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近期,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作客欧美同学会《时代大讲堂》,带来一场以“中国的地缘政治”为题的精彩演讲。郑教授的演讲主要围绕着近一年来中国海洋地缘政治遭遇的新挑战展开,深入浅出地为听众们梳理了中美关系和国际政治的新走向。光明网特将郑永年教授演讲整理编发,以飨读者。
大家可以看到,从黄海、东海到南海,中国周边只要有水的地方就有不少争端,为什么时至今日,中国周边地缘冒出来这么多问题?这里既有中国内部的因素,也有外部环境的因素: 从内因来说主要是由经济的发展引起的,中国已经从一个在资源上自力更生的国家转变成为一个高度依赖外部资源的国家,同时现在中国也已经从一个资金短缺的国家演变成一个资本过剩的国家——中国资本必然走向世界的其他地方,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的“走出去”势在必行,非常重要。
中国的开放政策,可以简单概括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请进来”,80年代改革开放,请外国的资本进到中国来;第二阶段是90年代和世界接轨;现在是第三个阶段——“走出去”。“请进来”阶段把自己的国门开放给外国政府,大家都很高兴,不会与外在世界产生矛盾;“接轨”阶段,改变自己的制度,与西方的制度接轨,也不会产生矛盾;但是当自己的利益、资本走出去之后,肯定会跟人家的利益产生一个冲突,这是必然的。国内发展需要大量的资源、国内的过剩资本、对外投资构成了中国走出去的巨大动力。政府的政策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一定推动作用,但是我觉得,政府的作用并不大,有没有政府,中国的资本还是会走出去,资本的本质就是哪里能赚钱就往哪里去。
国际上一些国家,主要是西方国家,把中国“走出去”的战略看成中国要主导、甚至称霸世界的战略。实际上中国政府并没有这样的计划,以前德国有,日本有,美国有,但中国没有,“走出去”政策只是对经济发展客观要求的一些辅助。
中国要“走出去”,海洋战略已经不可避免地成为中国国家地缘政治的一个新核心。中国的传统地缘政治以陆地为核心,主要表现为防卫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和很多周边国家解决了陆地主权纠纷问题,尽管一些问题仍然存在着,例如和印度的陆地边界纠纷还没有解决,新疆和西藏等边界地区还会出现新的挑战,但是和海洋政治相比较,中国的陆地地缘政治还是很巩固的。进一步说,海洋地缘对中国来说还是一件非常新的事情,跟老牌的海洋大国,如美国、英国比较,中国在海洋地缘方面一点经验都没有。
从外部环境来看,最重要的变化就是美国所谓的“重返亚洲”。因为周边国家众多,中国的周边地缘政治本来就已经非常复杂,美国的高调重返更恶化了中国的周边环境。今年,东海、钓鱼岛、南海和中国与东盟关系呈消极之势,都和美国的重返亚洲有紧密关联。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和周边国家之间本就存在的问题更容易暴露出来,很多小国家担心中国的崛起会给他们造成不安全。不过在很多年里,中国一直在提倡和平崛起、和平发展,而亚洲国家也努力和中国发展经贸关系,从中国的崛起中获益,在这个过程中,双方的关系得以调和。但是美国“重返亚洲”就改变了这种调和趋势,恶化了亚洲的安全问题。美国一回来,一些亚洲国家——主要是那些和中国有领土、领海纠纷的国家,如越南、菲律宾,甚至马来西亚,这些国家开始对美国抱过高的希望。我觉得他们错误地认为,中美关系会演变成当初冷战时期美苏关系一样,所以他们赶紧选择了美国这一边。可以说,美国“重返亚洲”正在加深中美两国之间的安全困境。在中国看来,美国的举动给中国带来了安全威胁,因此中国肯定要回应,那么这种安全困境的结果,就是中美两国失去了互信,现在中美两国的互相信任度可能跌到了最低点,两国关系也表现得很脆弱。
海洋地缘指的是能够促成和阻碍中国成为一个海洋国家的地缘政治环境,很显然对中国来说主要是东海、南海和印度洋。那么现在看来,在所有这几个领域中国都面临巨大的挑战。
先来看南海。南海问题是历史性老问题,最近这几年之所以凸显出来,有美国的原因。200年7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越南宣布美国对南海问题的观念,提出南海问题和美国国家利益的相关性。紧接着,在冷战期间互为敌人的越南和美国也似乎在一夜之间就成为了盟友,美国的航母开始访问越南。尽管没有明说,但显然是针对中国的。这是奥巴马政府重回亚洲最引人注目的,最直接而具体的举动。在这之前,美国也有很多外交和经济方面的举动,但并没有引起中国人的注意,航母一来中国人就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触动了我们的神经。
