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宝俊、王彬若《教学与研究》(京)2006年12期
内容提要：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提出以来，引起了中国学界的广泛关注。纵观近年来美国外交政策的走向，不难发现这一理论给小布什政府的外交实践带来了巨大影响。本文由美国的现实主义外交传统出发，阐述了美国外交从现实主义外交传统向进攻性现实主义外交演变的过程，并对进攻性现实主义逻辑的危险性做出了分析，同时指出了美国这一外交路径的变化对中国外交战略的影响。
美国外交：从现实主义到进攻性现实主义的路径
——兼论对中国外交战略的影响
一、美国外交传统：理想主义特征的现实主义
历史上两位著名的美国总统分别代表了两种美国看待世界的方式。一位是威尔逊，他强调外交思想上的道德主义，这种传统源于美利坚民族独特的历史所形成的政治文化。与此大相径庭的是西奥多•罗斯福所信奉的现实主义外交理念，遵循势力均衡原则，宣扬实力才是安全和利益的保障。近一个世纪以来，这两大外交理念相互交融，深深影响了美国的外交政策。可以说美国外交政策的成功之处就在于，物质利益和价值利益的紧密契合。因此很多学者认为，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共同构成了美国外交政策的传统。
但当我们仔细审视美国的这一外交传统时，却时常发现美国外交惯于言行不一，虽然高喊着道德的口号，却几乎总是按现实主义行事，尤其是在关系切身利益的问题上，美国外交的现实主义色彩尤为浓重。美国擅长在基于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上加之种种“崇高”的道德目标，并经常将对手描述为邪恶的和不道德的。因为在他们看来，价值只是美国追求物质利益和权力的契合点，是美国推行外交政策的重要手段而非目的。而历届美国总统都明白，没有强有力的权力，任何价值宣言都将是无力的。美国外交理论家亨利•基辛格认为，理想主义也许固然重要，但应该使“我们的理想主义更具有现实性”。[1](P71-73)而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也都承认：在抽象概念和具体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现实主义总是摒弃抽象概念而坚持具体的利益。可见，现实主义是承认“抽象概念”的，只不过与“具体利益”相比居于次要地位罢了。[2]而被乔治•凯南称为“我们众人之父”[3](P18)的另一现实主义代表莱茵霍尔德•尼布尔则说，个人行为可以是道德的和利他的，但是民族国家这种利己主义的大集体的行为动机却总是自私的。在笔者看来，美国外交更确切地说应当是具有理想主义特征的现实主义外交传统。
第一，美国总是从现实主义的立场判断国家利益和制定外交政策。二战期间，美国外交上承认了意识形态上与之相对立的苏联，并与其合作抗击法西斯。同时，美国出兵欧洲，完全是出于保护自身安全利益的考虑。而作为美国现实主义外交的典型代表理查德•尼克松更是从经典的现实主义出发，以权衡国家力量对比为基础，再次摒弃意识形态的鸿沟，积极谋求同中国关系的改善，以期借力遏制苏联。美国著名的战略学家罗伯特•阿特在其《美国大战略》一书中设定了六项首要的国家利益，并认为这些利益能够极大地促进美国的安全与繁荣，但是有一个前提条件，即前三项利益必须得到优先实现，这三项利益——确保本土安全、防止大国间军备竞赛、保证能源安全[4]（译序P6-7）——无一不是现实主义权力政治要实现的目标，而没有将任何理想主义的价值目标列入其中。
第二，理想主义的道德理念往往只是美国政府实施其外交政策的一种民意号召。在美国这样一个崇尚自由、民主的社会，美国民众无法接受政府以追求权力为号召而进行的外交行动和军事行动。因此美国的外交政策总是从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出发，辅以高超的政治宣传手段，再披上道德的外衣，从而为其实施奠定良好的民意基础。美国拥有娴熟的外交技巧，总是将道德和外交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所以美国的外交政策即使在别国看来是赤裸裸干涉他国内政的霸权主义行径，却不致在国内遭到抵抗。
二、国际关系理论的美国性及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产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国家性突出地表现为美国性，即美国不仅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主体，而且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客体；美国不仅主导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方法论、价值论，而且主导了本体论、认识论，导致所谓国际关系理论的美国话语霸权现象。美国对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不仅成果丰富，并且积极地推动着实践层次上的外交活动。“国际关系理论的思维对象包罗万千，包括各个国家，各种国际关系。但美国在相当程度上成为国际矛盾的主要方面，因此国际关系理论的思维对象首推美国，这就产生了国际关系理论的美国性问题”。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不是一般性的阐释各国的外交政策，而是特别顾及美国的外交政策与国际地位。大国兴衰论、软权力理论、民主和平论、单极稳定论等无一不是忧美国所忧、思美国所思、为美国辩论，为其国际行为与战略找说法。[5]
