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坂尻信义 2012年12月21日朝日新闻
为何首相不制止石原的尖阁发言？
问:作为日本驻华大使，您在任历时2年4个月，您有什么感想？
丹羽:我的大使生涯与民主党政权一同开始，又一同谢幕。而且以尖阁为开端，又以尖阁为终点。
【今年6月，丹羽大使在接受英国报纸采访时，针对当时的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提出的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购买计划予以批判，称“若石原知事将所说之事付诸实践，那么日中关系将遭遇重大危机”。】
石原曾是地方政府的首脑。很多人不免发出这样的疑问——当地方首脑做出关乎国家利益的发言和行动时，为什么一国首相没有明确告诉他“请闭嘴。这是中央政府的工作”？如果其他知事也试图采取类似的行动，那日本的统治体制将何去何从？这是一个可能导致日本失去国际信用的深刻问题。
尖阁诸岛是日本领土，这一点上没有丝毫让步的余地。但是，东京都的购岛计划中包括修建码头等诸多繁杂事项。那样将会演变成一场重大危机。这才是我发言的本意。
问:当媒体报道您的发言时，我也身处北京，切实感受到了中国当时的状况，并未觉得您的发言有不妥之处。接受英国报纸采访时，日本大使馆的干部也一同出席了。
丹羽:外交贵在尊重现场的感觉，慎重为好。
问:可野田政权向您发出了“警告”，试图控制事态。其他国家的外交官指出，政府既不支持也不拥护本国派出的大使，还公开批评，这实在是前所未见。您怎么看？
丹羽:如果能息事宁人的话，那我道歉又有何妨？
问:话不能这么说。日本政府对尖阁诸岛实行国有化之后，日中关系随即陷入危机。
【9月9日野田首相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于符拉迪沃斯托克举行会谈，次日即召开阁员会议，同意将尖阁国有化，并且在11日的内阁会议上正式作出国有化决定。而柳条湖事件纪念日9月18日当天，中国约有100座城市举行了反日游行。】
丹羽:事到如今，我也不想马后炮，说什么‘当时怎么怎么做就好了’之类的话。这有违我的处世哲学。
问:在2010年9月的渔船撞击事件中，民主党政权摆出坚决的姿态逮捕了中国船长，但最终还是保留处分将其释放。为此，您深夜被中国外交部召见，在日本也受到了批判。当时是什么情况？
丹羽:我不打算做任何辩解。至于当时发生了什么，我现在还不能在这里说。
离职前，我写下了自己做大使时的感触。我想强调的是5W1H的重要性，即原因（WHY）、对象（WHAT）、地点（WHERE）、时间（WHEN）、人员（WHO）、方法（HOW）。商业和外交的道理是相同的。时间合适吗？要做的事正确吗？这些判断非常重要。
由于外交上存在(围绕尖阁诸岛的主权)纠纷，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点并与中国进行对话吧。但是不能因此承认尖阁诸岛是对方的领土。日中两国在构建战略互惠关系上已经达成了一致。那么我们应该为此做些什么呢？选择有很多，比如海难救助、渔业协定、资源开发等。我们应该考虑可以在什么领域合作。只有符合本国的利益，才有可能同他国展开合作。
讨厌日本 可能是嫉妒或尊敬
问:日中邦交正常化40周年，貌似快要“结束”了。您觉得应该怎么对待？
丹羽:绝不能让这40年来的努力化为泡影。这凝聚了多少政治家的心血啊。谁有权辜负先人的努力？不论是习近平、野田佳彦，还是安倍晋三，我想对你们说，作为首脑的责任是让国民过上幸福生活。因此你们有时候需要忍常人所不能忍，冷静沉着地主持外交。
问:不管是日中两国的政治家还是市民，所持的论调都比较过激，应该怎么看待过激的态度呢？
