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崔天凯、庞含兆2012年7月《中国国际战略评论2012》
一、
中国的对美政策在目标上与国家对外战略相一致。如果说维护好国家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争取一个总体和平、有利的外部环境是中国外交战略核心目标，那么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就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条件和必然要求。如果说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领导集体、执政党和最广大人民群众做出的战略抉择，那么在中美之间探索出一种合作而非对立、双赢而非“零和”、良性竞争而非恶意博弈的新型大国关系模式就是中国和平发展必须解答好的重大命题。
中国致力于与美国探索新型大国关系道路的政治意愿是清晰和明确的。胡锦涛主席在今年5月出席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时阐明了中美努力发展让两国人民放心、让各国人民安心的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性，强调要“打破历史上大国对抗冲突的传统逻辑，探索经济全球化时代发展大国关系的新途径”。习近平副主席2月访美期间明确提出，中美应努力塑造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为不同政治制度、历史文化背景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建设积极合作关系树立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典范”。戴秉国国务委员同美方多轮战略对话的中心议题始终是中美如何建立和发展新型关系，而且，随着对话的深入，这一主线越来越鲜明和突出。
中方的战略姿态和政治信号已得到来自太平洋彼岸的呼应。奥巴马总统、拜登副总统、克林顿国务卿多次表示，美国欢迎一个强大、繁荣、稳定和在世界上发挥更大作用的中国，“中国的崛起不是美国的终结”，“美中正为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建立新的互动模式”，共同寻找“一个守成大国与一个新兴大国相遇时会出现何种局面”这个古老问题的新答案。
事实上，中国与美国探索新型大国关系的努力早在40年前尼克松总统访华、两国领导人共同推开中美重新交往大门之时就已起步。这种努力体现于邓小平同志23年前所作“中美关系终归要好起来才行”的重要论断，体现于江泽民主席1993年会晤克林顿总统时提出的“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16字方针，体现于胡锦涛主席2011年访美期间与奥巴马总统达成的共建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中美合作伙伴关系共识，也体现于若干年来双方为培育互信进行的对话、为管控分歧开展的沟通、为维护共同利益推进的合作。
当前，国际格局、世界经济、人类社会都发生着复杂、深刻变化。中国要坚持既定方向，秉持和平、合作理念，走出一条不同以往的大国复兴图强的新路来；中美要打破所谓历史宿命，走出一条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大国关系新路来；世界要顺应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潮流，走出一条多元包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新路来。中美关系走势对这三方面的摸索实践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关乎两国和世界的前途命运。
二、
今天的中美关系同40年前尼克松总统访华、33年前两国建交时相比已发生很大变化。再悲观的人也需要承认，双方积累了一定的战略共识、深厚的合作基础以及彼此打交道的丰富经验。这些决定了，双方确立一个更加稳定、可靠的良性互动架构，开创一种新型大国关系模式，是可能和可行的。
首先，两国已经认识到，合作共赢是两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处理彼此关系的最大公约数。这可以被视为一种最基本的战略共识，是“和则两利、斗则俱伤”认识的升华，为双方在未来交往中形成更高层面的战略共识或者默契提供了基础。中美都是自信国家和民族，都坚定认为自己是本国命运的主宰，对对方国家应有最基本的尊重。中美已在公开政策宣示和内部战略沟通中相互表明，对对方没有领土要求，因此也就不存在曾导致传统大国对立冲突的重要根源。中美均承认一个现实，两国所处时代背景不同以往，相互依存日益加深，两国的发展繁荣都离不开对方，在国际事务中也都需要彼此的理解、尊重与合作。在新的时期两国要全力避免重蹈传统大国恶性竞争的覆辙，全力避免双边关系走向双输。这不是喜欢不喜欢、想要不想要的问题，而是符合双方根本利益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必然选择。
