味着国际体系改变，那么两者就成了同义反复。我们不能将国际格局转变等同于国际体系转变的根本原因还不仅是语义原因，更主要的是逻辑原因。国际体系由行为体、国际格局和国际规范三要素构成。如果其中任意一个要素的变化都可视为国际体系的类型转变，那么我们就不需要“国际体系”这个概念了，只要分别说国际格局变化，国际行为体变化或者国际规范变化即可。如果我们提出体系转变的假设，就需要从三要素综合变化的角度来分析国际体系是否发生了类别转变。
在古代，世界是被分隔成几个独立的国际体系的，因此，本文将非全球性的区域国际体系也作为分析的例子。下表是学界经常提及的国际体系及其行为体、格局和规范。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同一历史时期，国家行为体的性质并不完全一样。东亚的华夏地区，周朝王室与诸候国同时存在，如秦国、楚国、鲁国、齐国等；在欧洲，神圣罗马帝国与王国同时存在，如普鲁士王国、巴伐利亚王国、萨克森王国、符腾堡王国、巴登大公国、黑森大公国、安哈尔特公国、美因茨选帝侯、不莱梅自由市等；现在美国这种民族国家与沙特阿拉伯君主国和凡蒂冈教皇国同时存在。本表只是以主要的国家行为体为准。
表1：部分国际体系构成要素的比较
国际体系 | 主要行为体 | 国际格局 | 体系规范 |
华夏地区 | |||
西周（公元前1046～771） | 王室、诸侯国 | 单极 | 分封规范 |
春秋（公元前770～476） | 王室、诸侯国 | 单极、两极、多极 | 争霸但不兼并规范 |
战国（公元前475～221） | 君主国 | 多极 | 兼并规范 |
秦朝（公元前221～206） | 帝国 | 单极 | 兼并规范 |
欧洲地区 | |||
罗马（公元前27～公元395） | 帝国 | 单极、两极 | 兼并规范 |
中世纪（约公元476～1453） | 教皇、王国 | 多极 | 教权规范 |
威斯特伐利亚（公元1648～1791） | 民族国家 | 多极 | 主权规范 |
反法同盟（公元1792～1813） | 民族国家 | 多极 | 干涉内政规范 |
维也纳（公元1814～1913） | 民族国家 | 多极 | 干涉内政规范 |
穆斯林地区 | |||
后哈里法（8～14世纪） | 邦国 | 多极 | 兼并规范 |
奥斯曼（14～16世纪） | 帝国 | 一极 | 兼并规范 |
全球性 | |||
凡尔赛—华盛顿（公元1919～1939） | 民族国家 | 多极 | 先占及兼并规范 |
雅尔塔（公元1945～1991） | 民族国家 | 两极 | 不干涉及不兼并规范 |
“体系”这个概念是指构成要素互动形成的一个系统，[24]因此，我们需要以国际体系某一构成要素的变化是否会引发其他要素的变化为标准，来判断国际体系是否发生了类别转变。国际行为体的类型经历了“城邦国家→诸侯国→君主国→帝国→民族国家”这样的演化进程。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签订被认为是民族国家出现的起点，但这个变化局限于欧洲，并未扩展到全球范围。伴随民族国家的出现，欧洲的国际体系出现了主权规范，即国家拥有独立的主权。[25]如果我们认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形成是一次欧洲国际体系的转变，那么在这次体系转化中，国际行为体类型和国际规范都发生了质变。然而，自《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之后，欧洲的行为体一直是民族国家，可是学界却普遍认为欧洲的国际体系发生过从维也纳体系向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转变。另一个现象是，中世纪的欧洲行为体曾从城邦国家转变为君主国，学界却不认为这时期的欧洲国际体系发生了类型转变。一种情况是行为体类型没有变化，而国际体系发生了转变；另一种情况是行为体类型发生了变化而国际体系并未转变。这似乎意味着，单纯的国际行为体类型变化与国际体系转变之间并无必然关系。
国际格局有单极、两极和多极三种基本形态。如果我们观察历史就会发现，有时国际格局的形态变化与国际体系转变同时发生，但有时国际格局发生了变化而国际体系却没有发生转变。例如，在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向雅尔塔体系的转变过程中，国际格局由多极转变为两极。但是在13世纪的华夏地区，国际格局由南宋对抗金国的两极格局转变为元朝大一统的单极格局，但国际体系却没有发生变化。这样的历史也使人们怀疑，单纯的国际格局变化是否能直接带来国际体系的转变。
