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渡边雅男 译者：韩冬雪《政治学研究》 2008年第一期（本文根据作者在清华大学的演讲稿整理。）
迄今为止，人们普遍都认为日本是个富裕的国家、日本人过着富裕的生活。日本人也都认为自己的国家是一个平等和富裕的国家。但是，最近新发表的一些调查报告却从根本上否定了这种说法。其中最具有典型意义的是OECD（经济合作组织）在去年发表的《对日经济审查报告》。这个报告以2000年度的数据为调查对象。这个调查报告表明，日本人中收入低的“相对贫困阶层”（即个人收入中可以支配的部分低于国民收入中间值的收入群体）在国民中的比例，在17个OECD成员国家中位居第二位（美国位于第一位），并远远超出了位于第三的爱尔兰。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它说明日本社会尚处于一种贫困状态之中。
造成这一事实的最大原因，是近年以来随着结构改革而实施的放松劳动市场管制以及因此而产生的、由非正式就业而出现的劳动市场的两极分化问题。同时，目前为止的税制和社会保障制度（失业保险和养老金制度），也是造成这种贫富差别现象的原因。时至今日，日本政府也无法忽视这一事实的存在。在日本政府去年发表的《经济财政白皮书》中，特别强调了“贫富差别”在中青年龄段中的差别扩大趋势，并指出这种趋势具有扩大到整个社会经济群体的可能性。可是在前一段时间，总理府还曾经指出，出现贫富差别扩大指标的原因是由于人口的老龄化和单身家庭的出现所引起的，因而“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安倍前首相也曾经为此进行过辩解。但是，这次发表的白皮书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应该说是政府对自身的一个嘲讽。
那么，为什么迄今为止的一个所谓平等的国家，却突然被指出是一个仅次于美国的不平等的国家呢？最近所出现的很多关于贫富差别的议论，正是在这个前提下进行的。但是，曾经就有人对这个前提本身进行了质疑。在20世纪70年代曾经风靡一时的《平等神话》，实际上是根据OECD在1972年发表的《经合组织成员国的收入分配报告》为依据的。这个报告书将日本和瑞典并列称之为收入平等水平最高的国家之列。但在实际上，日本政府为这个报告所提供的数据资料中，却是没有涵盖农民家庭和单身者的《家政调查》，因此平均收入的平等指数高于了实际水平。当时就有一位叫石崎唯雄的经济学家指出了这个问题。根据他当时重新计算的数据，当时的日本处于次于美国的、处于中下位置的不平等国家。这就是说，即使在“平等神话”时代，日本实际上就是一个与美国相近似的不平等国家。当然，虽然过去和现在都在使用“社会差别”这个概念，但是在今天，我们却不能忽视社会差别在不断扩大这一事实的含义和作用。显而易见，形成今天这种新的差别社会是现今当局的政策和人为的“结构改革”的产物，其直接的原因来自于政府企图通过放松管制来恢复社会经济竞争活力的社会经济政策。这是从八十年代末期里根政权和撒切尔政权在美国和英国进行试验的所谓新自由主义这种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政策体系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因此，在区分“结构性差别”（长期差别）和“状态性差别”（短期差别）时，必须要考察一下其间的相关关系。
二、战后日本的阶级社会
在研究社会差别问题时，首先应该确定进行分析所使用的概念。特别是不能忘记“阶级”这个基本的概念。因为阶级这个概念指的就是不平等地享有不同的经济财富、政治权力和文化话语权的各个社会群体，因此在考察社会差别这个问题时，这个概念的使用是无法回避的。然而，遗憾的是，阶级概念在二十世纪后半期和冷战时代，被人们长期地作为一个政治上的专门用语而使用，因此，这个词汇中不可避免的具有很多负面的意味。在中国是如此，在日本也是如此。其结果是不仅普通国民，而且从事学术研究的知识分子也避免使用阶级这个词汇。这是很受发达国家的统治阶级和保守政治家们的欢迎的一种现象，因为他们极力想要将这个概念作为冷战时代的一个特殊的意识形态词汇加以抛弃。取而代之的是阶层这个词开始被广泛使用，人们开始用社会的差异和稳定的阶层分化来表述社会组织的分解和断层等现象。与此同时，由于具有斗争性质的工会组织被彻底地解散，成立了以贯彻劳资协调为原则的第二工会，在资本家阶级进行了提高企业效率和工作岗位合理化之后，工人阶级的工资水平得到了提高。许多人由此实现了购买电视机、家用汽车和用一生的工资为抵押贷款买房的梦想。正是因为得到了这些，工人们放弃了团结和斗争。确实，工人阶级多多少少实现了那种市民生活式的理想，但是其结果使他们仅仅被物欲所束缚，完全退却到私人生活的空间中而丧失了阶级的意识。而在另一方面，作为观念的阶级和作为语言的阶级，则已经完全被湮灭。不仅是战后日本社会，在世界上各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处于这种矛盾和困惑的状态。
以下，我们再来简略地考察一下形成这种状态的战后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它的历史进程。
