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倪峰 2012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美国战略研究简报》
美国为何“重返”亚洲
实际上，“重返”并不是描述奥巴马政府亚太政策的准确词语，因为自1898年美西战争中美国占领菲律宾以来，美国从未离开过亚洲。二战结束之后，美国在这里拥有众多的基地和大量的驻军，并建立了以美日、美韩、美澳同盟为核心的双边同盟体系。冷战结束后，从老布什到克林顿总统，也从未忽略过亚太地区的重要性，克林顿总统甚至提出过“新太平洋共同体”的概念。奥巴马政府上台后之所以高调打出“重返亚洲”的旗号，主要有以下原因：
1．上届美国政府的失误与奥巴马政府的“纠偏”
在奥巴马的前任小布什执政8年期间，美国全球战略的核心是反恐，资源投放最多的是中东地区。自美国2001年发动全球反恐战争以来，美国的国防预算从3040亿美元猛增到2008年的6160亿美元。10年来，美国的反恐开支每年达 750亿美元。仅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两场战争，就已经耗费了约1.3万亿美元，而且估计后续费用会更加惊人。根据今年1月5日发布的新军事战略报告，在10年战争中死亡的美军士兵达到6200人，另有4.6万人受伤。两场战争已成为消耗美国软、硬实力的巨大黑洞。与此同时，美国对亚太地区有所忽视，小布什政府的官员多次缺席这一地区重要的多边活动，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也有所下降。为此，奥巴马政府上台后不久就表示，要纠正前任政府的做法，其中包括结束两场战争，将更多的资源和战略关注投向亚太地区。正如希拉里在《美国的太平洋世纪》一文中指出的那样，“21世纪美国的外交和经济防线并不在于中东和欧洲，而在于亚洲。”为此，美国要把外交、经济、军事安全和价值观传播的重点全面向亚洲转移或倾斜。她还强调，“从奥巴马政府上任的第一天起，这就是我们的首要任务。”
2.地缘经济原因
冷战结束后，亚太地区成为整个世界经济最富于活力的地区。而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更是成为低迷的世界经济的亮点，其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的贡献比重有所加大。世界能源通道、原料通道、产品通道，都逐渐集中在亚太地区。约瑟夫•奈（Joseph Nye）认为，早在1750年，亚洲人口约占世界的五分之三，总产出占全球的四分之三。20世纪初，即西方工业革命之后，亚洲在世界总产出中的贡献缩减到五分之一。然而，到2050年，亚洲的经济水平预计会重新回到300年前的水平。而随着亚太地区逐渐成为21世纪全球战略与经济重心，东亚又将成为美国外交战略的重中之重。
在此背景下，美国与亚太地区的经贸关系持续高速发展。目前，美国与亚洲的贸易额已远远超过与欧洲的贸易额，而且这一差距仍在持续扩大。如下图所示，从出口来看，自2002年起，美国对亚洲发展中国家及地区的出口总额占美国出口总额的比例一直呈上升趋势；从进口来看，自2002年起，美国对亚洲发展中国家及地区的进口总额占美国进口总额的比例也呈现较快上升的趋势；与此同时，美国与欧洲的贸易总额占美国贸易总额的比例在这16年间只增长了不到1%，跟美国与亚洲的贸易发展势头形成鲜明对比。从近16年的数据来看，无论是在进口还是出口方面，亚洲都比欧洲对美国更为重要，而且在可预见的将来，亚洲在美国对外贸易领域的地位不断攀升这一基本趋势不会改变。
2010年，美国对整个亚太地区的商品出口总额为7750亿美元，比2009年增加25.5%，占美国对世界商品出口总额的61%。2010年，美国对该地区农产品出口总额约830美元，占美国对世界农产品出口总额的72%。美国私营服务业在2009年的出口总额为1770亿美元，占美国私营服务业对世界出口总额的37%。2009年，仅美国中小企业对亚太地区的出口总额就达1710亿美元。”根据美国东西方中心在2009年所作的评估，美国出口带来的就业岗位中，有27%是由亚太地区支撑的。2011年11月12日，奥巴马在参加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时也表示，亚太地区对当前美国经济复苏、创造就业具有关键性的作用。美国将与亚太地区经济体在经济、贸易和安全等方面开展合作。他说：“我们认为没有一个地区比亚太地区更为重要。我们希望与亚太地区伙伴在多个方面合作，确保环太平洋地区的就业、经济增长、繁荣和安全。”
3. 应对中国的崛起
奥巴马上台后，有三件大事使美国战略界再度反思美国对华战略。
首先，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美实力对比正在发生巨大变化。2011年，中国GDP达到47.16万亿人民币，约合7.3万亿美元。同年美国的GDP是15.09万亿美元，中国的GDP相当于美国的48.5%，而2001年这一比例仅为12.8%。这意味着，中国仅仅用了10年时间，就将GDP总量从占美国GDP约1/8提升至约1/2，并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未来预期看，美国面临国内经济金融体制调整，经济低迷态势短期内难有改观，而中国后发优势依然强劲。仅从GDP来衡量，国际多个权威机构预测，中国超美很可能在2020年左右。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一份报告更大胆预测，这一时间会提前至2016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这一对比往往同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和西方大国整体性低迷而形成的国际格局变迁的大背景联系在一起，更凸显了中美两强对比拉近的态势。
其次，中国军事现代化的迅速发展同美国10年来首次大幅削减军费也形成某种反差。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的不断增强，国防与军队建设也在实现同步协调的发展，研制了一批先进的武器装备。虽然这些武器装备完全出于中国防御性国防政策的需要，其性能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武器装备相比也相距甚远，但却引起了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高度警觉，并被其大肆渲染，称中国在部署具有威慑性的强大“反进入/区域拒止”部队。