此后,形势更不容乐观,现在围绕着中国,美国的战略开始变得非常明朗。第一是美国正在针对南海开始调整其在亚洲的战略,例如在澳洲正式驻兵;第二是经济上的战略,开始实行类似冷战期间的战略性贸易,就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中国各方面对这些问题表现出高度的关切,因为对中国来说,南海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我们可以说南海是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我觉得南海不仅仅是国家主权的问题,南海更是中国的生命线。一旦失去了南海,中国的海洋地缘就可能不存在了,中国会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内陆国家。因为,中国的东边已经有非常牢固的美日韩同盟,这个联盟以美国为统领,已经高度制度化,没有任何一方可以加以改变。日本民主党上台执政之初,当时的首相鸠山曾经试图追求和美国较为平等的关系,不过马上以失败告终。鸠山政权的失败说明了任何一个日本政府都很难改变这个制度得现状,而朝鲜的天安号事件之后,美日韩联盟有强化的倾向。
20年以来,中日关系因为钓鱼岛问题而迅速恶化,尽管这并不是说美国会完全站在日本一边而不顾中美关系,但美日联盟的存在的确表明中国要解决甚至控制东海问题的难度。同时,尽管日本跟韩国之间也是有领土上的纠纷,关系也很紧张,但这并不意味着美日韩这个联盟会解体,而只是说美国维持这个联盟中的一些困难,就国际关系的本质来说,中国作为大国的存在这个事实就表明了,美日韩同盟存在下去的理由。
美日韩联盟的存在对中国的地缘政治意味着什么?第一,中国很难通过东边成为海洋国家;第二,日韩等国家可以利用美日韩联盟来增进本身的利益,损害中国的利益。例如日本可以在东海问题上增加其谈判能力,日本决定把钓鱼岛等具有争议性的水域进行国有化,就是适度利用目前美日联盟这样一个有利于日本的局面;第三,联盟也可以对中国构成直接的安全威胁,美国在小布什政府的时候,已经完成了亚洲小北约的布置。近年来,随着美国开始在澳大利亚驻军,我觉得美国现在亚洲的小北约战略已非常成熟了。对小北约的性质,当然我觉得需要持续地观察,但有两点我觉得已经很明显。首先美国至少到今天为止,主要是通过这个小北约对中国构成威慑,防止中国的政策对美国利益可能构成的威胁;第二,美国可以通过这个战略大大提升对敌国的打击跟摧毁能力。之前我有一篇文章说到,美国在二战以后很长的时间里一直是有建设性的国家,包括美国对西德,对占领日本,都是搞建设性的国家。但是现在的美国是摧毁性的,它主要是对它的敌国军事打击,而不会去搞占领,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在很大程度上说,东海对中国的重要性取决于中美两国关系的性质。如果美国要围堵中国,那么东海很重要,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年来无论中国还是美日联盟都看重所谓的第一岛链、第二岛链的原因。不过尽管大家都担心这个问题,但是对岛链的性质,人们的看法并不深刻,很多问题我觉得可以提出来,很多问题都没有思考清楚,很多问题可以提出来。
例如,美国是否真的要在传统地缘政治的意义上围堵中国,是不是这样?从冷战意义上说,答案可能是肯定的,但问题是在于全球化的状态下,美国的这种传统围堵方式会不会有效?中国并非前苏联,现在中美两国都处于同一个世界体系之内,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能否围堵中国呢?正如中国可以被围堵吗?这个是美国想围堵中国,那么中国是不是可以被围堵呢?岛链只有当中国有了类似于西方传统的扩张主义的时候,也就是说中国要走出太平洋去扩张的时候,对中国才具有意义,很显然中国既没有这样的想法,更没有必要这样做,中国冲出这两个岛链的象征意义多于实际意义。中国如果没有通过太平洋而进行扩张的计划,那么岛链的存在对中国并不能构成具有实质性伤害,同样重要的是,如果美日韩要通过岛链战略来围堵中国,那么中国与日俱增的自卫军事防卫能力足以摧毁这些岛链。
中国的西南面有印度洋,那么问题是中国有可能通过印度洋而成为一个海洋国家吗?我觉得也很难。顾名思义,印度洋是印度的势力范围,中国和印度洋没有直接的通道,一些人主张通过缅甸来打通这个海洋通道,这就说明中国几乎也没有任何希望通过印度洋而成为海洋国家,因为这里存在太多的不确定因素。第一,从中国和缅甸的关系看,缅甸作为一个主权国家,肯定会理性地去争取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它以前比较依赖中国,但是现在游走在中国、印度甚至美国等大国之间。近年来美国和缅甸都在努力改善双方的关系;第二,从印度和中国的关系看,印度也是一个崛起中的大国,而印度也充满着民族主义情绪。印度国内的强硬派一直视中国为竞争对手和竞争敌人,印度不会容许中国把印度洋做为其成为海洋国家的通道;第三,从印美关系看,一旦美国视中国为敌手,则印度很容易倒向美国,美国和印度近年来的关系有了实质性的进展,而且多边军事合作和协调已经开始。例如美国、日本和印度的军事合作现在已经开始。印度被西方看成是民主国家这一事实就意味着,美国的国内政治有利于美印合作,而不利于美中合作。因此对中国来说,成为海洋国家的希望在于南海,南海这块很多方面远远比东海和印度洋重要,因此我们可以说南海是未来中国的生命线。当前在美国等国家南海航道的安全与稳定问题上,好像话语权在美国和西方这一边,但实际上我觉得这应当是中国的话语权,这个话语权是中国有关方面的不作为,以至于让步给其他国家的,无论是作为一个出口导向型经济体,还是作为一个高度依赖资源进口的大国,南海航道的安全决定了中国的经济能否持续增长。
