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吴琪 2012年第48期三联生活周刊
阎学通是国内最早研究“中国崛起”的学者。他认为，印象中第一篇认为中国是新兴超级大国的文章是一个俄罗斯人写的。世界开始承认中国崛起，应该是2002年。标志性事件是“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东亚第一大进口国”。
中国下个十年不可能再延续“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国家越崛起，面临的体系压力越大，国家实力变化之后，国家利益也发生了改变。但历史上从来没有像中国今天这样好的崛起时机了。从“十八大”报告中对“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表述中，能够看到中国政府对自己的实力认知和外交导向正在发生变化。
“躲在树后的大象再也藏不住了”
三联生活周刊：最近两年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外交争端越来越频繁，有些事态的摩擦开始升级，我们过去的外交战略是不是受到一定程度的挑战？在“十八大”报告中能够看出我们外交思路的变化吗？
阎学通：目前我国总的外交思路仍是“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但过去这几年间，我们有过一些外交政策上的微调。2009年胡锦涛在外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提出了对外政策的“四个力”目标：努力使我国在政治上更有影响力、经济上更有竞争力、形象上更有亲和力、道义上更有感召力。而在此之前，我们的提法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立一个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只是强调经济利益，忽略了其他的国家利益。
“十八大”报告中出现了一个新提法：“建设与我国国际地位相称、与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这说明我们抛开过去单一看重经济利益的观念，要建设与我国国际地位相称的综合实力。
三联生活周刊：你是国内最早研究“中国崛起”的学者，1998年你的书《中国崛起——国际环境评估》出来后，却在当时引起学界和社会上的一些争论和批评。大家对你书中的哪些观点不太认同？
阎学通：上世纪末西方世界盛行“中国威胁论”，他们不是讨论“中国能否崛起”，而是说“如果中国崛起，会给世界造成什么样的威胁”。我和他们的研究方向相反，我是研究中国崛起需要什么样的环境、如何实现崛起，以及中国崛起会给世界带来什么好处和贡献。
虽然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我做了这个研究，但是书出来后却受到了学界和社会的反对。有两个原因，一是认为中国是崛起不了的，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人持这种观点。第二，很多人认为如果中国崛起，会将美国的战略压力引到中国身上来，这样就违背了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的原则。我的第一本书《中国国家利益分析》特别受欢迎，而第二本书《中国崛起——国际环境评估》却受到批评，效果相反。我第三本书是《中国古代思想、现代中国实力》（Ancient Chinese Thought Modern Chinese Power），由于这本书是英文的，因此在国际上影响较大，在国内影响较小。这三本书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三联生活周刊：几年之后，中国政府一度也用了你提出的“中国崛起”这个说法。
阎学通：政府是2003年开始引入“中国崛起”这一词语，但2004年起就不这么说了。因为这种提法引起了争论。根据我当时的研究，“和平崛起”的首要条件，一是中国有能力让别人接受你和平崛起，即让别国不敢以战争方式来压制中国崛起。二是中国无需借助于战争就能实现崛起目标。三是崛起过程中无需用战争来维持生存。
后来学术界开始争论，“和平”和“崛起”这两者，哪个是目的，哪个是手段，或者两者结合到一起才是目的？“和平”与“崛起”如果不能兼得，我们该怎么办？我以为，在弄清楚“崛起”这个概念前，需要区分崛起和发展的性质。“发展”是一个绝对量扩大的概念，是自我提高。“崛起”是相对量的概念，指的是与他国差距的缩小。现在官方不再提“崛起”，我们学界仍旧可以做这个研究，官方的提法是“民族复兴”。
三联生活周刊：大家对“崛起”这种说法有争议，是因为它会在外交政策上导向一个进攻型的策略吗？
阎学通：有两个原因：一是“崛起”意味着发展得很快，但是大家都说不可能那么快。因为我们的提法是实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需要50年，现在还没到21世纪中叶呢，怎么能崛起呢？二是这种提法太引人注目，认为一说崛起就会增加崛起的国际压力。
在今天看来，中国崛起是个客观事实了。
三联生活周刊：你当时对于中国崛起的预测，从哪一年开始得到了印证和正视？有什么标志性事件？
阎学通：我感觉世界开始承认中国崛起，应该是2002年。标志性事件是“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东亚第一大进口国”。
