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esident Xi’s Singapore Lessons
作 者：Michael Spence，資料來源 2012-11-19 Project Syndicate、Project Syndicate 中文版
如今，中国正站在关键点上，一如1978年邓小平的市场经济改革将中国经济的大门朝世界打开，又如20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以著名的“南巡”确认中国的发展道路。
在此期间，来自其他国家的先例和教训十分重要。据报道，邓小平深受其早先赴新加坡访问的影响。新加坡的快速增长和繁荣要早于中国几十年。了解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成功和不足是——现在仍是——中国制定增长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新加坡、日本、韩国和台湾在现代增长的最初几十年一样，中国也是一党执政。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仍是第一大党，尽管情况似乎在发生变化。其他国家则在中等收入转型中发展为多党制民主国家。从经济结构和收入水平来说，中国现在也快走完其迈向发达国家的长征之路，之差关键的临门一脚了。
新加坡可以继续成为中国的榜样，尽管其规模很小。两国的成功均反映了诸多因素，包括精英指定制度输送的高技能、高文化层次的决策群体以及政策的务实性、自律性、试验性前瞻性。
新加坡的另一个关键教训是一党执政的民众合法性来自包容性增长和为多民族社会提供平等机会，以及消灭包括裙带关系和利益集团影响力过大的各种腐败。新加坡国父李光耀及其同事和继任者明白，一党执政若与腐败相结合，将是死路一条。如果你想从前者获益，就绝不能允许后者发生。
凝聚力、长期视角、适当激励、强大的“引导”能力以及果敢坚决是可贵的治国品质，特别是对需要管理复杂结构变化的精英指定制度来说。为了保护和维持对持续增长的政策和投资的公共支持，新加坡不得不从根本上防止腐败，并建立执法的一视同仁。李光耀做到了这一点，人民行动党交出了一个公众问责所能给出的完整的正式制度。
中国也是如此，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它仍希望获得一党执政的好处，推迟向受多种声音影响的“混乱”治国的转型。事实上，多元体系已经在中国共产党的名义下展开——这一过程可能最终使公民在公共政策中的声音制度化。
不过，目前，这些逐渐增加的代表要素还不足以克服日益增长的腐败和利益集团的过度影响。为了维持一党执政的合法性——以及治国能力——这些狭隘利益集团必须被打倒，以保证一般利益。这就是中国新领导层所面临的挑战。
如果中国领导人获得了成功，那么接着他们可以就国家在经济中的角色演变及其优点展开明智而微妙的争论。许多内部和外部顾问认为，为了建设成功引导中等收入转型所必须的充满活力的创新型经济，国家的角色必须改变（并不一定要淡化）。但在诸多领域，还需要做进一步的争论和选择。
新加坡的李光耀和中国的毛泽东和邓小平均以开国领袖和改革家获得了人民的信任。但这一信任会消散；后继领导人无法完整继承这种信任，而需要靠自己争取。这就是他们必须留心历史教训的最重要原因。
中国的新领导人首先应该创造让寻求保护其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和财富的狭隘利益集团无从染指复杂政策决定的环境，以此强调党作为一般利益捍卫者的角色。他们必须证明党的实力、合法性和最本质的财富是受全体中国人民的信任为全体中国人民造福，其中最重要的是创造包容性增长模式以及在精英指定基础上的平等机会制度。接着，他们应该转向在复杂国内外环境下治国的任务。
有时，得过且过——用中国的话讲，叫摸石头过河——是正确的治国战略；有时，对价值和方向的果断推倒重建才是正确的道路。成功的领导人知道自己处在哪个时候。
摸石头似乎是中国下任主席习近平和其他新领导人最安全的选择；而事实上，这是最危险的选择。唯一安全的选择是彻底治党，使之与一般利益一致。
于是，问题变为拥有真正的1949年革命精神的改革者是否能够赢得公平、包容的增长之争。乐观的（我认为也是现实的）看法是中国人民——通过包括社会媒体在内的多种渠道——也将加入争论，给予改革者力量实施进步日程。
时间会告诉我们答案。但结果对于世界其他国家的重要性怎么估计也不为过。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也是如此——都会在竭力追求稳定可持续的增长和就业模式的道路上或多或少地受到影响。
Michael Spence, 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a Nobel laureate in economics, is Professor of Economics at NYU’s Stern School of Business, Distinguished Visiting Fellow at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Senior Fellow at the Hoover Institution at Stanford University, and Academic Board Chairman of the Fung Global Institute in Hong Kong. He was the chairman of the independent Commission on Growth and Development, an international body that from 2006-2010 analyzed opportunities for global economic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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