邓小平当年在南海问题上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是为了给国内的经济建设提供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而在今天的国际环境里,这个提法应当有新的、甚至更为重要的含义,很显然,如果南海一旦发生问题,就会对中国的整个国民经济构成直接的威胁,影响到每一个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这是为什么把它称为生命线的原因。
尽管近年来南海局势并不像一些人说的已经到了危机的阶段,但如果中国不能直接面对现实,未来的局势必然会恶化。
那么如何应付挑战呢?首先要自问,今天这个局势是怎么来的?只有理解了怎么来的,才能找到如何控制和解决问题的理性方法。今天的局势是以往历史的结果。
对长期观察南海局势的人来说,近年来的局势应该都是理性预计之中的。谁都明白南海问题的历史复杂性,越南、中国这些国家都在寻找有利于自身的历史根据,但是客观地说,要从历史根据里解决问题可能是一项不可能的使命。越南以前还曾经是中国的一部分,你怎么样来做这个历史的论据?大家都可以找到有效的根据,中国的证据也很有效,但是从越南角度来说它的历史证据也是很有效,证据非常复杂。
我是觉得南海问题的特点是不能解决,但是可以加以控制跟管理。正因为这样,当年邓小平提出搁置主权,共同开发的现实主义的思想。在这个思想指导下,中国在南海问题上跟其他相关国家在双边层面就共同开发做了很大的努力,但老实说成效不大。有关国家,越南也好,菲律宾也好,马来西亚也好,没有很大的动力或者动机和中国搞合作。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很努力,但是中国的有关方面忘记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为什么这些国家没有动机跟动力跟中国搞合作呢——原因是,中国对这些国家还没有足够的影响力,无论是硬实力还是软实力,这些国家于是都认为没有必要把南海问题提高到和中国合作的议事日程上来。除了中国对这些国家缺少真正的影响力之外,中国对这些国家的外交方法也有很大的问题。跟中国相比较,这些相关国家都是小国,就其本身来说他们最担心的就是单独面对一个大国,不管这个大国怎样表达善意。当你的邻居很强大的时候,不管这个邻居的意愿是好是坏,你也肯定会害怕,这是人之常情。
因此这些国家转向多边主义,对他们来说需要多边来制约中国的行为。小朋友们都团结起来,对抗一个大人。很多年来,这些小国家一直想努力把南海问题放到东盟多边国家机制框架内。近年来在美国的支持下,这些小国家在加快这方面的努力。尽管中国并没有考虑接受这方面的多边主义,但我觉得,这样做也是符合中国利益的。尽管多边并不见得能够解决问题,但多边机制对所有相关国家都是一个制约,或者说如果多边对中国有约束,那么对其他相关国家也有约束。东盟其他和中国没有这方面纠纷的国家当然希望中国和相关国家能够通过双边关系来进行问题的解决,但是在双边解决不了的情况下,多边关系就成为维持和平关系的有效机制。中国并不想把问题多边化,认为多边化反而会使得问题复杂化,因此中国到今天还是坚持传统的双边方法。我觉得中国的顾虑当然并非没有道理,但问题是双边关系很难有实质性的进展,你可以坚持下去,但绝对不会有进展。
除了多边化,我觉得有关国家,主要是越南跟马来西亚,也在努力使得南海问题国际化。那么什么叫国际化呢?就是一些相关国家已经把有争议的区域交给了国际法庭,希望通过国际组织的介入来求得问题的解决。和其他大国一样,中国也不希望走这条路。中国多边化不接受,国际化也不接受,双边化又解决不了——于是导致发展到这些年的大国政治化,就是美国的介入。
旧的没有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加上越来越多的新问题。在所有大国当中,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表现得非常特殊,例如和美国相比,美国北有加拿大,南有墨西哥,地缘位置非常简单,因为美国的强大,无论是加拿大,还是墨西哥,都希望依赖美国得到发展,但中国就不一样,双边、周边的这些地方和这些问题,都可以转化成为重大的危机,稍稍不注意就会爆发出来。可以说在所有这些问题上,中国到现在为止除了救火式的应付,还没有发展出任何有效的战略和策略来促进问题的解决。
中国不能求得这些问题的解决,但是外界对中国抱有很高的期望。例如对朝鲜半岛核武器危机问题上,在缅甸问题上,世界本来对中国有很大的希望,亟待中国能够下大力气解决这些问题。因为这些国家认为,因为这些问题解决也是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但是近年来,很多国家发现中国在这些问题上并没有实质性的影响力,中国好像也并没有很强烈的意愿来解决这些问题,中国因此被其他国家视为在这些问题上没有尽心尽力,使得西方国家有理由来干涉这些问题,你自己解决不了问题那人家就要来,就要邀请其他的国家来。西方的干预当然会影响到中国,这是个悖论,你自己不想也没有能力解决问题,那么别人就有充分的理由违背你的意志来解决问题,结果对你不利。出现这种情况,表明中国在亚洲战略上有很大的反思空间。
