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布热津斯基 2013年1月8日东方早报
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五百年（距今1500多年前），欧洲相对文明地区的政治主要由罗马帝国东西两个不同部分的共存体所主导。首都大部分时候都设在罗马的西帝国，饱受了掠夺性野蛮冲突的困扰。随着部队以广泛和昂贵的防御工事永久驻军在海外，政治上过度扩张的罗马在第五世纪中叶逐步走向破产。同时，基督徒和异教徒之间的分裂冲突削弱了社会凝聚力，重税和腐败也减弱了罗马的经济活力。
在公元476年，随着罗穆卢斯·奥古斯都（编注：Romulus Augustus，西罗马帝国的最后一位皇帝）被野蛮人打败，彼时已垂死的西罗马帝国正式崩溃了。而同期，东罗马帝国（不久后成为拜占庭帝国）不仅在其外交和安全政策上更为成功，而且在城市化和经济发展上也表现出了更多的活力。罗马陨落后，拜占庭继续蓬勃发展了几个世纪。它夺回了部分老西部帝国，虽然后来也经历了不少冲突，但拜占庭一直存活到15世纪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崛起。
这种历史转向的重要性，是21世纪世界的动态对比点。罗马15世纪中叶的可怕劫难并没有破坏拜占庭理想的前景，因为在那时候，世界被划分成地理上孤立、政治和经济上互相绝缘的不同部分。一家的命运并不会直接和立即影响到他家的繁荣。今天，由于快速的通信和即时的金融交易，距离不再那么相关，经济上、金融上和军事上最先进的地区的福祉正变得越来越相互依存。和1500年前不同，在我们的时代，西方和东方的有机关系可以是相互合作也可以是相互破坏。
因此，美国在未来几十年的主要挑战和地缘政治上的迫切任务在于其自我复兴以及促进一个更大更重要的西方，同时在东方保持复合的平衡，这样才能建设性地适应中国不断上升的全球地位和避免全球性混乱。如果没有由改造了的美国所促进的稳定的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平衡，那么对社会福祉乃至最终人类生存的至关重要的问题的进展将会被拖延。在亚洲，尤其是中国、印度和日本之间的国家间的竞争，将导致更严重的地区紧张局势，最终使得中美两国之间的敌意加深，双方都受到损害。
此外，美国扩大西方使其成为世界上最稳定最民主区域的成功努力，将会寻求将权力与原则结合起来。一个合作的更大的西方，从北美延伸到欧洲再到欧亚大陆， 包含俄罗斯和土耳其，将会在地理上触及日本（亚洲第一个成功拥抱民主的国家）和韩国。这种更广泛的范围将会在其他国家中提升其核心原则的吸引力，从而在未来的几十年中鼓励一个全球民主政治文化的多种形式逐渐出现。
与此同时，美国应该继续与充满活力、金融上有影响力但存在潜在冲突的东方合作。如果美国和中国能够在广泛的问题上容纳对方，亚洲稳定的前景将会大大增强，特别是如果美国同时能够鼓励其主要的太平洋同盟——日本与中国之间达成真正的和解，以及减轻印度与中国之间逐渐增长的对抗。美国的东方政策必须考虑到，追求一个稳定的亚洲平衡并不能只局限于以中国为中心，集中和北京发展特殊伙伴关系，这是可取的。
要有效地回应欧亚大陆的东西方部分，美国必须采用双重角色。在西方，美国必须是更大更广泛的联合体的促进者和担保人，在东方，美国必须是主要权力之间的平衡器和调解人。但是，要有信誉和能力来追求两者的成功，美国需要向世界展示其有决心在国内改造自我。撇开越来越令人质疑的统计假设说，目前美国的国家经济增长率将在未来几十年无限期地继续下去，美国必须更重视其他方面的国力，比如创新、教育、明智地平衡军队和外交的能力、政治领导的质量以及民主生活方式的吸引力。
美国作为复兴了的西方的促进者和担保人要取得成功，密切的美欧纽带、美国对北约的持续承诺、小心谨慎的美欧管理，一步一步地（可能用不同方式）拥抱土耳其和一个真正民主化俄罗斯融入西方将会是必要的。美国必须鼓励欧盟更深层次的统一，并在敦促欧洲增强其自身政治和军事活动的同时，通过在欧洲安全方面保持活跃确保其地缘政治的相关性。英国、法国和德国（欧洲的中央政治、经济和军事同盟）之间的密切合作应该持续并拓宽。此外，不断扩大的俄国-法国-波兰就欧洲东部政策的磋商（这对于欧盟的东部和解和扩张是至关重要的），必须加强和扩大。
在维护西方团结的同时从战略上拉入俄罗斯，法国-德国-波兰“魏玛三角”可以在促进和巩固波兰和俄罗斯之间正在进行但仍然脆弱的和解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法国和德国对此和解的支持，将不仅加强波兰的安全意识，而且安抚俄罗斯，在整个过程中有更大的欧洲参与。只有到那时，俄罗斯-波兰才可能真的达成全面的更为理想的和解，正如德国-波兰组合已经成为的那样，这两个和解到那时将会对欧洲更大的稳定有所贡献。但是为了使波兰-俄罗斯和解有效和持久，必须由政府层面转向社会层面，通过广泛的民间联系和各种各样的联合教育措施。政府的权宜和解——而不是根植于流行态度的基本改变，将不会持续太久。1939年，希特勒在德国的纳粹政权和斯大林在苏联俄国的政权获得了如此盛大的和解，但是两年后双方开动了战争。