冷战结束后，世界政治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美国成为了一个拥有压倒性优势的国家。“确实，自从罗马帝国以来，还没有一个国家具备像美国这样支配世界的实力。任何其他国家甚至联合起来都没能够对它构成制约，世界安全形势存在着权力失衡的危险。可以设想，如果超级大国的数目不是减少到了一个，许多事件或许根本不会发生。”①面对国际政治中的转折性变化，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界需要回答美国应该怎么办的问题，因而产生了如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单极稳定论、新帝国主义论等各种理论，并形成了以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为代表的国际关系理论上的乐观主义论调和悲观主义论调②。近年来在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下，基于对国际合作的怀疑和对历史的悲观论调，又产生了对未来国际关系发展呈悲观态度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2001年，冷战结束后的第十年，米尔斯海默提出了进攻性现实主义，试图重新发现现实主义理论在当代的意义，并解答未来美国在世界所应扮演的角色③。进攻性现实主义一出台，就对美国的外交政策产生了巨大的导向作用。
三、美国外交政策从现实主义向危险的进攻性现实主义迈进
冷战时期，美国始终坚持现实主义立场，奉行实力原则，实施以遏制和威慑为主的国家安全战略。通过三个著名的“主义”和三个军事战略可见其清晰的现实主义外交脉络。
第一，“杜鲁门主义”和“遏制战略”。二战中崛起的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不仅拥有能将对方摧毁多次的核武器和强大的常规军力，更在战争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国际影响力。双方迅速在全球范围展开了霸权争夺，都试图最大程度地扩大自己对欧洲乃至世界的影响。在美国看来，苏联是其国家安全的头号威胁，必须寻求一种新的全球战略来保障自身安全。杜鲁门总统采取了乔治•凯南的遏制政策，试图以美国雄厚的实力在全球范围内压制苏联势力的扩张。 1947年3月，杜鲁门在国会发表演说，提出要在全世界范围内对苏联和共产主义力量进行反击，出台了著名的“杜鲁门主义”，随后乔治•凯南在《外交季刊》上发表了那篇提出“遏制战略”的著名文章《苏联行为的根源》。这一遏制战略源于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的地缘政治观和现实主义理论家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理论”。据此，美国通过扶持西欧和日本在欧亚大陆对苏联形成包围之势，从而达到限制苏联势力发展的目的。
第二，“尼克松主义”和“现实威慑”战略。上世纪70年代初，相对于日欧经济实力的快速增长，美国实力大幅衰落，苏联与美国的经济差距大大缩小，并且在核武器的数量方面已经超过美国，美苏两国的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苏联的方向发展。面对国际国内的双重压力，美国不得不推行以伙伴关系、实力和谈判三原则为主要内容的“尼克松主义”，实施战略收缩，并提出“现实威慑”的军事战略。面对苏联的步步紧逼，尼克松政府完全抛开了意识形态的影响，开始积极改善中美关系。这一时期的美国外交政策均围绕“尼克松主义”而展开，并收到了明显的成效，使美国成功地脱离了越战的泥潭，在实力下降时有效保障了美国的国际地位和战略安全。
第三，“里根主义”和“新灵活反应战略”。到上世纪80年代，美国国力逐渐回升，外交战略也相应调整。1981年，里根总统上台后放弃了战略收缩，而是根据信奉实力的现实主义原则，提出咄咄逼人的“里根主义”，表示美国将在任何出现苏联侵略或苏联支持侵略的地方进行抵制，力图全面遏制苏联的影响力。同时还提出了“新灵活反应战略”，使美国不再仅仅是对苏联进行单纯的遏制，而是进入了主动攻击、灵活反击的新阶段。
与此同时，美国在世界政治经济领域通过主导设立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关贸总协定等制度和机构奠定了其在世界政治的主导地位④。纵观冷战时期的美国外交，历届政府都是根据实力地位的消长，都是根据清晰的现实主义外交理念来指导其国家战略的制定和外交政策的实施。其外交战略的本质和核心没有多少实质性的改变。[6](P37)
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惟一的超级大国，加上其国内经济形势一路上扬，出现了10年持续增长的局面，强大的经济科技实力使得美国的霸权野心愈加膨胀。在冷战结束初期，面对国际安全环境发生的剧烈变化，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开始经历一系列的调整。从老布什提出的“超越遏制战略”，到克林顿提出的“接触与扩展战略”。上世纪 90年代以来美国进行了国家安全战略的三次重大调整，最终所形成的国家安全战略方向就是确保美国的领导地位，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防范可能对美国领导地位形成挑战的大国的崛起。这一时期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虽然历经调整，在保持遏制和威慑战略的同时推进战略防御，但总的来说是一直遵循着现实主义的指导原则。
