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田方萌 2012年12月27日 纽约时报 
十五世纪以来，欧亚大陆的几大文明体在原有的轨道上并行，它们或者停滞不前，或者进展缓慢。只有欧洲突然飞跃，驶向了另一种文明形态。为什么是欧洲，而不是中国或中东？而反过头来，现在追溯欧洲的崛起，也对今日新经济体的崛起——比如中国，有对照观看的意义。
熟悉日本电影的朋友大概都看过黑泽明的成名作《罗生门》。这部电影根据芥川龙之介的小说改编，讲述了一起扑朔迷离的杀人强奸案。几位当事人都从自己角度向法官讲述了案件的经过，人们难以分辨谁的叙述更接近真相。“欧洲崛起”也颇似罗生门，只是它的案情更为复杂，当事人更为众多，有关叙述更为错乱，学者们至今还为它争吵不休。
今年八月底，我有幸在清华大学参加了专门关注“欧洲崛起之谜”的史学研讨会。与会学者虽大多持相似观点，但也是论说纷纭。
东西方的思想家关注欧洲崛起这一谜题已有两个多世纪，由于线索太多，致使多种学说并立，令人难辨真伪。这一领域的混乱局面堪比盲人摸象——有人专治经济史，则强调“资本主义”；有人注重军事史，则宣扬“尚武精神”；有人研究艺术史，则推崇“文艺复兴”；有人了解宗教史，则力挺“新教改革”；还有人醉心于政治史，自然高举《美国宪法》。
史学家们提出的绝大部分解释都可归入“长期注定”派，即认为西方早在两千年前的轴心时代，甚至更早，就具备了进入工业文明的动因。有些学者关注的因素较为表面，如气候和种族；另一些则乐于探讨深层原因，如宗教和制度。无论钟情于何种因素，他们都相信上帝早已选中了欧洲人。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思想界，“文化基因说”甚为流行。持此论者认为，西方文明早在希腊罗马时代即怀抱科学理性精神，虽经黑暗时代而不辍，终在近世结出启蒙运动之果云云。直到二十世纪末，“加州学派”(California School)在西方史学界兴起，才提出了反传统的“短期偶然”论。该学派的主要成员曾任教于美国加州几所大学，十年前引起中国学术界热议的《大分流》(Great Divergence)即是其代表作之一。
与长期注定派截然相反，加州学派的持“短期偶然”论的理论家试图论证，出于偶然因素，西方直到18世纪末才领先于东方。在平均寿命、子女数量、生活水平、市场规模、科学技术和国际关系等诸多方面，此前东亚最发达的地区，即中国的江南和日本的畿内，至少不逊于欧洲的英国和荷兰，东西方的经济分化因此才被称为“大分流”。打个比方来说，欧洲崛起并非一宗精心设计的谋杀案，而是一起出人意料的车祸。
清华大学的这次史学研讨会，与会学者多来自太平洋两岸，他们大都持有加州学派的立场，并探讨了比较经济史的最新研究成果。其中来自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的杰克·戈德斯通教授(Jack Goldstone)长期关注欧洲的工业革命和社会运动史，正是他提出了“加州学派”这一称呼。据戈德斯通先生回忆，九十年代末国际史学界在美国召开会议，“长期注定”派曾与加州学派激烈争论，“双方几乎动起手来”。令戈德斯通先生欣喜的是，在过去十年间，新的研究成果大都支持“短期偶然”论，加州学派暂时在这场辩论中占据上风。
即便欧洲崛起是几百年前发生的一次意外事件，围绕它的“罗生门”并没有结案。针对“大分流”产生的具体原因，几位加州学派的领军人物仍存在较大分歧。牛津大学的经济史教授罗伯特·艾伦(Robert Allen)也是这次到会的学者之一。这位罗教授的大著《近代英国工业革命揭秘》(The British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Global Perspective)今年已有了中译本，此书主要从供给层面探讨工业革命肇始于英国的原因。作者发现遭遇黑死病的英国人口锐减，工资水平因而大幅提高；同时，该国煤炭蕴藏丰富，易于开采，致能源价格低廉。由于这两项生产要素的供给状况，英国当地的劳动力价格相对资本为高。比起能源昂贵的其他欧洲国家，英国企业家更有动力发明蒸汽机等节省劳力的工业技术。
杰克·戈德斯通教授教授则从思想文化角度讲述了故事的另一版本。两年前，他的历史普及读物《为什么是欧洲》(Why Europe?)在国内也推出中译本。此书集加州学派之大成，对欧洲历史问题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将其作为入门读物。据戈德斯通教授考察，在1500到1800年的三百年间，欧亚大陆的各个区域都发生了一系列政经危机。大部分政府采取保守政策应对，只有西欧另辟蹊径，将人类文明带入新纪元。他不满罗伯特·艾伦等人经济解释的局限性，更看重工业革命发生的文化基础。
针对书名提出的问题，戈德斯通教授的回答可用一句话概括——欧洲中了六合彩，或者说六项偶然因素促成了工业革命。十五世纪以后，一系列知识界的新事物改变欧洲整体的思想氛围，动摇了传统的信仰体系，如望远镜的发明、超新星的发现和培根的科学方法，这正是产生工业革命的文化先决条件。作者强调，欧洲和东亚的重要差异之一在于科学和信仰的关系更为密切，因此科学进步将不可避免地冲击欧洲的信仰体系，而中国的传统思想则表现出较大弹性。比如，“与古希腊人和欧洲人不同的是，他们（中国人和印度人）并没有那种存在着一个与地球相分离的至纯不变的星空的刻板印象，因而其传统思想也不会因为新观测到的彗星和恒星而受到挑战。”
如此看来，欧洲真是基于 “后发优势”因祸得福了。可我怀疑主要原因并不是科学和信仰的关系，而在于欧洲地理上的政治分裂。当异端们受到保守势力压制，他们总有机会跑到国外栖身，新生事物也总有机会获得某些开明君主的欢迎。
欧洲历史上的这一阶段其实颇似中国的战国时代。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最先从军事力量对比感受到欧洲文明的优越性，我们不妨用火器技术看看政治分裂是否重要吧。早在14世纪，中国即有《火龙经》一书问世，书中提到火箭和空心大炮等先进武器，可见古人并不缺乏军事头脑。然而，早期火器的杀伤力不如弓箭，在同传统武器共存了一个多世纪后，火器才在欧洲占据了兵器谱上的领先地位。考虑到如此漫长的研发过程，只有战争频繁的时代才可能不断刺激火器的工艺改进。而中国自元朝之后，再也没有出现过长期四分五裂的战争局面，也就没有进行相关变革的动力和压力。因此，近现代史上的欧洲的确比中国更有可能发展出先进的武器系统。
各个版本的“罗生门”仍会在这个世纪流传下去，它们对当前各国的发展实践也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比如杰克·戈德斯通教授在演讲结尾特别谈到，如果不想仅仅取得经济增长，还要做世界的领跑者，中国就必须提供宽容自由的创新环境。
有些事情永远说不清，这似乎是电影《罗生门》隐含的哲理。现场观看过杰克·戈德斯通教授和罗伯特·艾伦两位学者的精彩论辩后，我却更加相信肇始于欧洲的科学方法，最终会解开欧洲自身的崛起之谜。当然，中欧大分流的“罗生门”尚未终结，因为故事本身还在上演。而如今，中国崛起更引人瞩目，也许百年之后，清华大学会召开主题为“中国崛起之谜”的史学会议吧。
田方萌是书评人，在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任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