中国的周边外交中有很多看点。在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鉴于自身的国家利益和亚洲的利益,出台了非常有效的政策,就是人民币不贬值,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外界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把中国看成一个负责任的亚洲国家,并对中国抱有很高的期望。但此后中国对亚洲外交的投入很少,中国的重点转移到了和大国打交道,而对国外的投资或者政府援助大多去了非洲和其他地方,中国对亚洲的穷国有援助,在很多年里中国的援助并没有实质性的增加。大家去看看中国对那些亚洲国家的投入很少的。同样重要的是,中国的周边外交在执行过程中往往出现很多问题,在同周边国家的外交中,外交部似乎并不是主角,外交部往往被边缘化,地方政府和很多产业和经济官僚部门,成了主要执行者,甚至决策者,地方政府和经济部门往往从短期的和物质的利益出发,很难把政策放在国家利益中执行,在一些地方官员那里,有些钱就觉得了不起,对周边国家政府不尊重,也有地方政府,甚至国有企业大搞公路工程,在境外国家产生消极的影响。国有企业在海外的投资方式也经常导致国企和所在地人们的冲突,这在非洲也一样。在很多年里,周边国家实际上已经积累了对中国的很多的抱怨,只是没有办法,需要中国的继续帮助,没有发声罢了。这对中国影响的扩大反而产生负面的影响,中国出了钱和力,但因为执行不到,反而导致了很大的抱怨。但有一点很明确,很多国家觉得中国的钱很不好用,所以他们一有机会就去找日本和韩国的帮助。近年来,美国重返亚洲,这使得这样那样重新积累起来的问题一下子爆发起来了,中国企业在缅甸的遭遇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有很多的抱怨已经积累起来了,只是现在当美国人放下身段去做工作了之后,一下子就爆发出来了。所以我想今后几年的日子不会好过。
对于南海问题,我觉得有关国家,主要是越南跟菲律宾,正在努力使得南海问题国际化。那么什么叫国际化呢?就是一些相关国家已经把有争议的区域交给了国际法庭,希望通过国际组织的介入来求得问题的解决。和其他大国一样,中国也不希望走这条路。中国多边化不接受,国际化也不接受,双边化又解决不了——于是导致发展到这些年的大国政治化,就是美国的介入。
国际化跟美国的介入应当是两码事,不要混在一起。一旦大国政治化,就给南海局势注入了无穷的变量,无论是双边关系,多边关系,还是国际化,如果能够解决问题,东南亚国家都是可以接受的。不是所有东盟国家都和中国在南海方面有纠纷,但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等都是东盟成员国,东盟的其他国家有道义和责任来关心南海问题。大国政治化就不一样,很多东南亚国家和中美两国都有深厚的关系,中美和平共处是这些国家的最大利益,但是一旦中美两国发生冲突,一些国家就会面临靠向哪一边的问题,就是说,在南海问题上大国政治化并不是很多东南亚国家的最大利益。像新加坡、印度尼西亚,他们战略上跟美国有很深厚的关系,但是经济上跟中国有很深厚的关系。如果中美友好,他们的利益将是最大化的。但如果这两位老大发生冲突了,他们就很麻烦,向哪一边都不符合他们的国家利益。
美国政府表示重回亚洲,东南亚国家是欢迎的,这不仅因为美国本来对本区域有很大的影响,还因为本区域的地缘政治稳定需要美国力量的存在。中国很多人认为美国回到东南亚,回到亚洲,全是为了中国,其实不是这样。东南亚国家本身需要美国来平衡,因为东南亚国家情况是很复杂的,即使老东盟,这个六个国家,像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它们也都有矛盾,自己平衡不了,更何况现在加入了新的国家,比如越南,所以它们需要美国来平衡。因为从冷战开始,中国对东盟的影响实际上是微乎其微的。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对东盟有积极的影响。而美国在整个冷战时期就跟东南亚国家有非常深厚的关系,已经高度制度化了。
还有一点,对很多东南亚国家来说,美国是一个久经考验的大国,美国这个国家有的时候做蠢事,有的时候做正确的事,有的时候做错误的事,有的时候成功了,有的时候失败了。但是美国这个国家它敢做敢为,人家都看到,它考过很多试了。而中国尽管在崛起,但中国远远没有在人们心目中树立起大国形象,无论从大国的责任还是大国的能力来说,中国还需要很多努力和考试。
无论从哪个角度上说,中国的战略重点都应当在亚洲,中国是亚洲国家,亚洲是中国的大后院,中国的崛起应当首先在亚洲,如果中国要成为世界大国,在世界事务上扮演一个大国应当扮演的角色,那么首先不仅仅要成为亚洲大国,而且有实实在在的能力处理亚洲问题,亚洲事务,处理不好亚洲地缘政治,中国就很难崛起成为大国。在中国的外交概念中,周边外交实际上就是亚洲外交,这方面中国已经提出了很多的口号,叫做睦邻、安邻和富邻的政策取向。实际上的行为也不少,例如中国和东盟已经达成了自由贸易区,中国在上海合作组织和六方会谈等多边组织上起着关键的作用,在所有这些方面中国都取得了相当的成果,但是以中国这个亚洲对主要的大国身份来看,这些成果并不能说是很显着,实际上中国在亚洲正在面临越来越多越来越棘手的问题。可以说,当今世界的绝大多数热点问题都发生在中国周边,其中的很多和中国直接相关,我们可以列出长长的一大堆,主要包括朝鲜半岛问题,东海问题,当然也包括钓鱼岛问题,东南亚的南海主权问题和南亚印度的边界问题,阿富汗问题,巴基斯坦问题等等都跟中国有关系,而这些都是世界上的热点问题。还可以包括那些发生在中国境内但很容易变成高度国际化的问题,例如西藏问题和新疆的东突问题,这些是中国内部的问题,但是很快会演变成国际问题。