三联生活周刊：这仍旧是一个经济指标上的评价。
阎学通：对。1993年开始出现中国威胁论时，国际社会只是害怕中国崛起。经过10年时间，到了2002、2003年他们才真正讨论中国是否已经崛起。我印象中，第一篇认为中国是新兴超级大国的文章是一个俄罗斯人写的。从2002年起，国际社会认为中国不能崛起的声音越来越弱，认为能崛起的声音越来越强，大家看法越来越一致。
三联生活周刊：是不是说，经济指标是衡量中国实力变化的最重要标准呢？
阎学通：我觉得2002年的“东亚第一大进口国”仅仅是个标志。从根本上看，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给世界主要国家造成了很大伤害，而中国仍然保持了6%的经济增速，让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第二个重大变化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其他大国的经济都是下滑，而中国仍保持11%的经济增速。所以说，全世界开始普遍认为中国崛起了。世界认为中国崛起跟这两场金融危机起的作用分不开。
三联生活周刊：这也是你之前提到的观点，“崛起”是一个相对概念，它是在世界范围内的各国有进有退之中看待国家实力。
阎学通：崛起很大程度上是别人“退”的结果。我不否认我们自己在进步，但如果别人不倒退，我们所取得的进步是起不了那么大作用的。
三联生活周刊：你提到2009年胡锦涛在外事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对外政策“四个力”的目标，出现这一外交政策微调，是因为国际环境上的哪些变化呢？
阎学通：当时最大的背景是“中国责任论”。上世纪90年代国际社会流行“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到了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出现了“中国责任论”。这使我们感觉到不一样了，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要求中国要承担起更多的国际责任。这一情况使得我国领导人意识到，中国的国际地位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变化，是在首次中美战略对话会之后，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于2005年9月第一次提出了“利益攸关方”的概念。他表示，“美国和中国是国际体系中两个重要的利益相关的参与者”，这使两国之间的关系开始向平等的方向发展。从此以后，我们发现美国对中国的态度一点点变得比以前平等了，现在的中美战略对话双方基本上是平等的了。
三联生活周刊：国际社会的这种变化，也使得中国认识到，我们必须正视自己正在成为新兴大国这个现实。
阎学通：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就这样形容中国：“那只躲在树后的大象再也藏不住了。”用我的语言来说，当中国蹲着都比人家站着高时，你还能往哪里躲呢？
从“中国威胁论”到“中国责任论”
三联生活周刊：那从你研究“中国崛起”到现在有十几年了，我们与上世纪末所面临的国际格局相比，有什么大的变化？
阎学通：有一个最大的变化——1998年那会儿是单极格局，美国是唯一的一个超级大国；而到了2008、2009年，这种单极格局受到了质疑。咱们举办2008年奥运会给世界带来的一个印象是，今后哪国都无法组织一次超越北京的奥运会了。这两年，有一次我国一位领导人对一个非洲国家领导人说，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那位非洲领导人说：只有在两个条件下中国仍旧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一是中国的统计数据不准确，二是“发展中国家”的标准改变了。
当今国际格局最显著的变化是，中国正在向美国之外的另一极发展，多极化的发展趋势明显弱化。一方面是中美实力持续增长，两国同时不断拉开与其他国家的实力差距。欧洲和日本在衰落。另外，中美之间的实力差距在不断缩小。
今后10年，我的基本看法是，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速度会超越我国领导人的预期。邓小平认为中国要花100年的时间才能基本实现现代化。我看用不了。我们现在的看法是2020年实现小康社会，这种提法仍旧是保守的。
三联生活周刊：你认为我们应该怎样评估自己的实力以及未来目标？对于中国是否崛起了，有具体的衡量指标吗？
阎学通：我们对自己的评估，从政治角度考虑，讲话留有余地是很正常的，计划不能做得太冒进了。但无论是我们的民众还是决策者，对于“崛起”这一概念的认识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我们认为一个大国的崛起需要上百年，其实不一定。有的国家需要上百年，有的国家却只需要一代人——二三十年就能实现。从1945年“二战”结束到上世纪60年代苏联拥有核武器、航母编队，发射宇宙卫星、将人送入太空，苏联只花了20多年时间就成了超级大国。
三联生活周刊：但它的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
阎学通：苏联模式有它的问题，但它从一个侧面说明，大国崛起并不需要我们想象中那么长的时间。如果观察美国，美国的发展是可持续的，它从“一战”开始到“二战”后成为超级大国，也仅用了不到30年时间。