第三，随着实力的快速增长，中国对周边的辐射力和吸附效应正在不断增强。中国已成为包括美国盟国在内的周边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全面启动，这标志着由中国和东盟10国组成的贸易区开始步入零关税时代。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与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是世界上三大区域经济合作区。它也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最大自由贸易区，涵盖18亿人口，成立之初的GDP接近6万亿美元，贸易额达4.5万亿美元。自贸区创建以来，在相互开放的市场中不断密切的合作关系，使双方共同的经济利益日益扩大。因此，美方认为，如果不做出反应，就有可能让出亚洲。
尽管中美两国的军事、经济差距依然明显，质与量仍然不对等，但这种变化客观上已然引发两国民众心态的巨大变化。美国的战略敏感性和焦虑感明显上升。在美国人眼中，中美之间霸权国与挑战国关系的特征更加凸显。在这一背景下，美国越来越开始不加隐晦地把中国视为其主要战略对手。奥巴马在2012年1月发布的《国情咨文》中五次提到中国，要求用规章制度来约束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 。美国国防部在2012年1月5日发布的《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21世纪国防的优先任务》（防务战略指南）报告里，公然将中国与伊朗并列视作美国反“反介入”的主要障碍。报告称，从长期来看，中国作为地区强权的崛起，将从各个方面影响美国的经济和安全利益。美国要“有效地威慑潜在对手（如中国和伊朗）” ，阻止它们达到目的。2012年2月5日，美国公布的一份民调显示，美国最大的敌人系伊朗，中国排名第二。总之，区域性军事对手、全球性经济对手、全面性政治对手的观念，正逐步成为美国精英和公众的“中国意象”，而此次美国重返亚洲的一个核心目标就是应对中国的崛起并在这一地区与中国争夺影响力。
美国如何“重返”亚洲
从美国全球战略的发展过程来看，提出将战略关注转向亚洲并不是从奥巴马开始的。冷战结束后，对于当时盛行的“太平洋世纪”的提法，老布什就已经予以关注，认识到亚洲日益增长的重要性，强调美国需要继续留在这个关键地区。在克林顿总统任内，美国政府曾发表了两份专门的《东亚战略报告》，进一步强调这个主题。而此次“重返”与以往相比最突出的特点在于，美国的亚洲政策在其全球战略中的权重上升到前所未有的位置。正如希拉里2011年11月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发表的《美国的太平洋世纪》一文中声称的那样，“未来的全球政治将决定于亚洲……今后10年美国外交方略的最重要的使命之一，就是将大量的投入锁定于亚太地区。”而且，美国重返亚洲的规模和实施的全面性，都大大超过以往，在政治外交、经济和军事安全三个方向上同时展开，齐头并进。
1．政治外交上高调“重返”
首先，美国政府高官频繁访问亚太地区。2009年11月，奥巴马首访亚洲。在东京，他宣布自己是首位“心系太平洋”的总统，反复强调美国是“亚太国家”。从2009年到2011年，他连续三年出访亚洲，足迹遍布亚洲几乎所有重要的国家。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上任后，首次出访就选择了亚洲。2010年1月，希拉里在夏威夷发表亚太政策演说，强调美国不是亚洲的“过客”，而是一个“常住国家”。到目前为止，她已7次出访亚洲。前任美国国防部长盖茨更是14次出访亚洲，而新任国防部长帕内塔也将出访的首站选在亚洲。美国高官频访亚洲凸显了亚洲在美国政治议程中的重要地位。
其次，美国增加了与东盟的互动。小布什政府曾经一度忽视东盟，国务卿赖斯两次缺席东盟地区论坛。奥巴马政府改变了前任对东盟的政策和态度，于2009年7月派国务卿希拉里参加东盟外长扩大会议，与东盟签署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这为后来美国参加东亚峰会扫清了障碍。2009年11月，奥巴马访问日本期间，表明了美国希望参加东亚峰会的意愿，称“随着东亚峰会在应对当代挑战的过程中发挥作用，美国期待着以更正式的方式与之接触。” 2010年1月，国务卿希拉里在夏威夷的亚洲政策讲话中进一步明确了美国的态度。她说：“我们提议与亚洲的伙伴和盟友开始磋商，探讨美国在东亚峰会中的作用，以及东亚峰会怎样才能融入更广大的制度图景之中。”经过努力，美国于2011年11月正式参加了东亚峰会。通过参加东亚峰会，美国希望影响东亚峰会的议程，进而推动东亚峰会成为地区政治和安全对话的主渠道，并增强其解决问题的能力。
美国对东盟的重视是全方位的，不仅参与东盟地区论坛，而且参加了东盟国防部长扩大会议，正式成立了美国驻东盟外交使团，并派出首任常驻代表。由于美国不肯改变对缅甸的政策，美国与东盟领导人之间的对话一直未能展开。奥巴马政府改变对缅甸的政策之后，美国-东盟领导人峰会得以于2009年11月在新加坡举行，随后在纽约再次举行，并于2011年11月在巴厘第三次举行。2009年7月，国务卿希拉里与湄公河下游国家外长举行会议，启动了湄公河流域行动计划，与湄公河下游国家展开更频繁的合作。2011年11月30日，希拉里抵达缅甸新首都内比都。这是自1955年以来美国国务卿首次访问缅甸，被外界普遍视为美国“外交政策的赌博”。而美国此举希望获得的“红利”之一，就是“削弱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东盟逐渐成为美国亚洲政策的重要支柱之一。
第三，美国积极介入区域纠纷，离间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其中最突出的当属钓鱼岛问题和南海问题。