值得注意的是，从克林顿政府的第二个任期起，美国开始提出了野心勃勃的新目标，可视为美国走向进攻性现实主义的起点。克林顿在其第二任总统就职演说上强调，要使21世纪继续成为“美国世纪”。而1999年美国绕开联合国操纵北约对南联盟进行轰炸，标志着美国的外交战略进入了一个新的扩张时期。2000年，以保守主义著称的共和党候选人小布什上台后，新保守主义取得了美国外交政策的主导地位。小布什上台以来，其外交和安全政策理念上日益表现出保守主义的色彩，同时追求绝对军事优势和绝对的国家安全，这与进攻性现实主义的逻辑不谋而合。小布什上台后不久即在很多重大的国际问题上抛开联合国等国际机制，不顾欧洲盟友的强烈反对坚持退出美苏于1972年签署的《限制反弹道导弹条约》(Treaty on the Limitation of Anti-Ballistic Missile Systems-ABM)，这一条约曾被视为全球战略稳定的基石；退出《京都议定书》(Kyoto Protocol)，并拒绝接受《禁止生物武器公约》 (Convention on the Prohibition of Biological Weapons)、《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omprehensive Nuclear Test Ban Treaty)；中断朝核对话，对朝鲜采取强硬手段等等。小布什政府下的美国外交正在向进攻性现实主义理念迈进⑤。
“9•11”事件是美国安全战略做出重大调整的转折点，如同当时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所说，“9•11”事件后的世界给美国带来的不只是巨大的威胁，而且有巨大的机遇。她认为：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应该把握机遇，主动出击，建立新的国际秩序。[7]在此情形下，2002年9月美国制定了“先发制人”战略，布什总统表示：“哪怕敌人袭击我们的时间和地点都不确定，我们仍一定会抢在敌人之前向他们实施武力”。[8]至此，美国已经把“军事至上”主义作为国家安全战略的中心。这可以视为美国外交政策从现实主义走向危险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一个明显信号。小布什的“先发制人战略”构想就意图宣称：反恐战略不能靠守势取胜，最好的防御是进攻。这正如同米尔斯海默所指出的，拥有支配性权力是确保自身生存的最好方式，力量保证安全，最大的力量确保最大程度的安全。类似的论调我们在沃尔弗斯(Arnald Woflers)的均势理论中也不难看到其踪影，该理论认为在核武器之后的时代将导致“恐怖均势”，从而导致传统均势理论的过时，没有任何组织包括联合国能使国家间权力保持均衡，因此美国应在世界上建立自己的绝对支配地位。因此早在“9.11”以前，小布什就曾呼吁其西方盟友采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制止它所谓的流氓国家制造和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在美国本土遭受到严重的恐怖袭击以后，美国更是下定决心不顾西方盟友的反对并抛开联合国单干。因为美国相信在面对拥有生物武器的恐怖分子和也许拥有核武器的无赖国家时，只有建立自己的绝对支配地位才是最重要的。小布什政府把美国的军事安全战略从过去的战略威慑转向先发制人的战略打击，从而使美国的全球战略更具有进攻性、冒险性和威胁性。[7]
四、进攻性现实主义外交的危险性
一国的外交政策按照现实主义的逻辑推出，不可否认其维护国家利益的合理性。但是进攻性现实主义不同，它是一种极为激进的现实主义，给国际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危险性。
第一，进攻性现实主义通过理论上的逻辑推演将美国的霸权意图完全客观化。这是该理论最具危险性的地方。米尔斯海默将国际体系中常见的五个命题（无政府状态、大国军事进攻力、无法预测的他国意图、生存的首要目标、理性行为体）结合在一起推出了大国必将采取针对他国的进攻行为和追寻权力的最大化。[9](P43)而联系米尔斯海默前后所论述的主旨对象和对“大国”进行的界定，这一所谓的“大国”只有美国，而由此推出美国采取或将采取对他国的进攻行为和一系列霸权行径都是一种客观上的必需而与美国的主观意愿毫无关联，这一论断不仅是荒谬的更是极为危险的。
第二，进攻性现实主义将国家追求权力这个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极端化。[10]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国家应当力图最大限度地增强实力以确保安全，对进攻性现实主义来说，最极端的例子就是霸权国。米尔斯海默认为，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国家不仅仅要追求权力，而且要最大限度地追求权力。如他描述的那样：“大国不仅是为了争当大国中的强中之强，它们的最终目标是成为霸主，即体系中惟一的大国。”[9](P2)换言之，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国家应采取其他战略策略来防止他国权力的增长，以达到维护自身安全的目的。因此根据逻辑推理，一个国家的外交战略越接近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安全困境的问题就越突出，因为当一个国家追求比对手更大的权力就会增加后者的不安全感，最后将导致难以预估的后果。
第三，大国政治的历史是国家间不断冲突的过程。米尔斯海默认为，任何大国都希望成为全球霸主，只有成为全球霸主才能实现对世界的统治从而保证自身安全，因而霸主国家才可能是维持现状的。但他又强调：“总之，过去从来没有出现过全球霸主，最近的将来也不会有。”[9](P53)因此依照他的逻辑，国家在追求权力的过程中，既不存在摩根索所说的维持“现状政策”，也没有维持现状的国家，国家永远不会满足对权力的欲望。无论是摩根索还是沃尔兹，他们都认为国家追求权力有相对终结的一站，而进攻性现实主义相信国家争斗永无止境。
第四，在国家间关系和互动上，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进攻和侵略是国家间关系的常态。传统现实主义强调“以权力界定利益”的概念；新现实主义也讲究均势所形成的制约。然而进攻性现实主义则认为进攻和侵略才是国家间关系的常态，米尔斯海默认为“征服当然获得巨大的红利……关键在于，最大化地觊觎权力的国家要决定何时出手、何时收场。”[9](P52)他也公开宣扬“大国可利用战争增加它们对世界权力的占有额。”[9](P210)