三联生活周刊：可是有两场世界大战帮了它的忙。
阎学通：对啊，战争把别人打垮了，美国崛起了。崛起是个相对的概念，自己在前进，别人在退步，这样才能快速赶超。如果所有国家都按照相同速度前进，那就谈不上格局改变了。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十几年前提出“外交政策为国家利益服务”，在当时属于比较大胆的想法。你也提出国家实力变化后，利益也自然发生变化。那么今天怎样看待我们的实力和国家利益呢？
阎学通：我研究中国实力的背景是，上世纪90年代这个问题变得很火。最开始是世界银行质疑中国的人均GDP，当时我们报的人均GDP是370多美元。人家不相信，说你们人均一天一美元的GDP，民众怎么买得起冰箱和电视啊？发展中国家也开始与我们有分歧，因为中国当时是世界银行的最大援助国，一年20多亿美元。人家说钱都给了中国，他们就没有了。所以当时出现的最大的一个争论，就是中国的综合国力到底有多大。
而说到“国家利益”，这个词在西方是没有争议的，但是在中国的争议很大。我们一度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是不能讲国家利益的，我当时的研究就是探讨“为什么外交政策应该服务于国家利益”。今天你要是以全世界为利益为对外政策目标，一定被认为是很危险的——一个国家以全世界为自己的利益，别国就担心它要侵略别人了？当时我的研究解决了“中国的外交政策的出发点是什么”，现在政府在这一点上很明确了，国家利益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出发点。
三联生活周刊：那么，与此相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怎么界定国家利益？
阎学通：我认为“利益随着地位的变化而变化”，超级大国就有主导世界的利益，小国家就没有；弱国有生存的利益，大国就不存在生存的担忧。所以在《中国国家利益分析》这本书里我专门讲到，中国的国家利益是根据实力地位的变化而变化的。
三联生活周刊：那你研究出来的中国上世纪90年代的国力，和政府当时的说法差别明显吗？
阎学通：当时有各种各样的统计方法，中国政府也组织了几个团队在做关于中国实力问题研究，应对世界银行的质疑。我在中国实力的研究上，跟别人没有多大差别。我跟别人的主要区别在于对前景的判断——我认为中国能够崛起，政府当时也不认为我们在不久的将来就能有那样的实力。
三联生活周刊：从学术上或者是老百姓的心理出发，当时要接受中国成为一个超级大国的障碍在哪里？
阎学通：我觉得这种障碍与我国30年来的教育有关。我们一直强调经济是基础，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是基础，造成一个结果是，很多人认为我们百姓还都还没发财呢，国家怎么能成为超级大国呢？好像得每家都住上豪宅，每个人都开上奔驰，这才能成为超级大国。人们将个人生活水平与国家实力等同起来。你看卢森堡、列支敦士登的民众生活水平比美国高得多，但它们能成为超级大国吗？不是说人民生活水平与超级大国地位无关，但这个关系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样。
三联生活周刊：经济上发达的国家，并不一定综合实力很强。
阎学通：一个只是经济发达的国家是永远不可能成为超级大国的，单一实力国家与综合国力国家的国际地位是大不一样的。中国现在是发展中国家，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国际影响力比所有的发达国家都小。上世纪80年代，当日本GDP达到美国的2/3的时候，美国国内也出现了惶恐，鼓吹日本带来挑战美国霸主地位的威胁。但是日本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20多年了，却没有一天是超级大国，也从来没人认为日本崛起带来世界中心东移。这就说明日本作为一个单一实力的国家，是成不了超级大国的。
三联生活周刊：日本这次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做法，激起了中国比以前更强硬的抗议。这背后中日关系的走向是什么？
阎学通：我觉得这次钓鱼岛事件，中国政府的处理是成功的，但好像是一次具体问题偶然性政策，还不能说外交战略大方向已经转变。今后，中国如果再坚持韬光养晦的政策，中日关系会恶化得更严重，国内舆论也会有反弹。
老百姓对外交政策的期待已经发生了变化，现在网络上民意对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不太赞同，在我看来是因为“80后”、“90后”长大了，他们是在网络上发表意见的主体。“80后”、“90后”是在物质条件较好条件下长大的，他们更注重尊严和价值。从另一方面说，年轻人价值观的转变与中国走向强大也有关系，一个逐渐走向崛起的国家，它会培育出更加自信的人民，人民反过来会要求政府在外交上更有作为。
三联生活周刊：日本经济历经了长期停滞，它们在这种情况下看中国，心态上会不同吧？
阎学通：上世纪80年代日本提出过雁行战略，也就是它作为东亚的头，带领大家往前走。但是中国现在取代了日本在东亚的地位，中日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越来越凸现。中国的崛起，日本自身又已出现了绝对衰落的趋势。日本现在还不适应中国的强大，一些日本人还觉得中国是依赖日本经济援助的国家，是日本倾销自己淘汰产品的国家。中国经济的腾飞，使日本民族自豪感的基础动摇了。