国际规范是学界最常用来判断国际体系是否发生类别变化的标准。然而，国际规范的变化是否一定会引起国际体系的转变也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例如，兼并他国是否合法是一个古老的国际规范问题。中国史学界普遍认为，春秋体系与战国体系的国际规范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春秋时期兼并缺乏合法性，而到了战国时期兼并具有了合法性。[26]在维也纳体系和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内，兼并都具有合法性，而学界却认为这是两个不同的体系。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雅尔塔体系和冷战后体系的规范都禁止兼并他国领土，在国际规范不变的情况下，却有学者认为冷战和冷战后是两个国际体系。[27]这说明，单纯的国际规范变化也不足以作为判断国际体系转变的标准。
（二）国际体系转变需要至少两个要素变化
以行为体类型和国际规范同时变化作为判断体系转变的标准，我们可以发现有几次国际体系转变符合这一标准。从西周体系向春秋体系的转变，体系规范从分封转变为争霸，同时行为体由天子授权的诸侯国转变为自主授权的君主国。在欧洲的中世纪时期，罗马文明不再继续，欧洲建立了封建体制。后来，欧洲经历了从1618年到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实现了从封建体制向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转变。[28]在这次国际体系的转变中，行为体从封建王国转变为民族国家，而国际规范则从教权至上的规范转变为国家主权的规范。[29]在这两个国际体系的转变过程中，都没有发生国际格局的形态变化。西周末期与春秋初期没有格局变化，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前后欧洲都是多极格局。
以国际格局和国际规范同时变化为标准，我们也能找到符合这一标准的国际体系转变的例子。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经历了一次深刻的全球性国际体系转变，即由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向雅尔塔体系的转变。在这次体系转变的过程中，国际格局从多极格局转化为美苏对抗的两极格局，国际规范从先占原则和兼并原则转变为领土主权不受侵犯的原则。在这次国际体系的变化中，民族国家作为主要国际行为体并没有发生性质变化。
以行为体类型和国际格局同时变化为标准，我们也能找到与之相符的国际体系转变的实例。公元前221年，秦国在华夏地区吞并了其他六个君主国，国家统治者的称谓由“大王”改为“皇帝”，从而建立了该地区历史上的第一个帝国。这使得行为体从君主国变为帝国，国际格局从多极转变为单极。14世纪的穆斯林世界也有过一次类似的国际体系变化。阿拉伯哈里发帝国从8世纪中叶起开始衰落，分裂为众多的邦国，穆斯林世界成为多极格局。到14世纪下半叶，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崛起，国际行为体从邦国转变成为帝国（此后穆斯林世界又继续出现了两个帝国，波斯的萨非帝国和印度的莫卧尔帝国），国际格局由多极转变为单极。[30]上述两个国际体系的转变都没有伴随国际规范的变化。
这一节所枚举的例子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我们毕竟没有穷尽人类历史上已经发生的全部国际体系的转变，因此还不能保证只要构成国际体系三要素中的任意两个要素发生改变，国际体系就一定会发生类别转变。不过，仅仅根据上述有限的几个例子，我们已经可以得到三个启示：其一，国际体系三要素同时发生变化，国际体系类型必然转变。其二，国际体系三要素中有两个要素发生变化，国际体系转变的可能性很大。至少以上所举的例子可支持这个判断。至于任意两个要素改变所能引起体系改变的概率，则需要穷尽国际体系转变的全部案例才能得出判断。其三，当只有一个要素发生变化时，我们则不宜将其称视为国际体系的转变。因为这会造成把部分等同于整体，把构成要素等同于系统，把程度变化等同于性质变化的误判。典型的例子是，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的解体只改变了国际格局的形态，即由两极转变为单极，而行为体类型和国际规范都没有性质变化。这也是为什么多数学者将这一时期的国际政治变化称为“国际格局变化”，而只有很少部分人将其称为“国际体系变化”。2006年就有学者讨论了为何冷战后只是格局变化而不是体系变化。[31]
以两个构成要素的变化作为判断体系变化的标准，我们会对维也纳体系和华盛顿—凡尔赛体系是两类国际体系的划分产生疑问。从表1中可以看到，这两个体系的行为体类型、格局形态和体系规范都无区别。两者的主要区别是维也纳体系是个欧洲体系，而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一个是全球体系。只是由于欧洲大国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才使得欧洲的国际体系扩展为全球体系，因此，两者的区别在于体系的地理范围、具体大国和大国数量，而不是体系的类型。从国际格局角度观察，这两个体系的格局形态相同，都是多极格局，只不过是进行了权力再分配，构成“极”的具体国家发生了改变。