钓鱼诸岛位于台湾基隆东北约92海里的东海海域，是台湾的附属岛屿，主要由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南小岛和北小岛及一些礁石组成。钓鱼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和台湾一样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而，日本依据国际法中的“无主地先占” 原则和有效治理的事实，坚持钓鱼岛为其固有领土，不承认在钓鱼岛主权上存在争议。对这一争议，美国原先采取“中立模糊”的立场，不愿意得罪中日任何一方。
然而，2010年9月钓鱼岛“撞船事件”发生后，包括希拉里在内的美国官员一方面公然声称钓鱼岛适用于《日美安保条约》，并举行美日联合岛屿防卫演习；另一方面又力促日本方面通过放人尽快解决危机。美国这样做的真正目的是在中美日这一决定东亚格局的三角关系中，通过保留中日冲突的根源，在中日时而因此发生的冲突中，以居间制衡者的身份，达到左右中美日三角关系的大致走向的目的。事件发生后，曾一度回暖的中日关系大幅受挫，而2009年鸠山上台后一度松动的美日关系得到大幅度增强。
南海问题本是南海周边国家围绕相关岛礁归属以及海域划分存在的分歧和争端。美国以往历届政府都在这个问题上持中立态度。然而，从2010年5月起，美国官员以非正式场合中中国官员的一些议论为依据，通过媒体炒作“南海事关中国的核心利益”之说 ，从而激化了中国与其他南海争议国家的矛盾，为美国介入此问题找到了突破口。一些南海问题的声索国由于惧怕中国的力量，便试图拉拢外来势力来平衡中国。
2010年7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东盟外长论坛上声称，“在南海自由航行，保持亚洲海上事务的开放状态，在南海地区尊重国际法，这些都关乎美国利益。”美国由此正式介入南海问题。8月8日，美军航母“乔治•华盛顿”号抵达越南岘港附近的南海海域。10日，美军伯克级导弹驱逐舰“约翰•麦凯恩”号亦到达岘港，并与越南海军展开了为期4天的联合军事演习。越南外交部发言人阮芳娥也公开宣称，“美国军舰进入越南岘港，对越南来说有重大战略意义。这显示了国防事务上的地区平衡。我认为美国将在区域内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接着，美国总统奥巴马公然插手南海问题。2010年9月24日，在第二次美国-东盟峰会上，奥巴马与东盟各国领导人在纽约就美国和东盟的关系举行会谈后，发表了联合声明，呼吁以和平方式解决南海的主权争议，强调南海的航行自由很重要。10月11日，美国国防部长盖茨访问越南时声称，亚洲国家应该通过多边渠道解决领土争端。他向亚洲国家保证，美国仍将参与亚洲的安全事务，保护东南亚国家。在10月于河内举行的首届东盟国防部长扩大会议上，盖茨又表示，区内的核心问题包括领土纠纷、恐怖主义活动、打击海盗，但依靠双边关系很难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由多边组织处理。在美国的撑腰打气下，一些声索国尤其是越南和菲律宾气焰升高，在此问题上采取了一些更具挑衅性的行动。在美国介入的大背景下，南海问题演化成为中国—东盟关系中的巨大障碍和国际热点问题。
2．经济上强势引导亚太区域合作
奥巴马政府是在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刻上台的。为刺激国内经济复苏，美国政府对亚太战略做出新的调整，谋求通过多种渠道，以多种方式，构建、参与和领导崛起中的将可能主导东亚的合作机制，试图以强势引领亚太经济合作的进程，重构亚太合作的体系。概而言之，奥巴马政府主要采取了以下举措：
第一，以APEC推动亚太自由贸易，敲开亚太市场大门。为了帮助美国迅速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奥巴马希望尽快消除亚太地区各个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壁垒，以贸易自由化打开亚太各国市场的大门，从而扩大美国的出口，重振美国制造业，促进国民就业，最终实现竞选时许诺要提供300万个就业机会的誓言。
尽管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过后，APEC失去东亚国家的支持而陷入长期停滞的困境，但APEC目前有21个成员，占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55%、全球贸易总额的45%、全球人口总数的40%，仍是重量级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而且，美国的前十大贸易伙伴有4个是APEC成员。因此，美国依然将APEC作为它与亚太经济体进行双边或多边合作、推动地区贸易投资自由化的主要平台。21世纪初，美国国会和行政部门提出，应该对过于宽松、缺乏约束力的APEC现有机制进行改革。2011年11月，美国在夏威夷主办了亚太经合组织峰会。这是18年来美国首次主办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美国希望通过提升亚太经合组织的重要性来塑造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安全议程。
第二，以TPP引领亚太经济合作，重塑亚太经济格局。TPP的全称是《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最早于2005年由新加坡、文莱、智利、新西兰4个小国（P4）缔结，起初并未受到美国的重视。由于亚太经合组织（APEC）裹足不前，而10+3、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等东亚合作机制却稳步推进，美国不禁开始担忧自己会被排斥在亚太经济合作之外。于是，它试图以TPP为突破口签订一个泛太平洋的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力求囊括APEC的所有21个成员，从而建立由美国主导的亚太经济合作体系。