三联生活周刊：你提到过，国家越强大，其实越没有安全感。就好像穷人不用雇保镖，家里有钱的人才需要解决安全问题。中国的安全问题需要怎样得以加强呢？
阎学通：我们现在面临的最紧迫问题是要加大国防建设力度。以体育比赛为例，永远是越到后面面对的竞争对手越强大。我们不可能等国家崛起完成了，再去发展国防。今后我们的国防建设速度只有比经济增速还要快，才能赶得上崛起的需要。另外政治建设要跟上，经济实力不解决政治影响力的问题。就好比有钱人家的孩子，他的群众关系不一定好。钱对于改善友好关系是有作用的，但作用是有限的。
三联生活周刊：从近几年的国际格局看，中国与一些国家的摩擦越来越多了，我们面临的外交压力来源于哪些因素？
阎学通：如果从主观上找原因，我认为有几条：
第一，咱们继续不结盟政策。当我们力量不断上升，周边的小国开始害怕中国，使我们陷入了“安全困境”。安全困境是指，你实力强于我，我就不安全，只有成为盟友，才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的北边和西边为什么就不用担心安全问题？因为我们有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间有半结盟关系。
第二，“中国责任论”的压力，叙利亚、利比亚事件就摆在那儿，我们不能老投弃权票吧。
第三，以前我们只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外交服务于经济利益。实际上，我们外交上还有安全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等多种利益。我们很多人长期以来认为只有经济利益才是利益，这种观点需要改变。
第四，我们总说“弱国无外交”，可是我们还是弱国吗？如果不正视我们的大国地位，小矛盾就会积累成大的被动局面。
尝试与周边国家结盟
三联生活周刊：你认为在外交政策的转变上，我们具体应该怎么做？
阎学通：首先要放弃不结盟原则。今后中美之间的竞争，将是争夺“友好关系”。我们要和美国比谁的朋友多。中国从来没有说我们想当世界第二，但美国说它绝不接受世界第二的地位，因此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将加剧。
之前我们与一个国家交往，主要是看经济上能不能给自己带来好处。今后应该以战略信誉为目标，让国际社会认为中国是可靠的、可依赖的。只要我们想结盟，我们周边有12个国家具有结盟的可能性。现在很多人认为我们结交的朋友质量不好，可是我们的航母不如美国、我们的太空站不如美国，我们就不造航母了吗，就不建太空站了吗？对于结交盟友，是有比没有强，所以我们先要解决“没有”的问题。盟友是国家间的最高等级关系。
建立盟友关系，跟在小区里改善邻里关系类似，看我们愿不愿意付出代价。如果我们还是外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认为国家声誉也是中国利益，只把经济利益作为外交目标，中国就绝不可能实现民族复兴。
三联生活周刊：那么能说，我们目前的发展已经遇到很大的体系压力了吗？
阎学通：如果从历史的纵向比较，中国现在崛起面对的国际环境，比历史上那些崛起大国曾面临的环境好太多了。苏联崛起的困难有多大啊，勃格日涅夫要是面对我们今天的环境，他肯定会说，“这也算困难呀？”美国刚开始崛起就得与西班牙进行战争。纵观历史，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国现在崛起面临的环境是人类历史上大国崛起困难最小的。但是如果比较现在和今后，我认为今后10年崛起面临的外部困难会比现在多。
三联生活周刊：上世纪90年代时我们提出外交方面“美国为重中之重”，今后中美两国之间的抗衡性会更强，我们还能一切以美国为重吗？
阎学通：上世纪90年代时我们提出“美国为重中之重”，当时我们做出的抉择是，当美国与我们周边国家发生矛盾时，我们不站在周边国家一边反美。我们认为美国一个国家的重要性超过了周边国家的总和，所以这些年我们也得罪了一些周边国家。
美国现在重回东南亚，是因为美国的国力开始衰弱，必须保东亚这个重点。这显然与中国的崛起直接相关。
未来10年，我认为中国会选择与周边国家结盟，我看不出有更好的选择。奥巴马连任后，第一次出访选择了泰国、缅甸、柬埔寨，这说明美国现在是不断地扩大它的统一战线，以期孤立中国。在他国间的冲突上，我们可以选择谁都不支持。但若这么做，以后遇到我国自身的问题时，谁都不会站在中国一边。
三联生活周刊：中美之间的摩擦会越来越多吗？
阎学通：今后中美关系将继续不稳定，结构性矛盾会不断深化。中美关系很难有实质性改善，总体是摩擦增长，但双边关系会差到什么程度，这还不好说。这些年中美两国政府也做了大量的努力，但是两国的利益冲突越来越多，这是没办法的事。美国生产大飞机，今后我们也生产大飞机；它卖战斗机，我们也卖战斗机，摩擦自然会越来越多。
中美关系就像下棋一样，存在一个谁输谁赢的问题。现在国内不少人提议，中国应像日本一样不要追求国际地位，只要改善生活就行了。他们说，“咱们不和美国下棋，这样没有输赢问题了”。然而，这种“把矛盾扔出去”的智慧没有意义。中国选择把自己变弱，不面对战略竞争，这可能吗？
三联生活周刊：在这种局面下，中日关系也不乐观吧？
阎学通：中日关系方面，今后10年会很困难。今天中国要考虑改变区域化政策，中日合作的可能性很小了。未来中国搞区域化的关键在于韩国。如果能把韩国和澳大利亚拉入地区合作，就能发展新的“10+3”。中国搞区域化并有所成就之后，日本会发现它不加入弊大于利，它就会加入进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