第一阶段，是战后的复兴时期（1945—1960）。在这个时期，工人运动和工会的大规模组织活动曾经如燎原的烈火而蓬勃兴起。在这种局势下，日本的资本家阶级丧失了自信，他们一面积极地进行冷战活动，一面对工人运动加强了攻势。此后，将朝鲜战争视为“上天恩赐之良机”（当时日本首相吉田茂语）的日本经营者阶级，利用这个机会从工人手中夺回了经营权。当时日本的工会组织对此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在15年之后，终于爆发了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阶级总决战，即战后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工人反抗资本家的运动——三井、三池斗争（1960年）。这场史称“整个工人阶级对整个资产阶级的总决战”，最后以工人阶级的失败而结束，资本家阶级将此后开始的经济高速发展时期（1960—1973年）作为资本主义大发展的跳板，在工厂里广泛地开展了合理化与技术革新运动。但是也就在这个时期，出现了战后的第二次危机，也即石油危机（1973），由此标志着高速增长时代的终结和经济负增长时代的开始。依靠廉价的进口石油而获取利润的日本资本家阶级对于这种经营环境的改变充满了危机感。此后迎来的第三个阶段，即从低速增长阶段到泡沫繁荣时期（1973—1993）。在这个阶段，以微电子和高技术革命为主要手段，在世界各国工人阶级生活水平普遍下降的背景下，资本家阶级度过了所谓“滞胀”的难关，并在九十年代迎来了泡沫经济的巅峰阶段。第三次危机就是这个阶段的终点，即泡沫经济的破灭时期（1993）。此后开始的十年被称为停滞阶段（失去的十年），是第四个阶段。资本家阶级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开始重新规划劳动力市场，背弃了日本的经营公约，拼命地将解雇和非正式就业者两种手段强加于工人阶级，以此来达到降低产品成本和经济复苏的目的。当前的日本仍然处于这个时期。
在冷战的背景下，阶层论的流行和阶级论的衰退，正是上述的这种历史背景和现实斗争在知识界的反映，是掌握着主导话语权的资本家阶级的统治意识形态在学术界的表现。当人们越是疏远和回避阶级的时候，在社会科学领域中阶级概念所应该担负的理论作用和分析功能就越是被回避，而对于资本主义的主体的资本家阶级来说，他们是非常愿意看到这一点的。
三、阶级——认识社会的基本概念装置
基于上述理由，我们目前的任务，就是必须要恢复阶级这个社会科学的基本概念和方法。应该通过赋予作为社会科学中的这个古典的概念体系以新的理论内容的方式使阶级概念重新焕发出生命力。关于本章中所提出的社会科学的概念装置问题，在这里我还想顺便做进一步的解释。当人们听到概念装置这个词的时候，可能会感到困惑不解。实际上，社会科学中的概念的作用，和自然科学中的实验装置一样。如果在座的有学习理工科的同学，我们可以用自然科学所使用的分析装置，如电子显微镜或者色谱仪在观察与分析的作用来加以比喻。当我们要观察肉眼所无法观察的自然界时，显微镜和色谱仪会发挥出作用。这些装置属于观察肉眼所看不到的客观现实时所使用的仪器设备。最近以来，自然科学研究方面使用了很多高级和复杂的机械装置。在社会科学的研究方面，虽然也使用了某些物理装置，但是，更主要的是使用概念装置来观察和分析社会。在这种情况下，主要是通过头脑的抽象能力来发挥作用。将各种概念有机地组合到一起，将其作为一个宏观的分析框架来分析复杂的、肉眼所看不到的各种社会现象所掩盖的本质，正是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和使命所在。如果说，社会科学的任务之一，是将复杂的社会现实加以分解和简单化、概念化，是一种抽象能力的话，那么，将它们加以组合，将复杂的现实重新加以体系化也是一种抽象的能力。阶级这个概念，在分析社会现象时所起到的正是这样一种作用。它是一种用头脑重新认识和分析现象的工具，也就是一种在常识的意义上所认识不到的现象，也即社会现象后面的本质，会通过运用这种概念装置的分析来达到。
（一）什么是阶级？
我们先考察一下阶级这个概念的准确含义。在座的诸位也许会认为，阶级这个概念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发明。有意思的是，马克思曾经说过，“至于讲到我，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很久以前，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就曾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要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1马克思的这句话使我们感到很大的震惊，但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它意味着，阶级这个概念并不是马克思的专利，也不是仅仅是适用于马克思所生活的时代的落后于现时代的历史性概念。它在马克思以前很久远的时代就被使用，并且在马克思逝世以后一直到今天仍然使用和具有生命力的社会科学的基本的经典概念。例如，坚决反对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引入学术研究的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也将阶级、身份和党派作为建构他的社会学体系的基本概念。事实上，在漫长的社会科学的历史中，阶级概念曾经数度被宣布已经死亡，但是每次又都重新被使用并表现出它不朽的生命力。