2009年11月，奥巴马总统在访问日本期间表示，美国有意参与TPP谈判。2010年3月，美国、P4、秘鲁、澳大利亚、越南等八国在澳大利亚的墨尔本进行了TPP第1轮谈判；6月，八国在美国的旧金山进行了第2轮谈判；10月，八国与最新加入的马来西亚在文莱进行了第3轮谈判；12月，九国在新西兰的奥克兰进行了第4轮谈判。截至2011年底，TPP先后进行了9轮谈判。日本、加拿大和墨西哥也先后决定参与谈判，使得谈判参与国数目增至12个。从长期来看，TPP的目标是吸收APEC的21个成员，全面覆盖亚太合作。在2010年11月举行的APEC第18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TPP与东盟“10+3” 、“10+6”被一起列为实现亚太自由贸易区的可能途径，因而再次成为亚太地区瞩目的焦点。
美国参与TPP的战略意图十分明显。目前，美国只鼓励亚太小国加入TPP，以保证自身在TPP谈判中的主导权，让TPP根据自己的设想建章立制；制度成型之后，才会同意大国加入，最终达成“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和高标准的21世纪区域贸易协议”。从地域范围看，TPP是跨区域国家间的合作机制；从参与国的数量看，TPP目前有12个谈判参与国，尚存在较大的扩容空间；从性质来看，TPP一开始就是具有约束力的自由贸易协定，机制化程度较高，而APEC、东盟“10+X” 、东亚峰会等都不过是官方论坛。综合考虑以上几方面特征，TPP将成为美国影响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工具。
3．军事上点面结合，全面铺开
加强和优化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是美国“重返” 亚洲的核心内容之一。早在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已经开始尝试调整其在亚太地区的军事战略。2001年美国公布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认为，亚太地区存在着“一个拥有可怕资源基础的军事竞争者”（暗指中国）。为应对这些地缘政治发展趋势，美国将发展一个能为美军在关键区域拥有更大灵活性的基地体系，重点发展西欧和东北亚之外的基地；在美国没有永久性实验场和基地的地方提供临时准入外国设施，以进行训练和演习；根据地区威慑需要重新分配军事力量和装备等。九一一事件发生后，尽管美国军事行动的重点一直放在中东地区，但与此同时，美国主要的战略力量，如远程战略轰炸机、航母、核潜艇、巡航导弹以及各种新型战斗机，一直在向位于这一地区的关岛基地集结。
奥巴马上台后，美国政府和军方对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进程投以更多的关注。2011年2月发布的《美国国家军事战略》报告认为，中国长达数十年的经济增长预计将促进其持续的军事现代化，并拓展区域内和区域外的利益” ，并暗指中国“展示民族主义和自信，考验美国伙伴的韧性和美国的领导力”，因此美国“将继续仔细监视中国的军事发展”，“关切中国军事现代化的程度和战略意图，以及中国在外空、网络、黄海、东海和南海的自信。” 2012年1月5日美国国防部发表的防务战略指南指出，“美国的经济与安全利益包括西太平洋、东亚，并一直延伸到印度洋和阿拉伯地区。这一弧形地带与美国都有着无法摆脱的联系，是不断变化着的挑战与机遇的混合体。” 为此，报告认为，美军将继续为全球范围内的安全做出贡献，“必须恢复亚太地区的平衡”。而所谓“再平衡”则是美国军方有关“重返”亚洲的另一种说法。在奥巴马政府的主导下，美国的军事“重返”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美国在消减军费预算、减少欧洲兵力、抽身两场战争的大背景下，维持和进一步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当前，美国常年在亚太地区保持10万左右的军力，并将一半以上的航母、核潜艇、“宙斯盾”战舰和战略轰炸机部署到亚太地区。1月5日，奥巴马在五角大楼发表讲话，声称“美国军方将会重组，并且集中于更广泛的挑战，尤其是针对亚太地区。”1月10日，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格林纳特宣布，美国未来10-15年将把海军1/3的战舰转移至西太平洋。这意味着，美国海军总共285艘战舰中的将近100艘将转移到该地区。他声称，“这些舰只中大约一半部署在日本及其周边地区的前沿海上，包括我们最先进的航空联队、巡洋舰和驱逐舰，以及其他装备和反潜力量。我们将把最精锐的部队放在西太平洋。”2月29日，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在国会预算委员会指出，亚太与中东地区是美国国家安全最大“威胁”的来源，美军必须在当地保持足够的军力。他称：“为达成重心移转亚太的目标，美军将维持现有的轰炸机队，包括11艘舰艇与10组机队的航空母舰战斗群、大型两栖登陆船队。亚洲驻地部队和陆战队人数都将维持现状。” 3月27日，美国考虑在东印度洋岛屿部署无人机监视南海。
另外，2010年5月，美国时任国防部长盖茨正式提出了“空海一体战”的概念。作为一种全维作战理念，其实质是强调美军要充分利用在航空航天、网络、电子技术等方面的垄断优势，以关岛和日、韩、澳等盟国的作战和后勤基地为依托，以空海作战力量、太空及网络空间作战力量为主导，联合构成一个以天基系统为核心，由天基平台、空基平台和海基平台构成的多层次立体作战体系，在全维空间内加速实现其各种作战力量的有效融合，在西太平洋战区组织实施战役级别的作战行动，以摧毁作战对手的“反介入/区域拒止”作战能力。
其次，美国进一步加强了现有的双边军事同盟体系。在这其中，美日同盟被置于首要位置，是美国亚太战略的“基石”。二战后，美国在日本驻扎了大量的海军、海军陆战队、陆军和空军基地。岸上军力约为38000人，海上军力约为11000人。美国的打击力量分布于冲绳等85个基地，设施设备规模从天线到几千英亩的训练区域，大小不等。2010年是美日同盟建立50周年，美国高调要求日本加强军事同盟关系。尽管日本民主党的鸠山政权初期不打算应承，但随着中日钓鱼岛“撞船事件”的发生，日本迅速改变了政策，強化了同盟关系。