美国重返东南亚,并不表明南海问题注定会大国政治化。越南等国家要求美国介入南海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在过去很多年越南一直在游说美国,但是美国没有回来,我想中国官方也肯定注意到。那么为什么后来美国来了呢?我想这是中美两国互动的产物,南海问题只是中美关系的一个缩影,在其他很多方面的双边关系中都存在着类似的情形和互动,可以说中国海洋地缘政治的核心是如何处理中美关系。美国卷入南海事务,中国当然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会做出反应,但应当理解的是,在这个国际政治的舞台上,情绪式的反应没有任何附加值,只有理性才能追求国家利益,并把国家利益最大化。
不管人们喜欢或者不喜欢,接受或者不接受,中国在东南亚面临的现实是很残酷的,对此中国不能有任何幻想。不管与南海相关的国家如何作为,如果没有美国明确站在哪一边,问题不会超出可控范围。现在既然美国卷进来,那么如何处理中美关系,就是管理和控制南海问题的关键。我认为,中国需要突破双边甚至多边主义,而需要在区域,甚至整个国际格局中来处理问题,而中国的区域和国际责任是关键。大国责任这篇文章做好了,中美关系就会稳定,越来越多的国家就会接受中国,南海问题也不会浮上台面。
那么如何处理中美关系呢?应当认识到,多年来对中美关系施以负面影响的一直是美国,中国一直被动地做出救火式的反应。中国需要形成一个处理对美关系以及国际关系的宏观战略,而宏观战略的形成要求对中美关系的本质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中国如果不能从国际权力大格局中认识中美关系的本质,则其对中美双边关系的理解我想会不得要领。
在美苏冷战期间,大国外交是为了竞争国际空间,就是美国阵营和苏联阵营,但现在不一样,因为中美两国同处一个体系,尽管中国与美国的力量,距离还是非常遥远,这个老二离老大还非常遥远,但目前和中国跟美国是最接近的,日本在美国的军事体系内部,日本充其量只是一个半主权的国家。欧盟毕竟不是一个主权国家,是一个所谓的共同体,不能成为一个主权国家。这就增加了中国大国外交的复杂性。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应当向整个体系负责,但是站在这个体系顶端的就是美国,因此有些人就分不开对体系负责和对美国负责这两者之间的区别。这两类责任之间有重合的,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因为处于体系的高端,都必须为这个体系的稳定而负责,整个的世界体系,你老二、老大都要为这个体系的稳定而负责。但这两类责任并不是同一件事情,因为体系利益和国家利益之间并不是完全一致的,体系利益和美国的国家利益的一致性要远远大于体系利益和中国国家利益的一致性。
很简单,这个体系是在美国领导下建立的,同处一个体系之内,但同时又有不同的国家利益,这就决定了中美两国之间有合作,又有冲突。
我觉得国际关系就是无政府状态,好比像一个社团。这个社团里面美国是老大,中国是老二。那么这个老大对老二有两个方法。第一,老大要老二承担更多的责任,因为只有当老二承担更多的责任的时候,这个老大才能当得下去,自己可以享受一点;第二,老大要防止老二挑战老大的地位,这就是中美两国现在之间的这样一个局面。所以对中国美国面临两个互相矛盾的任务,一个是要防止中国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第二是要中国承担国际责任。反应到美国的实际政治中,一方面美国要时时提防中国和中国周边国家,亚洲小北约,东海、南海、新疆、西藏、台湾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是美国可以用来制约中国的手段。但另一方面,美国也意识到,奥巴马也公开承认的,美国帝国的过度扩张,必然加速它的衰落,美国帝国已经过度扩张,但美国又不能收住,它已经扩大过度了,但是马上又不能完全收手,怎么办?美国在动用一切力量和一切方法来巩固已有的同盟,日韩同盟,同时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这是美国对中国认同变化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这些年来美国一直在希望中国不要老是做一个跟随者。这种双重的任务使得美国的对华政策话语,取决于美国把重点放在哪一方面,美国国内对中国描述的话语经历了从早期的中国军事经济威胁论,到后来的利益相关者,到后来的责任论,再到前两年的领导角色论。近年来总统奥巴马对美国的战略定位是,维持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这并不难理解,也没有什么大的变化,美国历届政府不管其战略话语是什么,他所实施的战略都是维持美国在全球的霸权地位和领导者地位。作为唯一的霸权,美国最大的国家利益就是维持这个地位,但历任总统所使用的方法是不一样的,比如小布什政府奉行单边主义,奥巴马政府奉行多边主义。不过这也不是绝对的,只不过是不同时期的侧重点不同而已。