其次，两国对话沟通管道日趋丰富、完备，为双边关系稳定发展提供了机制保障。近年来，两国高层接触频繁程度世所罕见。自2009年1月以来，胡锦涛主席同奥巴马总统已12次会晤、7次通话、34次通信，吴邦国委员长、温家宝总理多次与奥巴马总统等美领导人会面，拜登副总统、习近平副主席实现了互访。双方建立起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王岐山副总理、戴秉国国务委员、克林顿国务卿、盖特纳财长分别任两国元首特别代表）、人文交流高层磋商（刘延东国务委员、克林顿国务卿分别任双方主席）、商贸联委会（王岐山副总理与美国商务部长、贸易代表对谈）、科技联委会等60多个对话磋商机制，涵盖了两国关系的方方面面。两国之间还建有元首、外长热线，王岐山副总理也与盖特纳财长经常通话。戴秉国国务委员与克林顿国务卿、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多尼隆的小范围会晤迄已分别举行5次和3次，每次时长都远远超过一般意义上的官式会谈。两国之间高频率和形式多样的高端机制化交流起到了增加了解、减少误解、扩大合作的重要作用，所取得的成果、达成的共识务实、丰硕、可见，双方均已表明要使这样的沟通和协调跨政府、长效化。
两军关系是中美关系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中美两军交流与合作得到了积极发展。双方通过中美国防部防务磋商、工作会晤、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和国防部直接通话等就涉及两国两军互信的重要问题进行对话和沟通，还开展了海上搜救联合演练、合作寻找美军失踪人员遗骸和军事院校、退役将领等多层次、多军种、多形式的交流。但两军关系不时受到美售台武器等问题的冲击和干扰，部分对话交流一度中断，责任完全在美方。中方一直致力于推动两军关系发展。今年2月习近平副主席访美期间，赴五角大楼访问，就如何推动两军关系健康发展提出重要指导意见。5月梁光烈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访美期间表明了发展两军关系、为两国共建新型大国关系发挥积极作用的态度。他说，“我们应该站在面向21世纪的高起点上，以更加宽广的战略视野，规划好两军关系今后的发展方向，努力建立与两国关系相适应的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新型军事关系”。只要美方切实消除对台军售、迪莱修正案等长期制约两军关系的障碍，两军关系就可以顺利发展，为推动两国共建新型大国关系作出更重要贡献。
第三，两国荣损与共的利益交融格局无法打破、不可逆转，还将持续深化。经贸往来已成为维系中美关系的重要纽带。美国的资金和技术在中国发展中过程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也获得了丰厚回报。中美现在已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2011年已达4466亿美元，较建交之初增长了182倍，每天有超过10亿美元的商品和服务在两国之间流动。中国已连续10年成为美国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据美中贸委会统计，2001至2010年，美对华出口增幅达468%，而同期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总出口增幅为55%，美国本土400至800万个就业岗位与中美贸易直接相关；2001至2010年间，中国商品为美国消费者节省了6000多亿美元。截至2011年底，美对华投资项目累计达61068个，合同金额1623亿美元，实际投入676亿美元。中国美国商会报告显示，目前60%以上的在华企业利润率高于其全球平均利润率。中国企业在美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约为60亿美元，涉及工业、科技、农业、能源、保险、运输等多个领域。
第四，民间交往成为推动中美关系持续发展的源源不竭动力。中美两国人民对对方长期抱有朴实的友好感情，希望两国成为友人而不是敌人，曾在人类反法西斯战线上相互支持，“飞虎队”这样的往事至今在两国国内仍有着广泛的影响。美国盖洛普网站2月民调显示，13%的美国民众认为中国是“盟友”，63%的人认为中美“虽不是盟友，但友好”。美国“百人会”4月民调显示，近八成的中国民众认为美国是中国最重要的合作伙伴。现在，每天有9000人、每周约200架次客运航班、每年有300多万人来往于太平洋两岸。中美已建立起友好省州关系38对，姐妹城市176对。双方每年互派留学生达10万人。中国有约3亿人掌握或正在学习英文，美国有1000多所大学开设汉语专业，4000多所中小学开设汉语课，20多万人学习汉语。两国教育机构合作在美设立了80多所孔子学院、300多个孔子课堂。走新型大国关系之路顺应了民意。
