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卢锋 2013年1月24日 金融时报
日前中国统计局公布，2012年中国GDP增长率为7.8%。这是中国1999年以来年度GDP增长率第一次低于8%，也是1998年以后最低年度增长率。这个简单的事实对比，或许会引发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偏于悲观的推测与联想。
然而把去年中国宏观经济表现与世纪之交情形简单类比并不适当。给定内外现实环境，中国去年7.8%增长率大体合理合意。中国经济仍在快速追赶，对全球经济增量贡献仍呈上升趋势。中国宏调政策仍应以稳健作为优先目标。
从多方面看，去年经济增速破八与世纪之交时的宏观形势不可同日而语。当年中国宏观经济遭遇通缩，1998与1999消费物价指数以及GDP平减指数，都连续两年录得负增长。去年中国消费物价指数和GDP平减指数仍分别增长2.6%和1.8%。
宏观金融形势基本面也大相径庭。上世纪末中国企业利润水平处于历史低位，加上实际利率过高，派生债务-通货紧缩压力，限制政府扩内需政策效果。目前中国企业和银行虽有财务困难，然而资产负债表总体充实稳健。去年信贷扩张受政策性数量约束增速有限，社会融资总规模仍较快增长。
更为突出差异在于，中国世纪之交企业改制突破伴随大规模员工下岗，经济运行面临严峻就业压力。去年中国劳动市场仍大体面临供给偏紧态势，城镇就业人数扩大1188万人。受经济增速走缓的滞后影响，今年中国就业扩张速度可能回调，然而与体制转型一次性冲击联系的世纪之交那样失业压力难以再现。
除了潜在供给增速下降等长期结构原因外，去年中国经济增速走低相当程度折射超常经济刺激政策的退出效应。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实施的四万亿刺激政策发挥了积极效果，然而刺激措施通过透支未来需求发生作用，“功成身退”后会由于透支回补效应拉低经济增速。
去年前三个季度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降，从1季度8.1%一路下降到3季度7.4%。“朗润预测”连续三季度正误差显示学界总体低估经济减速力度。超预期减速调整无疑给很多企业运营带来困难。不过去年四季度扭转跌势回升到7.9%，比“朗润预测”值高出0.1个百分点。
值得重视的是，去年底中国宏观经济止跌回升，是在主要发达经济体普遍增长低迷与中国外需不振环境下实现的。这再次显示处于大国城市化和工业化阶段的中国经济，在发掘内需推进经济增长方面具有特殊潜力。
更值得关注的是，去年中国经济迎来周期拐点，是在避免大手刺激与采用温和宽松政策措施基础上取得的。在总结认识多年宏观调控经验教训基础上，中国决策层去年采取稳中求进方针谋求稳增长目标，比较注意避免过度刺激。这有利于后续宏观经济较为稳健回升增长与避免大起大落。
增速破八不足虑还有一个技术性理由：从历史经验看7.8%很可能是被低估数据。中国统计部门发布数据常规，最早通过统计公报发布最初增长率数据，正式统计年鉴会公布增长率修正值，随后还可能会提供经济普查提供的调整数。历史上不同时段报告同一个统计指标值之间误差形态有一个规律，就是最先公布GDP增长率最低，随后通常会修正调高。
例如2003-2011年历年GDP最初数据与经济普查调整数据都有相同方向误差，即初步数据后来被证明低估，初步统计值与后来调整值年均误差正好为一个百分点。最高误差年份2007年，最初统计值后来竟被证明低估2.8个百分点。如果几年后目前报告的7.8%增长率被认定低估，从经验看不应使人感到意外。
即便经济增速为7.8%，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增量贡献度预计仍有增无减。2011年全球经济总量69.7万亿美元，中国约7.3万亿美元。去年全球经济增速约为2.5%-3.0%，中国名义GDP增速9.6%，加上人民币汇率小幅升值近1.5%，将使得中国用汇率折算的美元GDP增长对全球增长贡献率约为31%-37%。这个增量贡献率稳居各国之首，也大大高于2005-2010年均24.1%的实际增量贡献率。
目前中国工业与企业利润增长等关键宏观指标都显示经济稳定进入上行周期阶段。中国增长带动主要贸易国增长，会对外需增长提供助推力。这些因素都是今年中国宏观经济保持较快增长的有利条件。不出意外情况，今年中国经济增速可能在8%-8.5%。
今年中国经济增长仍面临诸多风险因素。欧美高债务结构困难始终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隐忧。随中国国内经济走势回暖，消费物价可能显著回升，受政策因素抑制的房价可能反弹。上一轮快速扩张在金融系统中遗留的过度杠杆化风险因素仍有待消化清理。政府换届后地方政府急于大干快上，也会为宏观经济运行引入不确定性。
三月份“两会”期间中国将完成政府换届。宏观政策可能会有新表述，然而考虑目前宏观经济回升向好大势已然确立，宏观政策基本取向估计仍会维持稳健为先与稳中求进基调。这意味着一段时期遗留行之有效的温和宽松政策会得到继续实施，巩固目前宏观经济回升走势。
同时中国宏观部门会密切关注国内外经济形势，如果年中出现消费物价和经济增速较快回升局面，货币政策有可能从一段时期以来温和宽松立场朝相对中性转变。稳健为先的宏调政策，有助于保持宏观平顺较快增长，同时为各界期待的结构性改革创造较好宏观环境。
作者為北京大学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