同时在美国的新的战略中,最大的变化是美国对中国的新定位,美国要中国负担起负责任的领导角色。美国意识到新世纪的重担不能只是由它独立负担,要调整包括和中国在内的其他新兴大国之间的关系,重新定位这些国家的国际角色。因此美国说美国要与俄国建立稳定重要的多层次关系,重申要与印度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又强调欢迎巴西的领导,对中国,奥巴马表示两国间的人权分歧不应当影响在共同利益上的合作,同时也声称会监督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计划,并做出应付的准备。美国对这些新兴国家定位的调整,实际上早已经开始,我们可以从G20以及G8看得出来。要在同一个体系下处理共同的问题,这需要中美两国拥有最低限度的共同价值观和处理问题的方法和共识。因为如果这个层面没有一点共识,那么不仅共同的问题很难解决,更严重的是冲突会加剧,甚至比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要坏。
在冷战时期,美苏两边各有自己的阵营,双方之间除了核武器互相威慑之外,没有其他质性的关系。这种关系当然很危险,但美苏双方的互动并不多,实际上的冲突也很少。中美共处一个结构,互动时常发生,一旦遇到艰巨问题,就需要两国具有一定的共识。这就是为什么在伊朗、朝鲜等问题上,美国近来越来越要求中国和其保持一致,可以预见,美国的这种要求在今后会越来越多。尽管中美两国之间不可能有完全一致的核心价值观,因为我们有不同的文明,不同的意识形态和不同的政治制度,这两个国家在处理国际问题上达成一些共识和价值也不是不可能的。这就需要两国间进行经常性的对话,通过对话而达成共识。
国际权力结构性的变化,也影响着中美双边关系。中美两国已经高度地互相依赖,尤其是经济关系上。这使得美国要把中国作为敌人就非常难,就会直接损害到其自身的利益。因此这种依赖性也有利于美国在制定其中国政策时平衡各方面的国家利益。例如美国在处理和日本关系时,必须平衡经济上的中美国,就是经济上的中美互相依赖和战略上的美日联盟,如果两者失衡,美国的国家利益必然会遭受到损害。
更为重要的是,在G2结构内部,中美两国的双边关系越来越具有国际性,就是说中美两国如何处理双边关系,都会对整个国际社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投资、贸易、军事、外交等等方面的双边关系都会产生巨大的外在影响。这就要求两国把这些问题放置于整个国际关系的格局中来处理,而不仅仅是双边关系。这种局面非常有利于中国拓展国际舞台的空间,也就是说中国可以在全球舞台上和美国互动。尽管美国仍然是世界唯一的霸权,但因为中国处于G2结构的老二的位置,在和美国的互动过程中,中国的影响力很自然达到世界上的各个地方——这和中国的主观意愿没有多大的关系,不管中国是否喜欢G2这个说法,这就是正在形成中的国际关系的一个现实。
如果说和美国相处共存的关键是确定中国本身的国际责任,包括在亚洲的区域责任,那么首先要改变的,就是中国传统的国际定位。
传统上中国的国际定位是发展中国家,今天中国当然还没有成为发达国家,但也已经不能简单地把自己定位成毛泽东时代的发展中国家。从GDP总量来说,中国现在已经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因为在国际权力结构中所处的位置,中国不得不负起一些带有区域性和解决性的责任。传统的发展中国家的认同不仅仅是中国当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客观反应,也是政治跟战略上的考虑,就是国家安全和反对霸权主义的需要。同样,现在的认识需要做重新的考虑,不仅仅是因为客观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且也是战略和政治的需要。不管中国的实际能力如何,从国际社会的期望来看,中国要承担的社会责任已经大大超越了发展中国家这个范畴。
传统的发达国家都在美国阵营,和美国一起共治世界。但是现在他们发现一个和美国很不一样的国家站在他们之上,能够扮演一个比他们更重要的角色,在很多场合这些国家的作用每况愈下,甚至在一些场合,他们的作用可以忽略不计。例如在前些年的哥本哈根气侯会议,中国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美国都起到了主导性作用,而不是西方国家,所以英国很生气。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发展水平的差距还是非常巨大的,而且还在加大,这就决定了两类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认同度仍然高于对美国的认同度,这不仅与发展中国家同中国的传统联系有关,也因为在利益方面,中国和发展中国家非常接近。这种情况使得中国如果不小心,往往自觉或不自觉被其他发展中国家推出来充当发展中国家的领袖。以哥本哈根会议为例,中国实际上是被推出来成为发展中国家的领袖,和西方发达国家争领导权。结果,其他发达国家很不满中国的做法,欧洲,尤其是英国对此大为恼火。而发展中国家也不是都是支持中国的,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在气侯问题上和中国有比较多的共同利益,所以他们支持中国的做法,而另外一些发展中国家,主要是受气侯变化影响很大的国家,对中国又非常不满意。不管怎样,哥本哈根会议给人的印象就是中美两国主导世界事务,不过中国负担着最大的国际压力,所有的压力都冲着中国而来。