所谓的阶级，指的是人们在社会经济组织中由于一系列的社会分层而造成的不平等的社会位置。因此可以说，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阶级指的是人们在社会中具有同样性质的生活条件的一种特定群体。马克思曾经说过，“如果我，例如，撇开构成人口的阶级，人口就是一个抽象。如果我不知道这些阶级所依据的因素，如雇佣劳动、资本等等，阶级又是一句空话。” 2
对于社会科学的研究来说，如果仅仅只是说日本的人口是多少、中国的人口是多少而进行这种一般性的空泛议论的话，那是十分不够的。
就是在这个章节之后，马克思展开了他的广为人知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经济学方法）。它是一种不同于其他研究方法和实证叙述方法的独特的方法论，是一种从现实出发并再从观念上进一步把握的方法论。也许这种方法会成为我们理解阶级作为社会科学理论的分析方法的关键。也就是说，如果只是将阶级作为一种整体上混沌的表象来加以分析时，那么阶级仅仅就是人口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但是当我们要进一步深入分析其规定性，分析构成其表象背后的基础和要素时，就会看到更为本质的东西，我们从那里的线索再重新开始分析，最后完成对阶级的考察。这样一来，我们所看到的阶级则将是一种“包含着各种规定性和社会关系的丰富的存在”，社会阶级的概念，本来就是这样一种包含有上述诸种丰富内容的东西。
上述说明意味着什么呢？它说明，在现象和本质的概念之间存在着周而复始的认识循环运动，只有通过这种运动，我们才能不断地深入地理解现实内容所涵盖的事物的丰富性。
（二）阶级与阶层
在社会学的领域中，人们经常用阶层（Strata,Schicht）这个概念来取代阶级（Class,Klass）这个概念。我在中国曾经出版过一本书，书名叫《现代日本的阶层差别及其固定化》。在这本书里使用了阶层这个词。而在这里我却这样向大家介绍阶级这个概念。那么，阶层和阶级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区别到底是什么呢？
如上所述，阶级是由于一系列的社会分层所产生出的处于不平等地位的人口的群体。这种社会分层和不平等是由何而产生的呢？仅仅靠我们从表面上来观察不平等和分层现象是无法得出正确的结论的。为此需要我们进行理论的反思，使用社会科学的分析方法来分析阶级关系，才能透过现象来达到对现象后面本质的认识。马克思关注的是生产手段的所有制；韦伯所关注的是个人是否能够提供给市场的资源，以及市场所提供给个人的各种生活机会（市场状态）。无论是马克思还是韦伯，在理解阶级概念的本质时，也都将这种表面的、直观的分层和差别称之为阶层。即使在今天，我们也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数据指标，随意地来划定诸如年龄阶层、学历阶层、收入阶层等各种社会阶层。但是，当我们要将这种年龄阶层、学历阶层和收入阶层综合起来而对其进行本质的界定时，使用阶层这个概念显然是不够的。这就是我们之所以要使用阶级这个概念进行社会分析的理由所在。因此，简而言之，阶级是一种经过了理论反思后所达到的概念，而阶层却是一种直观的、经验的和实证式的概念。或者也可以这样说，阶级是一种对诸多阶层划分进行本质定性时所使用的概念。
（三）阶级仅仅是一种划定个人性质的政治用语吗？
毫无疑问，阶级这个概念所界定的，是每个人在现实社会关系中的本质属性。即它规定了每个人在社会舞台中的本质属性。也就是说，在使用阶级这个概念时，我们是在谈论这个人的社会属性。关于这一点，《资本论》的序言中有一句话是需要我们注意的。“为了避免可能产生的误解，要说明一下，我决不会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在此之后，马克思还说了更为重要的话。“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 3
（四）学历的作用