作为一个严肃的国际关系研究学者，当然不能认为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提出仅仅是为了给美国或布什政府的种种单边主义的外交战略提供理论支持，但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的确是从现实主义理论走出，更多地走向了进攻性现实主义。虽然布什政府想要的结果与进攻性现实主义所预言的结局——“美国试图维持霸权是自我拆台的行为，因为这将诱发其他国家联合起来反对美国，从而导致美国相对力量的无畏消耗，比遵从多极格局更糟。”[11](P245)——完全不同。但绝不影响美国对新进的、有利于其外交战略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吸收和应用，从而带来其外交上越来越多的冒险行径。
五、对中国外交战略的影响
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的出台对美国外交政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9•11”事件使美国既有实力又有理由放弃了传统现实主义的做法转而开始执行具有进攻性的“先发制人战略”。这种转变不仅给世界带来了危险，也给中国外交战略带来了重大影响。
首先，从根本上说，进攻性现实主义一经被吸收采纳，将引导美国外交作针对中国的一切防范，并以假设未来和中国发生战争开展外交准备工作。米尔斯海默指出，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将对国际安全和美国构成威胁和挑战，中美之间激烈的安全竞争将是不可避免的。因而，米尔斯海默主张美国加强对中国的遏制，同时“确实有迹象显示，新的布什政府正朝着这个方向采取初步措施。”[9](P544)近年来，中国根据自身国情和特点，顺应历史潮流，形成了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大外交战略，这一战略是指中国除了实现本国的发展，还寻求世界各国的共同繁荣。而中国提出的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可以视为对中国和平发展外交战略的极好诠释。同时，中国将自身定位于地区大国，在发展自身的同时还要“睦邻、安邻、富邻”，积极致力于促进亚洲的共同发展。近年来，美国外交从相对保守的现实主义发展到危险的进攻性现实主义无疑将给中国外交战略的展开带来极大困难，给中美之间的外交往来设置了思想上的障碍，这与中国所遵循的促进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理念背道而驰。
其次，在中国周边安全上，美国借反恐战机抢占大国竞争的地缘政治关节点，对中国外交战略产生一定的影响。美国借阿富汗战争之机将其势力历史性地开进了中亚，对中国的西部安全造成威胁。虽然中国并不谋求在中亚的特殊利益，但面对美国进驻该地区后错综复杂的国家关系，以及中国与中亚独特地缘政治关系都要求中国制定出完整而灵活的外交政策来应对新的变化。伊拉克战争后，美军在沿外高加索——中东——中亚——南亚——东南亚这条所谓的恐怖主义高危“弧形地带”进行战略布防，也对中国形成了合围之势。同时，进攻性现实主义再度炒热的“中国威胁论”使很多中国周边国家再次提升对中国的防范，上述这些无疑深刻影响着中国外交战略的展开。
再次，能源安全已成为中国外交战略的第三环。随着中国能源需求的大幅攀升，能源问题已经成为中国外交战略中仅次于大国外交、周边外交的第三环节。美国以“9•11”为契机进行一系列反恐战争，在对中国的能源战略产生重要影响的同时也对中国外交战略的开展形成牵制。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耗国，石油的对外依存度已高达40%。中国虽然与俄罗斯建立了较为稳定的石油供求关系并在中亚具有地缘优势，但阿富汗战争中美国势力对中亚的渗透，将对中亚与中国进行的石油等战略资源合作产生负面影响。同时，伊拉克作为石油大国的生产能力恢复以后，美国将在世界石油市场和石油价格问题上取得更大的话语权，从而操控世界能源。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已经获得强大军事地位的国家不希望看到可能挑战其军事地位的国家获取更多的资源，因为能源是潜在敌对国增强其军事力量过程中至关重要的资源，所以在能源消费方面牵制该国是保持自身军事力优势的重要途径。[12]在能源这个关键问题上，中国无疑会受到美国的巨大牵制，从而使中国外交不得不疲于拓展新的能源合作途径。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和外交政策的制定及其外交动向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纵观近年来美国外交政策的走向，不难发现美国学者和智囊机构的论著正影响着美国外交行动。像米尔斯海默的《大国政治的悲剧》这一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发表在“9•11”事件发生后不久，其保守主义的历史观和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的许多方面和小布什政府的外交理念相吻合。[9](P3)虽然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的体系较为完整，并试图用大量的历史经验事实予以论证，但依然无法掩饰逻辑上存在的薄弱之处。从本质上讲，理论的最大功能在于潜移默化地服务于某些人和某些目的，如果一个重要结论的得出是危险的，那么这种危险就很有可能演变为国际政治世界中的现实。这是我们必须警惕的，同时更应注意分析这种理论和外交实践对中国外交战略产生的影响，从而及早应对。
注释：
①引自肯尼斯•沃尔兹教授2004年5月15日在南开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上发表的演讲“冷战后国际关系与美国外交政策”。