美韩同盟也因“天安号事件”和延坪岛炮击事件而进一步得到強化。美韩宣布，将原定于2012年4月进行的战时指挥权交接推迟到2015年12月。2010年10月24日，韩国李明博政府宣布将“积极考虑加入”美国在东亚推动数年的导弹防御计划。2010年7月，美韩宣布在黄海进行了有8000人参加的联合军事演习，出动了200多架战机，包括最先进的F22“猛禽”战斗机。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以观察员的身份首次参加了美韩的黄海军演。2011年，在日韩国防部长会议上，双方同意互相提供军事后勤支援和军事情报交流。这显示出，美日韩的军事合作有三边融合的趋势。
美菲军事关系也逐步加强。2011年11月，国务卿希拉里访问菲律宾，承诺与菲律宾开展军事及经济领域的合作，升级两国的同盟关系，在南海主权争议问题上支持菲律宾。2012年1月底，两国展开进一步磋商，探讨增加联合军事演习以及美国海军访问菲律宾港口频率的问题。4月16-27日，菲律宾与美国之间一年一度的“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在菲国吕宋岛中部及西南隅的巴拉旺省等地举行。
美国与澳大利亚的军事同盟关系也在不断深化。澳大利亚是美国亚太安全战略中的重要支点。美国在澳大利亚设置了很多海军通讯站、导航站、宇宙跟踪站，用于监控太空并为空间力量服务。根据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协商，澳大利亚同意无限制地与美国分享军事情报。这项协议使得澳大利亚在美国亚太军事战略中的地位更加重要。其中坐落在澳大利亚中部的松峡（Pine Gap）情报站，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大、最复杂的卫星地面站之一。这里收集的信息曾被用于对伊朗和阿富汗实施联合空中打击。2011年11月奥巴马访澳期间，美澳宣布美国将在达尔文部署2500名海军陆战队员，首批250名海军陆战队员已经进驻。这是越南战争结束以来，美军首次增加在澳大利亚的军事部署。
第三，建立和强化新型军事关系。2011年美国国家军事战略报告声称，要在亚太地区“扩大多边演习的范围和参与度”，“扩展同印度、菲律宾、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的军事安全合作、交流和演训活动“，在整个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寻求推动更大范围地区安全合作的新途径”。这些年来，美国与新加坡、越南、印度等国的军事关系显著加强。目前新加坡已同意部署美国濒海战斗舰，并增加两国军队联合训练与行动的机会。美国和印度、越南之间的军事关系也在呈现升温趋势。2010年，美国对印度出售约80亿美元的武器，使印度成为美国武器的第二大买主。与此同时，美国通过高频度双边和多边军演在亚太地区展示实力。据不完全统计，仅在2010年，美国牵头在亚太地区举行的各种双边和多边军演就达21次之多。截至2012年3月4日，美日、美泰、美日澳、美韩、美菲之间已经举行了5场军演。
第四，大幅提升关岛军事基地的地位。关岛位于北纬13°26＇，东经144°43＇，是太平洋西部马里亚纳群岛最南端的一个岛屿，也是该群岛最大的岛屿，面积540多平方公里。关岛是西太平洋空、海交通的重要枢纽，岛上建有国际机场，辟有七条国际航线，加之靠近多条海上国际运输航线，可扼守美国宣布要控制的全球16个航道中的4个。从地理上看，在东南亚和夏威夷之间广阔的太平洋中，惟有关岛的港口所处位置最为优越。如果舰只从关岛出发，4天之内即能抵达日本、菲律宾、澳大利亚北部和马六甲海峡。驻扎在关岛的美国海空军力量，能够遏制北至对马海峡、南至马六甲海峡的广大海域，也可对日本、菲律宾、澳大利亚及亚洲大陆的所有国家进行战略威慑。美军从关岛向北可以威慑朝鲜半岛，控制朝鲜海峡，对我国的华东地区造成威慑，对可能的台湾海峡危机实施及时的干预，还可快速前往南海，控制马六甲海峡的国际航道。同时，关岛基地与印度洋迭戈加西亚基地联动，可对中亚、中东及非洲等地做出反应。
目前，美国正耗巨资在关岛修建核动力航母停靠的码头、导弹防御系统和实战演习基地等军事基础设施。这一项目是二战后美国在西太平洋推进的规模最大、开支最多的基地项目。关岛军事基地包括安德森空军基地、阿普拉海军基地和阿加尼亚海军航空站。安德森空军基地将变成最大的燃料供应库、太平洋上最大的弹药库、极佳的训练场和战略轰炸机基地。阿普拉海军基地则是美国海军在西太平洋最大的海军基地之一，也是重要的舰艇维修、补给、停泊修整基地。它是西太平洋上唯一的核潜艇基地，能保障一个航母编队所需的装备。阿加尼亚海军航空站则是美国航空兵在西太平洋的主要侦察和反潜基地。2009年月1 月18日，12架来自阿拉斯加埃尔门多夫空军基地的F-22A“猛禽”隐形战斗机进驻关岛。为加强亚太地区的空中监视能力，美国空军 2010年开始在关岛部署“全球鹰”无人侦察机。到 2011年上半年，已有 3架无人侦察机在西太平洋执勤。
如何看待美国“重返”亚洲
“重返”亚洲是美国在金融危机持续发酵和阿富汗、伊拉克战争基本结束的大背景下推出的一个重大战略举动。它正在对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安全格局产生全面和深刻的影响。
1．随着“重返”政策的推出，亚太地区首次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主攻方向
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 ，其战略设计固然着眼于全球。但由于实力的制约，其战略实施的过程实际上有着较为严格的“次序安排”和“重点应对。”冷战结束后，固然历届美国政府都对亚太地区高度关注，但是，在冷战结束的头10年，其核心目标是消化冷战成果，主攻方向是捆绑和弱化俄罗斯，为此美国大力推动北约东扩。在本世纪的头10年，由于2001年发生了九一一事件，本•拉登及恐怖主义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定位仪，恐怖主义及其滋生的主要地区——中东，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主攻方向。正如2002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的那样，美国面临的主要威胁是“激进主义与技术的结合”。 而将亚太地区作为美国全球战略的“主攻方向”，应当说始于奥巴马政府的“重返”亚洲行动。