一个更具争论性的体系转变是，欧洲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反法同盟体系和维也纳体系是否可以认为发生了体系转变。从表1中可以看到，这三个体系的行为体和国际格局都相同，而且国际规范也难说有性质变化。不过有学者认为，欧洲国家在1789～1814年经历的七次反法同盟的战争，这个时期是两极格局，并且认为国际规范从君主秘密外交原则转变为普遍和平正义原则。[32]如果这种判断是合理的，我们可以认为反法同盟体系到维也纳体系出现了体系转变。
（三）国际规范是否转变具有决定性意义
21世纪的这次国际中心转移能否使国际体系发生质变，其关键在于国际规范是否改变。显然，这次世界中心转移肯定会带来国际格局的形态变化。人们对于国际格局从美国霸权的单极格局向两极还是多极转变还存在不同的看法。认为国际格局向多极转变的是看好欧盟、印度、巴西、俄罗斯等国的学者。他们认为，20年内这些组织或国家能具备和美国相类似的世界影响力。而认为国际格局向两极转变的学者，则认为在未来的10～15年内，除了中国之外，没有其他国家能缩小与美国的综合实力差距，而且中美两国还会同时拉大与其他大国的综合实力差距。笔者也持这一看法。[33]然而，无论是向多极转变还是向两极转变，学者们在这次世界中心转移将改变国际格局形态这一点上没有分歧。
本世纪世界中心转移很难伴随着主要国际行为体的类型变化。冷战结束初期，一些学者曾猜想国际行为体的类型将发生变化，特别是一些欧洲和中国的自由主义学派学者。他们批评中国抱着落后的主权观念不变，认为以欧盟为代表的国际组织将取代主权国家成为最主要的国际行为体。然而，以往20多年的历史并不支持这种猜想。虽然国际组织的数量从2万多个发展到了5多万个，特别是非政府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但是目前国际体系的最主要行为体仍是主权国家。[34]
在主要国际行为体的类型不变的情况下，21世纪的世界中心转移能否带来体系的转变，关键取决于国际规范是否会发生性质变化。本世纪世界中心转移能否带来国际规范的质变，这是一个需要进一步观察的问题。我们已知，中国崛起是这次世界中心转移的核心动力，但是中国崛起能否带来世界范围的思想观念转变还不得而知。现行国际规范是以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想为基础的，因此，西方国家难以成为改变现行国际规范的主导力量。目前，中国崛起主要体现在物质力量方面。物质力量的增长可以改变国际格局，改变权力分配结构，但是并不必然改变国际规范。中国对于国际政治思想层面的影响还较小。今后中国能否向世界提供建立新型国际规范的思想观念，现在还难以做出判断。
有一个微弱的迹象是，中国政府已经明确提出以中国传统文化指导自己的大战略。中国政府2011年发表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将中华文化传统确立为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三要素之一。[35]笔者也呼吁中国政府的对外战略要借鉴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可考虑以王道思想指导中国的崛起战略，同时以王道思想建设新型国际规范。[36]国内很多学者都认为，中国的崛起要加强软实力的建设。[37]当然，这些尚不足以说明中国崛起必然会带来国际规范的性质变化。
观察国际关系史我们会发现，在国际体系三要素中，国际格局的变化速度相对较快。在过去的500年里，国际格局的形态变化了许多次，国际规范的性质变化了3～4次，而国际行为体的性质只变化了一次。这一现象带给我们的启示是，国际体系的变化速度要比国际格局的变化速度慢。历史上，国际格局在百年之内发生两次形态变化是常见的现象，但国际体系在百年之内变化两次的似乎还没有。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体系只在1945年发生过一次转变，至今只不过67年。这意味着，距下一次国际体系转变的时间还较长。鉴于此，笔者以为，至少目前来讲，用“国际格局变化”来描述21世纪的世界中心转移，比用“国际体系变化”来描述更为接近迄今的客观世界。
中国如何应对世界中心转移？
中国崛起是21世纪世界中心转移的核心动力，然而这个转移过程也给中国的崛起带来巨大的体系压力和不确定性。崛起困境的原理是，崛起国崛起速度越大，国际体系的反弹压力也越大。[38]西方学界对中国崛起的恐惧，已经从担心中国的物质力量增长向担心中华文明挑战西方文明主导地位的方向发展，[39]许多西方学者已开始研究这个问题。[40]中国如何克服体系压力实现最终的崛起，这既是一个策略问题也是一个理论问题。