在分析现代的阶级社会时，学历的问题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那么，应该如何来理解学历问题呢？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里，当时的英国政府曾经向议会提出了一份选举法的修正案。这个法案主张将选举权仅仅局限于具有“教育资格”的人，马克思曾经对此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他说，这种所谓的“教育资格”和学识是没有关系的。因为具有这种教育资格的阶级是需要“相当数额的投资”，因此实际上是“对人的财产资格的一种限定”。4由此可见，从学历这种最具有特权特征的作用来看，它属于“财产资格的一般性范畴”，作为文化的“财产资格”的“教育资格”，实际上是“与学识无关”，只不过是表示“需要进行相当数额的投资“而已。但是，现代社会中这种教育的选拔体制，正在成为一种新的阶级形成的制度。在各种因素的复杂作用下，它又成为一种世袭式的阶级继承制度。因此，在现代社会中，学历制度在阶级的形成方面，具有一种惊人的功能。教育社会学者最近的调查数据显示，日本社会近年来进入名牌大学的学生，多半出身于上流社会，在学历竞争中高学历的人群，其子女也大多获得了高学历，因此，学历社会实际上具有一种教育阶层的再生产功能。正因如此，人们将日本社会称之为学历社会。这个社会是通过学历进行社会分层和形成新的阶级的。
（五）阶级选拔
学历社会是日本社会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在理解这个问题的时候，马克思的一段语录是非常具有启发意义的。在《资本论》第三卷中，他曾经这样指出“即使得到贷款的产业家或商人是没有财产的人”。在这种情况下，“那是由于相信他会用借来的资本执行资本家的职能，占有无酬劳动”现在也常常出现这种情况。“一个没有财产但却精明强干、稳重可靠、经营有方的人，通过这种方式也能成为资本家”。这种情况会使来自社会底层的新鲜力量不断地补充到资本家队伍中来，从而进一步强化和扩大了资本的统治基础。“这和中世纪天主教会的情况完全一样，当时天主教会不分阶层，不分出身，不分财产，在人民中间挑选优秀人物来建立其教阶制度，以此作为巩固教会统治和压迫俗人的一个主要手段。”5马克思的上述论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种制度的作用。他还进一步指出，“统治阶级将被统治阶级中的最优秀人物吸收进自己阵营的能力越强，它的统治也就越为坚固，也就越具有危险性。”
这种状态今天仍然没有改变。“被统治阶级的最优秀人物”正是通过高等教育制度被选拔和输送到各种统治机构中，作为统治阶级的代理人积累经验、取得成绩和赢得信任，并且一部分人由此而成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统治阶级的代表获得社会的承认。现代社会的阶级结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具有所谓的流动性质。
（六）关于阶级关系的制度化问题
那么，马克思和韦伯时代的古典阶级社会与现代的阶级社会具有何种根本差别呢？一言而蔽之，那就是阶级关系在制度化方面的差别。因为古典的阶级社会是一种赤裸裸的阶级关系，或者是一种非常简单化的、一目了然的阶级关系；而现代社会的阶级关系则是一种建立高度精细的制度化基础上的阶级关系。前面我们所说的以学历社会的方式来进行阶级选拔，就是这种制度化的表现形式之一。无论是马克思还是韦伯，在他们的时代就已经预见到这种现象出现的必然性。马克思在谈到股份公司问题时曾经指出，始于马克思时代，在今天的资本主义企业中普遍实行的股份公司制度，就是资本所有制度化的典型例证。它意味着经营与所有的分离，资本家阶级开始向股份持有者和经营管理者两个方向转化。然而，这决不是象某些有名的经营革命论所说得那样，是什么资本家阶级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而是意味着资本家阶级重新以股份持有人和经营者的身份登上了历史舞台。如果说马克思对股份公司的论断为我们分析今天资本主义社会所有权的新制度化提供了一个犀利的分析工具的话，那么，韦伯对于现代民主主义政治机构的分析，则为我们理解今天资本主义统治社会的制度化形态提供了一个很好地分析工具。目前，法治国家和民主主义制度是所有发达国家普遍的统治形态。但是，不管这些政治制度怎样标榜平等和鼓吹公平，它们在实际上仍然是被社会中的统治势力所控制的。它们在本质上仍然是一种阶级统治的制度。当然，它们已经不是那种赤裸裸的阶级统治方式和任意性的暴力统治，因为现代的政治统治无法回避民主主义的原则。韦伯曾经将这种已经被现代制度化所规范的阶级统治的制度化形式，纳入到他的“统治的社会学”体系中进行考察。因此，为了进一步发展现代社会科学中的阶级分析方法，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深入地研究马克思的“所有权的制度化”理论和韦伯的“统治的制度化”理论，从而赋予古典的阶级理论以新的时代意义。
（七）关于社会公平和正义的问题
阶级理论的根本课题，是要解决社会现实中的不平等问题。这也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即我们如何来理解不平等的另一端——平等概念的内涵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再进而言之，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要进一步深入地考察什么是公平和什么是正义的问题。马克思是怎样来回答这个问题的呢？我们有必要来回顾一下他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对上述问题所提出的见解。