第五，不断扩大、深化国际协调合作是双方走新型大国关系之路的基本要求和重要助力。中美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分处太平洋两岸，对维护地区和国际和平、安全与繁荣肩负着重大而独特的责任。40年前，中美重启两国交往大门就是两国领导人从全球视野审视与对方关系的结果。现在，两国关系的影响更远远超出双边关系范围，全球内涵越来越深。双方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推动世界经济稳定复苏和增长、维护国际防扩散体系以及打击海盗、气候变化、粮食和能源安全等全球性挑战和非传统安全问题上开展了有效协调与合作。中美之间也已形成的一个共识是，两国合作不能解决世界上的所有问题，但对解决所有问题都必不可少。戴秉国国务委员在第四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提出，中美不要搞“G2”（两国集团），但应该搞“C2”（两国协调）。
三、
中美走顺共建合作伙伴关系、探索新型大国关系之路，需要破解五大难题：
（一）战略互信缺失。人无信不立，国家之间亦然。中美不能说没有互信，但互信不足也是客观事实。中美是两个大国，都不会放弃各自深植于历史和文化传统的信仰、价值观和社会制度，坚定维护自己的利益，对彼此战略意图的判断如果“失之毫厘”，后果很可能将“差之千里”。基辛格认为，中美如策略失当，长远成本可能比一场战争还要大。无论是管理双边交往，还是应对全球和地区共同课题，无论是出于两国关系长远发展的要求，还是为了回应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增进中美互信越来越迫切。
“知人者智，知己者明”。中国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但大国不等于强国，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基本属性并没有变化，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必须集中精力解决发展和民生问题，必须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争取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中国外交本质上是内敛型而非扩张型，是和平型而非暴力型。
中方无意挑战美国的地位，更无意与美国争夺霸权。想当然认为中国想要挑战美国国际地位的观点不符合事实。同时，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既取决于自己的努力，也需要得到外部世界的理解和支持。在这方面，美国的选择至关重要。
近年来，美国国内出现一些将美国面临的问题归罪到中国头上的苗头，对中美之间的具体问题不是本着“就事论事”的务实态度去解决，而是无限上纲上线，动辄用大国争霸的尺子去衡量，从最坏处臆测和分析中方的意图。在“重返”亚太过程中，美大力强化同盟体系、推进亚太反导体系、推行“海空一体战”、插手中国与周边有关国家分歧等，背后的真实意图是什么，想借此向中国和地区发出什么样的信号？不仅中方有疑问，地区国家也感到不安。如何让中方、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相信美国对华政策表述与真实意图之间并不存在“鸿沟”，是美国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二）核心利益瓶颈。中美互为利益攸关方，双方利益的交集在增多而不是减少，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也是为维护好自己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创造必要条件和气氛。中国从不做有损美国核心和重大利益的事，但美国在中国核心和重大利益问题上的所作作为难令中方满意。
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是台湾问题，涉及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邓小平曾说过，中美之间没有别的问题，只有一个台湾问题；台湾问题解决了，中国同美国之间的疙瘩也就解开了。历史证明，台湾问题处理好了，中美关系就能顺利发展，反之就会遇到波折甚至重大冲击。
美方公开声称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反对台独，但“八·一七公报”发表30年后的今天，美仍然在对台售武。那种认为将两岸分隔现状无限期延续下去对美有利的看法显然误判了两岸形势，摆错了台湾问题在美对华关系中的位置。在中美利益互融度日益深化之际，打台湾牌是负收益而非正资产，满足的是极少数人的利益，受损的是更大范围的中美关系，使美陷入更大战略被动。邓小平还说过，“坦率地说，美国这样做（对台售武），并不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构成了不起的威胁，但是对我们用和平方式、谈判方式解决统一问题制造了障碍”。美国内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美无限期地对台出售武器，又想与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建立更密切的关系是不现实的。