美国将其全球战略的“主攻方向”锁定亚太地区，这在美国的官方文件和学界各种讨论中都有表述。例如，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主席理查德•哈斯(Richard N. Hass)就曾指出：“美国有充足的理由更深入地参与亚太地区事务。不管21世纪是否会是另一个‘美国世纪’，可以肯定的是，它将是一个亚太世纪。不管这一事实会带来怎样的结果，美国确保自己扮演主要角色，是很自然和明智的做法。好消息是这一决策似乎得到美国政界的一致支持。极有可能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罗姆尼承诺加快造船业的步伐，显然与美国要增加在太平洋的实力有关。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也说，美国的重点正从大中东地区转移：‘世界战略和经济重心正在东移，我们也更加关注亚太地区。’”
随着这一主攻方向的确定，美国正在大力将资源向亚太地区配置和汇聚，其广度和深度大大超过以往。正如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兰普顿（David M.Lampton）所言：“美国将注意力转向亚洲的这项再平衡政策，不是一项简单的军事政策，而是指将所有国家资源往这个方向的再平衡，包括经济注意力以及文化和外交注意力。”美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它将亚太地区作为全球战略的主攻方向并全方位投入资源，势必极大地影响这一地区的权力结构，从而使有关国家都不得不根据环境的改变而调整其对外和周边政策。
2. 中国的周边环境更趋复杂化
在当前的大国中，中国的周边环境也许是最复杂的。中国周边国家众多，一些历史遗留问题以及与一些国家的边界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另外周边还存在不少热点问题。尽管在东亚地区，中国总的地缘环境并不十分理想，但是经过中国政府的不懈努力，周边外交取得了积极成果。例如，在东北亚，朝鲜半岛“六方会谈”逐渐机制化；中国与日本的关系也出现缓和。在东南亚，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中国与东盟在政治、经济、外交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重大进展。然而，随着美国高调“重返”亚洲的推进，我国面临的周边环境正在日趋复杂。
首先，我国周边的军事安全压力正在不断增大。目前美国正在加强从日本、韩国、关岛直到澳大利亚的网格化基地建设，推出了主要针对亚太地区的空海一体战构想，已将60%的潜水艇部署在亚太，今后还将把60%的航母派往这一地区。与此同时，这一地区的军备竞赛呈加剧之势。澳大利亚计划在今后20年花费2750亿澳元（约合2730亿美元）对军队进行现代化改造，其中包括计划投资近360亿美元建造自己的潜艇编队。日本在2011年投入14亿美元采购P-1反潜巡逻机，不断提高对周边海、空域的情报侦察和作战能力，还计划将现有的16艘潜艇编队扩充至24艘。从2010年至今，印度军队不断加强北部边境地区陆、空基础设施建设并强化前沿兵力部署，其数量、规模和覆盖为近年之最。印度还在研发隐形无人战机，以向俄罗斯租借的方式装备了第一艘核潜艇，并进行了射程为5000公里的洲际导弹试射。越南则在大批购进先进的潜艇、导弹和战机。
其次，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面临日益增多的变数。在此次“重返”的过程中，美国充分利用中国周边国家对中国快速发展普遍存在的矛盾心态，不仅强化和传统盟友（如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的关系，而且致力于全面改善与东盟国家的关系，进一步加强与印度的关系，充分发挥越南与菲律宾的作用，并推动美国与缅甸的关系实现突破。美国在实施的手段上也推陈出新，包括充分利用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存在的问题和矛盾。如利用“天安号事件”和延坪岛炮击事件，推动韩国疏远中国，强化美韩同盟；利用钓鱼岛撞船事件强化美日同盟；利用中国与越南、菲律宾在南海问题的争议介入南海问题。由于美国的撑腰打气，一些对中国心存疑虑或与中国存在纠纷的国家被鼓动了起来，纷纷在一些问题上采取更具挑衅性的行动，例如菲律宾、越南、印度、日本等国在南海问题上动作频频，并互相抱团取暖。日本《产经新闻》撰文将中国比作中国战国时代的秦国，将越南、菲律宾、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比作“六国”，鼓励这六个国家在南海问题上推行连横战略，共同对抗中国。
第三，中国在地缘经济上面临新挑战。奥巴马政府把加强同亚太国家的经济关系、确立美国在区域经济合作中的“领导地位”作为“重返”的优先战略目标。为此，奥巴马政府采取了两大步骤，一是大力提升同亚太国家的经贸关系，将其作为美国实施“出口倍增”计划的主攻方向。这势必会加剧它同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市场竞争，增大中国对该地区的出口压力。二是美国通过TPP扩大，遏制中国经济影响力的扩张势头，主导亚太经济秩序，架空“10＋X”体制，尤其是“10+1”和“10+3”，并对中国形成巨大的规则压力。有国内专家指出，TPP标准之高和覆盖领域之广，远远超过有关国家的承受能力。随着未来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可能加入TPP，美国在市场准入、知识产权、金融服务、清除各种贸易壁垒、农业补贴等方面的主张如果被不折不扣地写入协定，很可能会变成新的国际通行的贸易规则。这很可能会影响到中国未来开展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形成进一步要求中国“接受更加开放的贸易、扩大其加入WTO时同意的降低贸易壁垒和保护知识产权的最低责任”的强大压力。
3．美国“重返”亚洲所面临的内外牵制
“重返”亚洲是美国为了维持其全球“领导地位”而进行的重大调整。然而，此次“重返”能否持续实施下去，并进而实现其预定目标呢? 目前，美国面临着诸多内外牵制。