马克思在回答“什么是公平的分配”问题时，认为所谓分配的正义的问题，在根本的意义上是一个具有历史性的、带有时代特定含义的概念。他提出“难道资产者不是断言今天的分配是‘公平的’吗？难道它事实上不是在现今的生产方式基础上唯一‘公平的’分配吗？”6当历史条件发生变化时，“公正”的标准也会随之发生变化。马克思提出“从资本主义社会刚刚脱胎而出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分配形式将是由于“他（劳动者）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全部领取回来”，7因此，决定分配的原则将只能是“根据个人所向社会提供的劳动量”所决定。8这是他的结论。个人将根据他向社会所提供的劳动量的大小来从社会获得自己的消费。根据这个原则，决定着分配的正义的平等理念又是什么呢？
马克思认为 “这里通行的是商品等价物的交换中通行的同一原则，即一种形式的一定量劳动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所以，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权利。” 9尽管如此，由于“在商品交换中，等价物的交换只存在于平均数中，并不是存在于每个个别场合”，因此，可以想象的是，平均意义上的平等表现在个别的场合时，其内容是在不断地变化着的。在这个意义上，平等概念自身中的内容已经发生了相当意义的变化。这一段话是十分重要的。它表明，“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于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 10——因此可以说，它意味着 “默认，劳动者的不同等的个人天赋，从而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 11因此，如果考虑到劳动因素之外的每个人的具体情况（如婚姻状态和子女的数量等因素），“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12在马克思看来，所谓平等的权利“是在用同一个尺度来衡量“但是不同等的个人（而如果他们不是不同等的，他们就不成其为不同的个人）” 13时所使用的一个在语义上非常具有局限性的概念。马克思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同其他简单的平等主义者具有本质意义上的不同。因为他指出，平等这个概念“只在于使用同一的尺度”，“把他们只当作劳动者，再不把他们看作别的什么，把其他一切都抛开了”。14如果考虑到人所具有的多样性、作为劳动者之外的其他个人属性，这种所谓平等的观念所具有的思维方式在原理上就是错误的。因此马克思曾经断言，“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15。为此，在新的分配关系中所形成的分配的正义，则应该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16马克思的理论指向，是对平等理念前景和目标的规定。然而遗憾的是，我们现实的人类社会还远远没有到达这个理解的阶段而仍处于对一般形式意义上的平等概念进行理解和实践的水平。这个阶段尚处于人们对社会中处于不平等状态的弱者进行保护这一课题的初始时期。
四、现代日本的阶级社会结构
我们可以将现代日本的主要社会阶级划分为如下：1、处于统治阶级地位的资本家阶级（经营者）2、处于被统治阶级地位的工人阶级（工人）3、处于这两个阶级之间的中间阶级（农民和个体经营者）。各个阶级所占的人口比例如下图所示。
以上各个阶级都分别拥有代表其各自的政治利益的全国性组织。例如，资本家阶级的代表是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等经营者团体；工人阶级的代表有日本工会总联合会等工会组织；在中间阶级中，代表农民利益的团体有农业协同组合；代表个体经营者的组织有各地的商工会等等组织。以这些组织为后盾所建立起来的各阶级的政治联盟，在日本社会的政坛上进行着例如政治捐款这种具有典型意义的政治活动。
阶级统治的结构和现状
战后日本的阶级统治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