恪守在“八·一七公报”中的承诺，更加明确地遏独而不是阻统，以实际行动显示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为促进台海局势稳定、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发挥积极和建设性作用，为中美关系持续稳定创造良好的环境，这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如果美方放弃不合时宜的思维，台湾问题是可以成为促进中美关系的积极因素的。
美方承认，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彼此的内部事务，以伙伴关系精神处理有关问题，是中美关系发展的基础。但美方在涉藏、涉疆、民主、人权等问题上时常公开指责中方，甚至发生公开插手中国内政的事情。显然，美国还有一些人念念不忘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在一个多人口、多民族的国家里，找到不满声音并不难，但如将此视为搞“颜色革命”的机遇，就犯下重大战略错误。绝大多数中国老百姓珍惜来之不易的稳定局面，希望在维护稳定大局的前提下，推进各项改革，而这正是中国政府正在做的事情。“和平演变”在中美力量对比悬殊时没有成功，现在和将来就更加渺茫。“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背后的小动作越少，越有利于双方将更多精力放到那些真正有利于实现中美互利双赢的合作上来，对双方、对世界就越有利，对走新型大国关系之路就越有利。
（三）真正践行平等相待。这是民主思想在国际关系中的题中应有之意。中美发展关系从一开始就不存在谁求谁、谁欠谁、谁高谁低的问题，而是双方基于维护共同的现实和长远战略利益所做出的选择。邓小平曾说过，“就中美角度讲，我听到一些美国人说，好像中国改善同美国的关系是因为中国有求于美国。我看这种看法是不对的。按照这种逻辑，中国发展了，经济和军事力量强大了，就不会考虑与美国搞好关系，共同对付世界上的挑战。这种逻辑是不正确的”。
平等不等于中国要与美国平起平坐、搞“共治”或者“分治”，而是要从心态上、行为上真正将对方视为平等的对话合作伙伴，多些换位思考，对等照顾到对方关切，处理双边关系的方式符合《联合国宪章》等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规范，而不是自视高人一等，并且任意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修改规则。
中美不可能变成对方，两国对外战略目标并非一致，外交理念和手段存在差异，这很正常，并不表明双方不能实现双赢。事实上，中美在传统的国际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的共同利益正在逐渐增多，在网络等国际新空域又进一步扩大了合作空间。实践证明，只要双方真正秉持平等原则，就可以找到利益汇合点，实现互利合作。相反，如果为了一己之利而单向施压，甚至公开指责对方是“有选择的利益攸关方”，“站在了历史错误的一边”，威胁组建“国际统一阵线”逼对方就范，非但于事无补，还会影响两国关系的整体气氛。中方一贯主张要以建设性的、照顾双方舒适度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不会轻率采取和发表处理两国关系的行动和言论，但在捍卫中国的独立、主权和国家尊严方面决不含糊。
（四）贸易结构重组。中美存在经贸摩擦，事实上是中美利益互融加深的体现，是可以在中美关系不断成熟过程中找到解决方法的。关键是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避免经贸问题政治化，更不能根据自己的内政议程强推所谓解决问题的时间表。中国是个拥有13亿多消费者的巨大市场，未来5年内将创造10万亿美元的进口需求。很多与中国经贸联系密切的国家从中国五年发展规划中看到了所蕴涵的巨大合作潜力，越来越重视将本国发展战略与中国的五年发展规划相衔接，从中寻找和扩大合作机会，这是明智之举。如果只盯着一些具体争议，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非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丧失扩大合作、实现更大共赢的机会。