首先，金融危机对美经济实力造成很大冲击。2008年以来，美国深陷经济衰退，失业率居高不下。过去10年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两场战争也给美国造成了巨大消耗，其结果是到2011年11月16日，联邦财政赤字、政府债务突破了历史纪录，分别达到1.4万亿和近15万亿美元。这些都导致美国可用于外交和军事部门的财政投入大幅缩水。2011年8月，国会通过了《2011年预算控制法》，联邦开支中被削减的各项安全项目包括国防部、国土安全部、退伍军人事务部、国家核安全局和国务院的国际事务、情报机构的管理部分。为响应国会的要求，国防部需要在未来10年削减4870亿美元的军事开支。由此可见，美国对外战略的意愿与其能力之间正在出现越来越大的落差。为此，美国的一位国会官员曾对美国的战略东移发出了这样的感叹：“没有预算的战略还能算是战略么？”
其次，中东形势依然十分复杂。九一一事件后的反恐战争不仅打破了中东原本就十分脆弱的地区平衡，使中东地区陷入混乱状态，而且也让美国付出了惨重代价，大大耗损了美国的国力。奥巴马总统上台之初就提出了“负责任地结束伊拉克战争”的想法。关于阿富汗的基本策略则是先增后撤。然而，美国从伊拉克撤军后至今，伊局势依然堪忧。阿富汗的局势更是让美国揪心。最近发生的美军士兵焚烧《古兰经》事件和美军士兵故意枪杀16名阿富汗平民事件，让美军的处境和阿富汗的安全形势雪上加霜。
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在这一地区的麻烦远远不止这些。就在美国提出战略东移后不久，自2010年年底开始，中东经历了冷战结束以来规模最大、冲击最广、影响最深的大变局。22个阿拉伯国家中有20个相继迅速陷入程度不同的动荡，使得美国在中东的利益遭受严重挑战。经过这场大变局的冲刷，美国在这一地区的一些盟友要么已发生政府更替，要么正经历严重动荡，要么面临发生动荡的危险。其中，使美国受挫最大的当数埃及穆巴拉克政府的垮台。这导致被美国视作寇仇的“穆斯林兄弟会”势力大增，并将在未来埃及政局中扮演重要角色。如果埃及新政府最终对西方不再言听计从，无疑会打乱美国所主导的中东平衡。与此同时，伊朗在中东格局中的战略处境变得更加有利，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伊朗核问题”持续升温，对美国来说变得越来越棘手。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埃及民众发起了针对军政府的“二次革命”，“基地”组织在也门趁火打劫，叙利亚局势持续动荡，伊朗核危机加剧。中东乱局进入关键期，可谓是一团乱麻。美国在其中左支右绌，唯恐局势失控。其敏感神经被牵制，战略精力亦被牵扯。
第三，美俄关系渐行渐远。冷战结束后，美国一直面临着中俄孰为主要竞争对手的两难选择。但从总体情况来看，在美国主导下通过北约挤占和压缩俄罗斯的战略空间，一直是维持美国全球霸权地位的中心工作。小布什执政初期曾一度视中国为战略对手，然而九一一事件之后，中美关系得到很大改善。在小布什离任之际，中美关系被形容为冷战结束以来“最好的时期”。而与此同时，美俄则经历了一个由热到冷的过程。在俄罗斯宣布积极支持美国的反恐战争之后，美国接纳俄罗斯加入七国集团，并支持推动了北约—俄罗斯理事会的建立，俄罗斯与西方的合作关系一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然而，在小布什第二任期内，美俄关系却由于美国在俄罗斯及周边国家鼓动“颜色革命”和在东欧部署导弹防御系统而一落千丈，跌至冰点。
奥巴马政府上台后郑重宣布“重启”美俄关系，并在“重启”精神的指导下，在多个领域内加强了与俄罗斯的合作和对话。奥巴马政府的这种“重启”战略得到了俄罗斯的积极回应。这使得在小布什第二任期内曾经陷入低谷的美俄关系重新回暖。然而，由于东欧反导问题，两国关系再度趋冷。尤其是2011年11月俄罗斯杜马选举之后，希拉里在出席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外长会议时，公开宣称俄罗斯的这次选举既不公平也不公正，并要求俄罗斯对这次选举中的舞弊行为进行调查。两国关系由此急转直下。今年3月4日，普京在俄罗斯大选中无悬念胜出，西方国家对此普遍反应冷淡，美国的态度最为明显。美国国务院的贺电中甚至连普京的名字都没有提，反而敦促俄政府对所有选举违规现象开展独立可信的调查。美国参议员麦凯恩甚至发表言论称：“俄大选是虚假的，普京的时日已经不多，‘阿拉伯之春’已来到俄罗斯，并将持续下去，而且在某个时候还会到中国。”在某种程度上，普京的回归宣告两国关系“重启”无疾而终。美俄矛盾虽然不意味着两国将走向正面对抗，但带来的烦恼之多是美国不能轻易摆脱的。
第四，亚太国家不愿“选边站”。对于美国“重返”亚洲，这一地区的国家普遍抱一种矛盾的心态。一方面，它们希望把美国“请回来”，以此来平衡中国快速增长的影响力，并指望美国在与华争端事务中为自己撑腰。另一方面，它们又希望搭上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顺风车，为自身谋取巨大的经济利益。现在中国已经是日本、韩国、东盟国家、澳大利亚等多数周边邻国的最大贸易伙伴和主要相互投资伙伴，相互间的重大经济利益是维护周边国家同中国睦邻友好合作关系的强大动力。到2011年11月2日，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突破了3万亿美元大关，中国商务部2011年11月11日发布《中国对外贸易形势报告》预计，全年进出口额将达3.5万亿美元。中国很有可能很快就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外贸进出口总额规模最大的国家。谁能忽视这么一个庞大的市场？新加波总理李显龙在去年的APEC会议上提醒说：“企业家们不要忘记你们从对中国的出口中获得的利益。”相互依存的关系使得各国之间把纷争和处理纷争的方式限制在一定的度之内，否则，两败俱伤。因此，在美国战略东移的背景下，亚太地区的许多国家普遍形成了一种“安全上依赖美国，经济上依赖中国”的奇特场景。它们普遍不希望中美之间发生严重碰撞，从而被迫在其中“选边站”。