丹羽:强势外交是不自信、自卑的表现，是认为日本在经济和军事上都不如中国的表现。其实我们不需要自卑。
我在商社干了近40年，一直和中国打交道。作为大使，我去过中国33个一级行政区中的27个。百闻不如一见，事物都有表里两面。那些讨厌日本人的中国人也会觉得日本人很棒、日本商品很好等，内心对日本也会有嫉妒甚至尊敬之意。虽说一部分的中国人感情爆发了，可我们没必要跟他们一起爆发。
【11月末在离京前的卸任记者会上，丹羽前大使批判称中国国内“即使不借助日本的力量中国也能发展”的观点“非常傲慢”】
问:我个人是觉得有点意外，在中国网络上不但没有引起舆论骚动，反而有很多人表示赞同您的观点，您怎么看？
丹羽:即使有骚动我也会反驳的。因为这是事实啊。中国经济现在还没有那个实力。列车脱轨、桥梁崩塌事故、劳动者的教育，也就是“软件”还跟不上。中国经济还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应该向日本学习。
最近，中国在批评日本时经常用到“法西斯主义”这个词。我很想问，中国那些人知不知道法西斯主义到底是什么意思？国家优先，压制个人自由，这才是极权主义。过于高调的话，中国国内的网络舆论会作出怎样的反应？对于那些不经思考的发言，我会毫不犹豫的回击。
问:从上任前开始，日中关系就较为紧张，您也曾说对这种“不讨喜”的角色有思想准备。究竟为什么会接受驻华大使一职呢？
丹羽:因为这个职位很吸引我。曾在企业工作的我，一直坚持着“为了国家，为了社会，为了大家而工作”的理念。从长远来看，只考虑本公司的利益对公司发展毫无帮助。固定的利益、公司的品牌，都是这样积累起来的。为国家竭尽余生，也符合我的哲学观。
问:不觉得话说得太漂亮了吗？
丹羽:听起来或许有些华而不实。年轻的时候，我也是只考虑自己的利益和业绩。当上科长后考虑手下、跻身理事后考虑公司、成为董事长后考虑政府的工作等等，肩负的责任越来越广。我也曾在经济财政咨询会议和地方分权改革推进委员会等机构从事过多年政府相关工作，因此外交也好官僚也好，大致方向是可以把握的。
为了国家利益 倾听现场声音
问:外务省将主要国家大使位子给了您，那么他们对您这位“首位来自民间的中国大使”是否支持呢？
丹羽:其实，日本大使馆一直都对我全力支持。虽然相较于公司职员，官僚能够更好地完成指派的任务，不过也只是上面说什么，下面做什么。我在大使馆内成立了改革委员会，要求年轻的工作人员们自己动脑，思考怎样才能更加顺利地完成工作。
问:这样的改革实现了吗？
丹羽:之前，中国各地的日本总领事馆都直通东京，由外务省进行人事测评。这样一来，日本大使馆就难以把握中国的整体动向。后来获得官房长官的同意，我们将制度改为大使馆统一进行各总领事的人事测评。把各总领事馆的工作人员聚在北京，大家下班一起喝喝酒，谈谈心。
另外，如果很忙的话，就不用出席白天的会议。之前外务省召开会议都是千篇一律的读报告，那样是不行的。改革后效果显著，中国各地发生反日游行时，大使馆和总领事馆在很短时间内就完成了大量信息共享。
问:请问您现在是否有什么遗憾，或者建议呢？
丹羽:现在，日中之间的青少年交流仍处于停滞状态。我与中国新一代政治局常委各位委员交换过意见之后，发现大家也都赞成青少年交流。不过这似乎很难立即实现。我确信青少年的交流才是改善两国的国民感情的契机，是日中关系的破冰之策。
我是极力赞成政治主导的。但是这对于政治家来说很困难，因为必须达到比官僚更高的层次才行。官僚是优秀的，是国家的财产，刁难他们政治也不会变好。让官僚如何为国家所用才是重点。大使也算是官僚，言行上受限制。虽然官僚不能说的事我也说了，但我的下一任是官僚出身。我从心里希望新政权能够倾听现场的声音，更有效地为国家创造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