②美国学界对未来世界走向的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两派之分，参见苏长和：《即将到来的大国冲突》，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4)。
③与传统现实主义和结构性现实主义相比，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基本理论假定及其对国际政治的认识并没有很大的区别。此后，为方便与进攻性现实主义形成对比，故将传统现实主义和结构性现实主义统称现实主义，其中与进攻性现实主义相对的是防御性现实主义，它作为结构性现实主义的一个分支，在此为明确对比，也将其纳入现实主义的大概念中来。并且，美国在冷战时期基本上遵照的是防御性现实主义思想。关于不同现实主义派别区别的深入研究可以参考John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 W.Norto & Company, 2001, pp.21-22；以及Glenn H. Snyder, Mearshimer's World: Offensive Realism and Struggle for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7,No. 1, Summer 2002, pp. 151-159．
④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理论也强调国际制度的重要性，认为国际制度反映了现有的国际结构，包括各国间的实力对比。参见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著：《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98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
⑤对于进攻性现实主义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理论指导的论证，可参见王传兴：《从米尔斯海默看进攻性现实主义与单边主义的关系》，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1)。
【参考文献】
[1]亨利•基辛格.美国对外政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
[2]刘建飞.意识形态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地位[J].美国研究，2001,(2).
[3]Michael Smith. Realist Thought From Weber to Kissinger[M].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6.
[4]罗伯特•阿特.美国大战略[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5]王义桅.国际关系理论的国家性[J].美国研究，2003,(4).
[6]资中筠.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M].上.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7]杨运忠.“新帝国论”——21世纪美国全球称霸的理论范式[J].当代亚太，2003,(1).
[8]李学江.布什公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称伊朗为最大挑战[Z].http://news. xinhuanet. com/world/2006-03/17/content_4310505. htm,2006-03-17.
[9]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致治的悲剧[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
[10]许嘉.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悲剧[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7).
[11]Christopher Layne. Offshore Balancing Revisited[J].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Spring 2002.
[12]查道炯.中国的能源安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J].教学与研究，2004,(8).
[13]E. H. Carr. Twenty Year Crisis 1919-1939 [M].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Inc., 1964.
[14]王义桅.在科学与艺术之间：质疑国际关系理论[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9).
[15]苏长和.即将到来的大国冲突[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4).
[16]王传兴.从米尔斯海默看进攻性现实主义与单边主义的关系[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1).
作者简介：
李宝俊，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关系、中国外交王彬若，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中国外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