这就说明,中国需要调整自己的国际关系定位,面对这种复杂的局面,根据传统的发展中国家的定位去处理问题,很容易使中国在不小心的时候承担一份不应当、也不希望承担的责任,同时忘记了自己应当承担、也能够承担的责任。在今天,当中国开始向顶端接近的时候,中国如何作为会影响到国际秩序的民主程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仍然是中国外交关系的关键一环,但各种迹象表明,中国需要调整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
中国要意识到,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他们的利益不是结在一块,而是有很大的分歧。和发达国家一样,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是国际领导权的问题,发达国家主要是西方,一方面担心中国的崛起,他们恐惧中国的国际领导权,但同时他们又希望中国承担国际责任;同时,和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是发展的问题,发展中国家一方面希望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继续代表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但同时在发展问题上和中国的竞争性也越来越明显。尤其表现在对资源和工业化的竞争上,一些国家,例如印度,对中国的崛起就会有巨大的战略担忧,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对中国都持有矛盾的态度。这种情况在今后很长的历史时期里我想不会得到根本改变,如果说从前我们是根据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来确定自己的国际定位,那么现在需要根据这种新情况来重新确定中国自己的国际定位。
任何国家的国际定位最重要的就是根据地缘政治来进行,中国也不例外。不根据地缘政治就会自我欺骗,中国传统上把自己定位在发展中国家也是出于地缘政治的需要,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的理论就是为了团结其他发展中国家,反对美苏霸权,因为这两个霸权在当时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最大的威胁。改革开放以来,因为中国的高速发展,中国的地缘政治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中国的国际定位并没有变化,结果这种前面所讨论的问题已经造成了现在所面临的一系列挑战。
第一,在亚洲,亚洲是中国的后院,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尤其是海洋地缘已经面临挑战;
第二,在非洲,和一定程度上的拉丁美洲,中国的战线又拉得过长,中国显得力不从心;
第三,当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国把其地缘政治的中心转移到亚洲区域的时候,中国海洋地缘政治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因为中国的地缘政治中心并没有放在亚洲。
调整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要从中国在国际权力格局上位置的变化来进行,必须考虑到中国的全局定位、中国与其他大国的关系和发达国家的关系。
中国面临一个什么样的结构性变化呢?冷战之后,美国成为唯一的霸权,世界权力结构呈现出只有一个霸权的结构,而中国的崛起又再一次促使这个结构的变化,那么这个变化是什么?对这个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有些人认为,这个变化就是一霸多强,构建国际权力的多极化。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因为在全球化的状态下,我想世界只有一个,也就是说世界只有一个权力体系,一个霸权。如果说是权力多极化,也只能说一种内部多元主义,就是一个世界体系内部的多个权力中心,这几个多个权力中心都是围绕着唯一的霸权,就是美国而运作的。如果中国不选择前苏联的道路,那么只有一个权力极的局面不会发生变化,现在我们好多人说全面多极化什么的,我想没看到问题的本质,这个世界只有一个,霸权只有一个,所有的其他国家都是围绕着美国转,包括中国。除非中国学习苏联,另起炉灶,自己造一个区域霸权,这个可能性根本没有,不仅是目前,以后也没有。