中美都面临调结构、保增长、促就业的重任，通过寻找新的支点和平台，加快建设全面互利的经济伙伴关系，对维护两国和世界经济稳定复苏和增长至关重要。温家宝总理早已向美方提出促进中美经贸、金融、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合作的一揽子计划，包括进一步加大双向贸易，加强双向投资，推进在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航空航天等领域的合作，不断开拓新合作亮点。如美方积极回应中方提议，以对话协商而非保护主义的方式处理彼此经贸关切，以实际行动放宽越来越没有实际意义的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限制，中美经贸关系可望实现质的飞跃。
（五）在亚太地区真正实现良性互动。中美两国都是太平洋国家,在亚太利益交汇最集中、接触最直接、影响也最深远。习近平副主席访美时曾表示，“宽广的太平洋两岸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两国”。中方一直尊重美方在地区的合理利益和关切，欢迎美国为本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做出努力，同时也希望美方尊重中方的利益和关切。
近期，在中国周边地区发生了一些问题，中方并不是始作俑者，更不是施害者，而是受害者，被别人强加到头上。如果真的如一些人所说，中国的政策是导致地区不稳定的因素，那么如何解释中国的发展带动亚太地区蓬勃发展、中国与周边利益融合达到了新的历史高点？如果说中国要谋求地区霸权、推进排他性的地区机制化安排，那么如何解释中国一直大力推动东盟在地区事务上发挥主导作用、第一个公开欢迎美国加入东亚峰会，并在地区热点问题上积极寻求与相关各国进行合作？中国从未将谋取地区主导地位视为自己的战略目标，也从未大张旗鼓地在亚太地区以意识形态划线。事实上，中国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而非美妙言辞来体现自强不息、开拓进取、开放包容、同舟共济的亚洲精神，睦邻友好政策给地区国家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相反，很多国家对美方在本地区力推冷战色彩浓厚的军事同盟建设、扩充军力等作法深表关切，认为这与和平、发展、合作的地区主流民意不相符。很多熟悉中美关系的人士也很担忧，认为美太过强调军事范畴，而对其它紧迫领域投入不足；亚太地区没有国家愿意被迫在美中两国间作出选择。一些地区国家政要公开告诫美不要以冷战思维处理对华关系。
2011年《中美联合声明》指出，“两国领导人支持通过合作努力建设二十一世纪更加稳定、和平、繁荣的亚太地区”。从2011年6月开始，中美已开展了三轮亚太事务磋商，如何在亚太良性互动是磋商的重点。双方都认为应遵循相互尊重、照顾彼此利益和关切的原则，共同努力为本地区人民提供公共产品，即和平稳定的地区环境、共同繁荣的发展前景、互利合作的伙伴关系。中美在亚太良性互动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符合时代潮流，符合地区国家普遍期待。
四、
中国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说过，“世界潮流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中美从曾经的敌对到今天成为重要的国际合作伙伴，是顺应大势之举，更是中美两国领导人超越时代局限战略决策的结果。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在中美关系问题上高瞻远瞩。他在1956年就说过，“中美两国的人民是友好的，只是政府的关系不好。我这一代同美国政府的关系不好，我们的儿子一代可能好；再不好，孙子一代总会好起来的”。正是他的“小球推动大球”的战略决策打开了中美交往的大门，才会有中美关系的今天。尼克松总统1972年访华致辞时说，“今天我们有巨大的分歧，使我们走到一起的，是我们有超过这些分歧的共同利益。”
如果说中美双方用第一个40年，建立起要走这条惠及双方和世界的新型大国关系之路的共识，那么在中美关系的第二个40年里，双方的任务就是集中精力，踏踏实实走好这条新路。
戴秉国国务委员在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向美方指出，“这种新型大国关系应该具有以下特征：政治上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经济上全面互利、合作共赢；安全上互信包容、共担责任；文化上交流借鉴、相互促进；意识形态上求同存异、和平共处。这实际上是按照两国元首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中美合作伙伴关系的思路发展和演绎而来，既是路径，也是目标。”只要中美双方坚持两国元首的共识，坚持中美合作伙伴关系的方向，坚持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和《中美联合声明》的精神，这条新型大国关系之路就能够越走越实，越走越宽，越走越远。我们期待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共同谱写国际关系史上的新篇章。
此文刊登在《中国国际战略评论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