回顾日本战后的历史，可以看到，作为统治阶级的资本家阶级在冷战的同时，从战败后的困境中迅速地崛起，在50年代成功地抑制了工人阶级的反抗斗争。日本经营者团体联盟在朝鲜战争时期成立之后，则迅速地开始对工人阶级进行反攻，就是一个最为典型的例证。此后，日本的资本家阶级在世界范围内显示出其罕见的团结性。而在另一方面，已经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队伍内部却反复出现了分裂和对立（日本工会组织的分裂是最为典型的例证）。并且工会组织自身已经无法代表工人阶级的整体利益，这种涣散的组织状态使工人阶级失去了表达自己特定利益的政治渠道，从而使其无法成为一个团体，工人们各自在自己所处的具体情况下多数沦为无党派阶层。资本家阶级在这种有利的状态下，为了将中间阶层争取到自己一方而致力于形成阶级联盟。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人们将这种状态称之为利益诱导型的政治结构。政府向农民和个体经营者提供了诸多的特殊援助。如补助金、公共事业、政府融资、发放许可证、通过制定营业法来保护小个体经营者的利益等等。作为执政党的自民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起到了一种在日本社会中将资本家阶级和中间阶级整合起来的政治中介者的作用。同时，工人阶级的上层阶层也投向了资本家阶级联盟的怀抱。（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自民党成为了所谓的“全民党”）。
然而，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所谓“全球化”的新帝国主义时代的到来，资本家阶级开始失去了它得以能够贿赂中间阶级的经济来源。苦于国际竞争的资本家阶级开始不断地要求政府沿着小泉结构改革的思路进行政策体系的根本性转变。这也就意味着持续至今的阶级联盟也即将要随之崩溃。因为这种政策转变的结果必然要抛弃生活在地方的中间阶级（农民和个体经营者）和生活在城市里的工人阶级中的下层群众。处于这种困境的人们对继承了小泉路线的以安倍为首的自民党表达了越来越不信任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作为由于结构改革而形成的社会差别不断扩大的牺牲者，必然不会在前一段的参议院选举中投自民党的票，由此而使自民党在参议院失去了多数席位。在今后的一段时间中，在日本社会中被抛弃的中间阶级与沦为贫困状态的底层工人阶级将怎样在不久将要举行的众议院选举中把握自己的政治命运，我们将拭目以待。而决定今后政治方向关键问题将取决于进行这场斗争的人们的阶级意识如何。
这就是日本国内的最新局势。
从全世界的范围来看，各个国家对全球化的抵抗运动风起云涌，目前正在全世界范围展开。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卡利尼克斯曾经这样指出：“阶级这个概念已经消失的说法，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错误的。简单地回顾近4个半世纪的社会变化时，我们会看到，工人阶级的问题不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也即工人阶级从来没有从生产关系中退出。从根本上来说，它是一个如何团结的问题，也就是处于各种零散状态的工人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将自己团结成一个有力的主体阶级的问题。从20世纪60年代末期到70年代初期的政治动荡时期，各个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曾经具有的充满着阶级自信的行动能力，在其后组织上被各个击破、分割和缩小规模的情况下，迅速地丧失了。现在工会的领导层中已经开始有人认识到，对于工人阶级组织来说，目前出现的反对资本主义的运动和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广泛联盟，为工人阶级重新组织起来斗争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同时，工会组织的大规模的运动，也为反对资本主义运动的社会力量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影响力。近年来发生在西雅图、魁北克、日内瓦、巴塞罗那、塞维利亚等地的工会组织参加的大规模抗议活动，预示了一个新的世界范围的工人阶级运动的时代即将到来。”
在上述城市中，工人阶级和市民联合起来进行示威游行，开展了反对全球化的斗争运动。这种以工会组织和市民运动的联合为新的阶级联合形态的运动，在欧洲、北美、南美等地，以反对全球化这种新帝国主义的阶级斗争的形态而表现出来。这说明，阶级概念的“复兴”，无论在日本还是在世界，都有它必然的时代背景和社会要求，并且还在不断地扩大和展开。
古典的社会科学的分析概念的有效性，将不断地被重新解释和赋予新的时代内容，并且还将不断地被一代又一代的人们所继承。霍布斯鲍姆曾经将20世纪称为“极端的世纪”。我们应该将这个世纪人们所给阶级概念所加上的种种负面的解释抛弃，而使其成为分析21世纪现实的新的社会科学的有力方法。作为生活在新时代中的社会科学工作者，这将是我们所担负的一个责无旁贷的学术使命。
注釋：（略）
作者：渡边雅男，日本一桥大学社会学部教授。译者：韩冬雪，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