新加坡外长尚穆根最近就明确指出，他注意到，一些美国媒体报道出现了对中国采取围堵策略等充满冷战言论的说法。他认为美国应放弃这种论调，因为那是站不住脚和逃避现实的说法。他指出，中国有13亿人口，人才济济，擅于掌握新的科技，中国会进步是毋庸置疑的，中国是不可能被围堵的。“事实是中国必然会在经济和军事方面变得强大，我们必须面对这个事实。越早接受事实，对所有人越好。美国一旦接受了这个事实，就可以开始思考如何与中国展开合作。……关键是如何创造条件，让中国可以在国际上和区域扮演建设性的角色。”他认为中美之间固然存在竞争，但竞争之余也可合作。“这是一个互惠互依的经济关系，两国可以一起做很多事。可以有竞争，也可以有合作。竞争与合作可以在一个不影响区域稳定的框架内进行。”他同时表示，美国若使用冷战言论会让东南亚国家感到不自在。
东盟国家还对战略东移的一些具体做法表示疑虑。例如，最近印尼外长马蒂就明确指出：“我们觉得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在达尔文驻扎完全没有问题，美国此举的矛头并非对准印度尼西亚。但除非妥善地说明白，否则会在国家之间制造不信任……那里有那么多潜在的冲突燃点。”另外，在去年11月召开的第六次东亚峰会上，印尼、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抵制了美菲两国试图将南海问题纳入会议议题的提议。而对于美国大力推动的TPP，许多东盟国家也担心它在客观上分化了不少东亚经济体，导致本已动力不足的东亚合作在其压力下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
对于亚太国家对美国战略东移所持的矛盾心态以及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疑虑，美国方面似乎也有所认识。美国两位有影响的东亚问题专家最近就撰文指出，“美国‘重返亚洲 ’的提法让这一地区的各国政府感到困惑。这段时间我们遍访这一地区的国家，所有朋友都在问我们美国‘重返亚洲’这项新政策的含义。那些从不质疑美国承诺的人也搞不清楚‘重返’的提法背后到底意味着什么。他们担心，在事实上美国并没有‘离开’的情况下谈‘重返’，是否意味着美国将在亚洲掀起一股‘巨浪’或‘狂潮’，其中将包含更具进攻性和潜在的不稳定因素的政策。他们尤其担心的是，美国正在准备对中国采取更具对抗性的政策。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担心中国和它的意图，但他们希望美国是一种安慰性质的存在，而不是教唆犯。”因此，美国很难在中国周边建立一道“围堵”之墙，但同时要警惕美国在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建立一道“隔阂”之墙。
4．中美是否会滑向“新冷战” ？
美国高调打出了打造美国的“太平洋世纪”的旗号，明确将亚太定位为美国全球战略中的枢纽，采取的各种举措明显带有针对中国的色彩，导致中美关系呈现出更多的“竞争性”。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美之间会爆发新的冷战，因为中美关系已完全不同于当年的美苏关系。首先，美国“重返”亚洲在安全领域是一种“防范”姿态，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则是一种竞争姿态，部分具有安抚其亚洲盟国和伙伴对中国崛起担忧的作用，并非全然的对抗态势。第二，无论在全球问题还是地区问题上，中美都拥有很多共同利益。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美国在诸多地区问题上需要寻求中国的合作，显然不可能在谋求对抗中国的同时希望得到中国的合作。第三，虽然中美仍然存在意识形态上的巨大分歧，但两国在经贸领域的合作趋向广深发展，经贸领域的分歧也较安全领域的分歧易于化解。两国的交往亦非冷战时期可比，并且中美之间已经存在60多个对话机制，双边分歧依然处于可控范围，对抗不符合任何一国的利益。美国著名战略家基辛格博士断言，中美之间不可能以冷战方式解决相互间的矛盾，因为这“会导致很长一段时间的对抗，令美中两国精疲力竭，也令不得不和美中两国打交道的国家精疲力竭。”
在经历了不平凡的2010年之后，2011年1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美国，中美两国达成了建立“共同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的共识，为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设定了新目标，确立了新框架。2012年适逢尼克松访华40周年，中美两国都高调举办了多种纪念活动。习近平访美期间，双方直面彼此间存在和共同关心的问题（如经贸、人权、地区安全、国际热点问题等），坦诚交换了意见。中国并没有自己的“亚太版门罗宣言”，欢迎美国在亚太发挥建设性作用。习近平指出，太平洋是如此之宽，完全可以同时容纳中美两国。 “（中美）排除各种干扰坚持做朋友，做伙伴，是中美双方唯一正确的选项。”在习近平访美17天后，希拉里在美国和平研究所发表讲话认为，“2012年的中美关系是不同寻常的，到达了一个历史的新阶段。美国尝试着与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共同努力，将她的成长塑造成有利于全球安全、稳定、繁荣的积极因素，同时维持和维护美国在世界格局变化过程中的主导作用。我们正在努力防止两国陷入不健康的竞争、对抗和冲突状态；不将获取利益建立在牺牲对方利益和双边关系的基础上；坚持担负起我们对国际社会的责任。我们将共同建立一个新的双边关系模式，即打造一个稳定与双方认可的竞争与合作平衡的模式。这无先例可循。” 她指出，“中美两国不能够解决世界上所有的问题，但是没有中国和美国，全球面临的问题则得不到解决。”所有这些都表明，中美两国高层不约而同地认识到，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是唯一选择，尽管困难重重且无先例可循，但双方愿意努力尝试，大胆试验。
总之，面对美国“重返”亚洲的种种举动，只要我们坚定信心，沉着应对，以“巧实力”对“巧实力”，它所带来的风险和战略压力可以逐一破解。中国的崛起不可阻挡，将迟早转化为世界各国发自内心的共识。
本文摘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美国战略研究简报》2012.1 。作者為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