（一）中国需要关注自身实力地位与政策的一致性
在21世纪世界中心转移的过程中，中国是个崛起国，而且现在已经被国际社会认为是世界第二大国。中国目前坚持发展中国家的身份，这种做法符合韬光养晦政策的原则，但也使中国面临着不断上升的“中国责任论”压力。这一压力不仅来自发达国家——他们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经济责任，[41]而且也来自发展中国家。一些发展中国家不仅希望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经济责任，而且希望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安全责任，希望中国能为它们提供安全保障。世界第二大国的地位和发展中国家的身份两者之间形成了矛盾；做负责任大国的政策目标与“不当头”的原则形成矛盾；不干涉内政与主张国际正义形成矛盾。解决这些矛盾，将有利于中国国际影响力的进一步提高，也有利于国际格局向有利于中国崛起的方向变化。
(二)中国需要关注战略关系在国际格局转变中的作用
国际格局由大国实力对比和大国战略关系两个构成要素决定。目前，大国实力对比是有利于中国崛起的，但是大国战略关系却对中国崛起不利。美国虽然处于物质实力增长缓慢的状况，但是美国仍是世界上拥有最多盟友的国家，至少有50个以上的盟友。相比之下，中国由于采取不结盟政策，因此没有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盟友。缺乏盟友已经成为中国改善与周边国家关系时所面临的不利条件。奥马巴政府执政后，采取了“巧实力”外交，[42]即扩大统一战线的策略，这使美国的大国战略合作关系得到了巩固和加强。[43]在此情况下，如果中国能就不结盟政策进行调整，可有效地增加战略合作者的数量，从而有助于国际格局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更快地转变。相反，如果中国的战略友好关系得不到有效改善，国际格局的转变就会相对缓慢。
（三）中国需要关注建立新的国际规范
自由主义在当前国际体系中占有绝对主导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没有促进新型国际规范形成的空间。如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中国提出的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规范，这种建议得到了相当一些国家的支持。国际规范的质变需要以思想观念的重大转变为基础。自由主义思想的核心是自由、平等和民主，这是现行国际规范的最主要的思想基础。然而，这种思想并非没有超越的空间。在中国“礼、仁、义”的传统思想基础上，中国可以提出以公平、文明和道义为原则的新型国际规范。当然，如果我们要向世界推广一种新型的价值观，首先需要在国内进行自我实践。一种本国不实践的社会规范是难以推向国际社会的。笔者以为，只有中国崛起带来国际格局和国际规范两方面的改变，才可能促成国际体系的转变。
世界中心转移与国际体系转变的问题，会随着中国崛起的加速而引起学界的更多关注。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将有助于推动国际关系体系理论的发展。中国学者在这方面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充分利用自身的优势，是有可能发展出新的体系理论的。
* 本文得到王雪莲教育基金资助，我的博士生杨原承担了后期的编辑工作，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①] 《阿报文章：2011年：世界处在十字路口》，新华网，2011年1月22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1-01/22/c_121009347.htm
[②] 熊欣、李木子：《全球经济决策权力中心转移不可避免》，和讯网，2010年9月8日。http://news.hexun.com/2010-09-08/124834325.html
[③] 《中国外长不认同“世界权力重心东移论”》，中国新闻网，2010年7月31日。http://www.chinanews.com/gn/2010/07-31/2438006.shtml
[④] 麦金德：《民主的理想与现实》，武源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34页。