在这样的情况下,世界所面临的局势,就是这几年来我们所讨论的G2。中国很大程度上是“被G2”,中国官方也没有正式承认G2。实际上G2是不可以加以正式化的,因为从结构上说,在G2内部中国可能只是一个帮手,因为美国处于结构的顶端,中国只有责任而没有领导权。美国和中国在国际事务上需要合作,同时美国也在政策操作层面给中国履行国际责任的一些空间,在这个层面上,美国是可以给中国一些国际空间的,例如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高中国的权限等等。不过在很多关键领域,美国对中国的要求可以满足也可以不满足,而中国对美国却没有实质性的制约能力。中国的实力和美国还是不能相比,尽管经济实力在增长,但中国本身还缺乏履行国际责任的手段,更不有说领导权了。中国现在要履行国际责任,现在除了开支票,我想没有任何其他的手段,大家都要考虑这个问题。因为和美国同处一个结构,中国在很大程度上还是需要通过美国确立的机制来履行自己的国际责任,中国通过联合国,通过世界银行,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些都是美国建立起来的组织,中国自己没有,很难想象中国能通过美国确立的机制来享受国际领导权。
G2是客观的国际权力结构变化的产物,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转移的,事实上G2结构的产生,不仅是因为中国的高速发展,而且也是中国战略形成的结果。因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选择加入美国西方为主导的国际体系,这就是中国和平崛起和和平发展的结构性保障,这个体系存在着很多缺陷,但中国并不是要在体系外来挑战它,不是苏联,而是意图在体系内部改变它,中国已经在这个体系内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那么中国的高速发展表明在体系内部的地位上,形成今天所看到的G2结构,中国在这个体系内部实际上上升得非常快,没有人想到改革开放30年了就爬到第二位了。
下面我要讲的如何调整中国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战略,我觉得在这两个洲中国要平衡商业利益跟战略考虑。
中国的支持外交主要是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关系,这些年来中国的走出去战略在发展中国家主要是这两个区域,中国在这些区域有大量的投资,主要是国家资本,同时中国高层也频繁和高调地访问这些区域,给西方的感觉是中国的影响力已经达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当然这里人们看到的也是中国的强烈意愿和这些区域发展更为紧密的关系。因为内部资源的需要,这种支持外交我觉得不可避免,但支持外交的重点我是觉得是商业利益,亚洲外交要考虑国家安全,非洲、拉丁美洲的关系要着重商业利益。商业利益能否得到实质性的发展,决定了中国和这些区域的关系能否持续。中国要避免从前欧洲和美国走过的道路,在发展中国家树敌太过,美国从来没有从大国那里吃亏多少,冷战期间和苏联对峙美国没有吃亏,冷战后中国和美国合作,美国更是获得了巨大的利益。美国的外交和战略危机,全都是由小国家引起的。亚洲、中东和拉丁美洲都是这样,中国在这些地区没有过多的战略考虑,一旦涉及到战略,这些国家和中国的关系就会复杂化,同时美欧也会担心中国在那里的发展。中国要明确清楚地告诉西方,中国在那些地区只有商业利益,至少目前这个阶段只有商业利益,没有战略利益。当然现在也有人认为正是因为中国在亚洲的海洋地缘面临太多的挑战,就应当向非洲、拉丁美洲和中东发展,中国国内也有很多种看法,亚洲太麻烦了,我们要跑到外面去,来反制美国在海洋方面对中国的制约。但事实上,就中国现在方方面面的水平来说,中国和非洲、拉丁美洲和中东的关系,如果其重点不在经贸领域,而在和美国竞争的战略方面,那么无论是中国的陆地地缘和海洋地缘会面临更大的挑战。
尽管从长远看,中国在这些地区的战略利益不可避免,但是现阶段要避免和美国等发达国家在这些地区竞争战略的关系,中国必须对商业利益和战略利益有一个综合的考虑,商业利益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具有战略意义。一方面是中国在那些地区的商业利益会对中国和这些地区的关系产生影响,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为了保护那些地区巨大的商业利益而必须制订有效的国际战略,包括军事战略,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在这些地区,中国也会发展出具有战略含义的政策,但商业优先、战略其次的格局我觉得不会改变,这个格局既有利于中国和这些地区关系的发展,也有利于中国促进和发达国家有些时候和美国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