[⑤] 参见E. E. 里奇：《全欧洲关心扩张》，载G. R.波特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1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J. H. 帕里：《欧洲以外地区殖民地的扩张和国际的抗衡》，载R B.沃纳姆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3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⑥] 方连庆、王炳元、刘金质主编：《国际关系史（战后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7页。
[⑦] 参见维基百科和百度百科“欧洲”词条，http://zh.wikipedia.org/wiki/欧洲；http://baike.baidu.com/view/3622.htm
[⑧] http://baike.baidu.com/view/398058.htm
[⑨] 广义的“东方”称谓是一个带有欧洲中心论色彩的文化概念，它是以西欧主要国家通向亚洲的海上路径为基点，对欧洲以东广大地区的统称。“东方”的提法大约形成于欧洲殖民国家对外扩张的早期，盛行于19世纪。后因所涉及地区过于辽阔，西欧国家便进一步按照与它们地理距离的远近将“东方”概念分割为“近东（东欧、土耳其）”、“中东（阿拉伯地区、中亚）”和“远东（东亚）”。
[⑩] 巴里·布赞：《人、国家与恐惧——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安全研究议程》，闫健、李剑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0页。
[11] 阎学通：《伦敦奥运暴露中国崛起困境》，环球网，2012年8月14日。http://opinion.huanqiu.com/1152/2012-08/3022195.html
[12] 《李显龙：中国不知道别国眼中自己多强大》，观察者，2012年9月3日。http://www.guancha.cn/Neighbors/2012_09_03_94989.shtml
[13] 参见Nicola Di Cosmo, Ancient China and Its Enemies: The Rise of Nomadic Power in East Asian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14] 对此，权力转移、霸权更替和霸权周期等理论得出了基本一致的结论。参见A. F. K. Organski,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58; George Modelski and William R. Thompson, “Long Cycles and Global War,” in Manus I. Midlarsky, ed. Handbook of War Studies, Boston: Unwin Hyman, 1989, pp. 23-54; 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武军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15] 参见Michael Mandelbaum, The Ideas that Conquered the World: Peace, Democracy, and Free Market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2; Joseph S. Nye, 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0, p.34; 约瑟夫·奈：《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吴晓辉和钱程译，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157页；约瑟夫·奈：《硬权力与软权力》，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7~108、112页；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大抉择：美国站在十字路口》，王振西译，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199~201页。
[16] 参见阎学通、徐进：《中美软实力比较》，载《现代国际关系》2008年第1期。
[17] Mark Leonard, What Does China Think? London: Fourth Estate, 2008.
[18] 中译本参见文正仁：《中国崛起大战略——与中国知识精英的深层对话》，李春福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年版。
[19] 赵广成、付瑞红：《国际体系的结构性变化析论》，载《现代国际关系》2011年第8期，第32页。
[20] 依据王先谦的《荀子集解》，五服体系是以周天子的王城为中心向外延伸的一个有中心和边缘的国际体系。王城周围五百里为甸服，种王田为天子提供粮食。向外五百里为侯服，提供劳役和边疆保卫。再向外两千五百里为宾服，宾服的诸侯国为中原国家。宾服地区每五百里为一圻，次序是侯圻、甸圻、男圻、采圻和卫圻，推行文化教育和提供军事支持。再向外的地区有要服和荒服两个地区，每个地区为一千里。要服与荒服与王城的地理距离是相同还是有远近之别不清楚。要服地区按次序分为蛮服和夷服两个地区，各有五百里，部族实行大体相似的政令但可减少赋税。荒服地区按次序分为镇服和蕃服两个地区，各有五百里，部落的制度规范从简，人员可自由迁徙。
[21] 巴里•布赞、理查德·利特尔：《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刘德斌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5～41页。
[22] 秦亚青：《国际体系转型以及中国战略机遇期的延续》，载《现代国际关系》2009年第4期；林利民：《G20崛起是国际体系转型的起点》，载《现代国际关系》，2009年第11期；刘鸣等：《转型中的国际体系：中国与各主要力量的关系》，载《国际问题研究》，2008年第4期。
[23] 何曜：《当代国际体系与中国的战略选择》，《国际环境与中国的和平发展》（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编），时事出版社2006年12月第一版，第3、6、7页。
[24]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1979, chap. 3.
[26] 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
[27] 陈启懋：《国际体系的中国国际定位的历史性变化》，载徐敦信主编：《世界大势与和谐世界》，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第65页。
[28] 刘德斌主编：《国际关系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6、27、45页。
[29] 参见克拉勃：《近代国家观念》，第1～24页，以及乔治·萨拜因、许派德为该书撰写的英译者序，第20页，王检译，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
[30] 刘德斌主编：《国际关系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4～25页。
[31] 杨成绪：《中国与国际体系》，《世界大势与中国和平发展》（徐敦信主编），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54-55页。
[32] 刘德斌主编：《国际关系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89页。
[33] 阎学通：《“一超多强”开始向“两超多强”演变》，载《环球时报》2011年12月30日，第14版。
[34] 朱立群等：《中国与国际体系进程与实践》，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年版，第19页。
[35]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和平发展》，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4～25页。
[36] Yan Xuetong, Ancient Chinese Thought Modern Chinese Power, Princeton: Princeton Press, 2011.
[37] 赵可金、彭萍萍：《中国文化软实力面临的困境及其解决路径》，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2年第3期；高飞：《强软实力建设——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载《当代世界》2012年第4期；门洪华：《中国软实力评估报告》，载《国际观察》2007年第2期；陈玉刚：《试论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软实力的构建》，载《国际观察》2007年第2期。
[38] 孙学峰：《战略选择与大国崛起成败》，载阎学通、孙学峰等著：《中国崛起及其战略》，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29页。
[39] 阎学通：《西方人看中国的崛起》，载《现代国际关系》1996年第9期。
[40] Zhang Yongjin and Barry Buzan, “The Tributary System as International Society in Theory and Practice”,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 5, No. 1, Spring 2012, p. 5.
[41] Robert B. Zoellick, “Whither China: From Membership to Responsibility?” Deputy Secretary state Remarks to National Committee on U.S.-China Relations, September 21, New York City, 2005. http://www.ncuscr.org/articlesandspeeches/Zoellick.htm.
[42] “巧实力”一词最早由苏珊尼·诺瑟于2004年提出。2007年，美国前副国务卿阿米蒂奇和小约瑟夫·奈共同发表了题为《巧实力战略》的研究报告，明确提出美国应运用“巧实力”进行对外战略转型，以恢复其国际影响力。Suzanne Nossel, “Smart Power,”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04, pp.131-142; Richard L. Armitage, and Joseph S. Jr. Nye, Commission on Smart Power: A Smarter, More Secure America, Washington, D. C: Report for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07, http://www.csis.org/media/csis/pubs/071106_csissmartpowerreport.pdf.
訂閱：
文章 (At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