相比之下，二战后的法德友谊尽管是由最高层发起的（戴高乐将军和阿登纳总理都扮演了历史角色），但也在社会和文化水平上成功地得到了促进。甚至法国和德国各自的国家叙述也在根本上兼容，为真正的睦邻友好关系乃至一个和平联盟的坚固基础奠定了坚实的根基。在波兰-俄罗斯的例子上也需要完全相同的进程，一旦取得了势头，它会产生自己的积极的国际效应。而且，波兰此后就可以不仅在向俄罗斯开放欧洲大门上，也可以在鼓励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各自往相同的方向推进上，扮演关键角色，这样也增加俄罗斯做出相似举动的兴趣。理想的扩大西方的历史进程因此必须在战略上得到指导并打下坚实基础。它必须由一个更大的大西洋联盟做后盾，在这个联盟中，波兰和与法国发展更密切友谊的德国真正成为合作伙伴。
上述种种将要求美国和欧洲的坚持不懈和战略性审查。俄罗斯自身将必须进化以符合欧盟的标准。但长久来说，俄罗斯将不会想要失去这个机会，特别是如果土耳其和欧盟在处理当前的障碍上取得进展。此外，很大一部分俄罗斯公众就欧盟成员身份上走在了政府前面。德国国际广播服务德国之声2011年早期在俄罗斯做的一项调查问卷显示，23%的俄罗斯人认为俄罗斯应该在未来2年内成为欧盟的一部分，16%的人认为应在未来2-5年内，9%的人认为应在未来5-10年，6%的人认为要更久些，28%的人不确定，仅仅18%的人断然反对。然而，尽管他们偏好欧盟成员身份，但俄罗斯公众一般并不知道要成为欧盟成员所需要符合的严格的资格标准。在最好的情况下，正如土耳其的情况，获准的过程很可能将会推进，停滞，然后突然再次向前，可能是阶段性的，而且可能要通过过渡性安排。不过，在这个时候，试图勾画一个最终扩大了的西方的确切的政治架构的详细蓝图还为时过早。
然而，如果美国不促进一个更为统一的西方的出现，那么将会发生可怕的后果。欧洲历史的怨恨可能将被唤醒，可能会出现新的利益冲突，短视的竞争伙伴关系也会开始形成。俄罗斯可以引起分歧地开发其能源资产，并受西方不统一的鼓舞，寻求快速地获取乌克兰，唤醒自己的帝国野心，并造成更大的国际混乱。在欧洲的被动下，个别寻求更大商业机会的欧洲国家可能会寻求和俄罗斯的和解。我们可以设想一个场景，俄罗斯和德国或意大利因为自身的经济利益发展特殊的关系。英国那时候将以对摇摇欲坠的、政治上有争议的欧盟消极反应而和美国更接近。当法国和英国对德国产生怀疑，而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又拼命地恳求增加美国的安全保证，法英两国也将会更接近彼此。这一切的结果将不会是一个新的更有活力的西方，而是一个逐渐分裂的、前景缩水的西方。
此外，这样一个处于分裂的西方无法自信地与中国就全球系统相关性进行竞争。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明确表达一个声称其近期表现为全球适用的思想教条，而认识到在其他问题上的妥协有时候是不可避免的（比如说，和俄罗斯的武器控制），美国一直小心地不使意识形态成为其与主要国家关系的核心重点。美国和中国都明智地在全球事务中拥抱“建设性的合作伙伴关系”的概念，美国尽管批评中国违反人权，但非常小心不在整体上污蔑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但是即使在如此少的对抗性的背景下，一个更大的复兴的西方将会处于一个更好的环境，如果其不带意识形态热诚和平地与中国竞争，后者的体系就其解决如今政治觉悟的群众的愿望的努力上，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个更好的模式。
但是如果焦虑的美国和过度自信的中国滑向政治敌意的可能性增加，极有可能双方将会在相互毁灭性的意识形态冲突中对峙。美国将会争辩说中国的成功是建立在独裁之上的，对美国的经济福祉具有破坏性。而中国会将美国的信息解释为企图破坏，甚至可能使得中国的体系破碎。同时，中国会越来越作为对西方主权的一种拒绝向世界展示自己，将西方主权与强者贪婪剥削弱者的时代联系起来，在意识形态上吸引那些已经在历史叙述上对西方整体上特别是最近对美国高度敌意的第三世界国家。因此，美国和中国出于明智的自身利益，共同的意识形态上的自我约束将会对双方都好。双方应该抵制普及其各自社会经济制度的显著特征和丑化对方的诱惑。
关于亚洲稳定的长期问题，美国必须发挥平衡器和调解人的角色。因此，美国应避免直接军事介入亚洲，应设法调和关键的东亚国家之间——特别是中国和日本之间的长期仇恨。在新东方，指导美国政策的基本原则必须是，只有在以条约为基础的美国部署是长期国际环境的一部分的指示下，美国才会在亚洲大陆从事回应敌对行动。
从本质上说，美国作为地区稳定平衡器介入亚洲，应该复制英国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在欧洲内部政治上扮演的角色。通过调停冲突和抵消潜在对手间的权力失衡，美国可以也应该在帮助亚洲避免区域统治的斗争上成为关键的角色。美国要这么做，就应该尊重中国在保持远东大陆稳定上特殊的历史和地缘政治角色。与中国就地区稳定进行严肃的对话，将不仅能帮助减少美中对抗的可能，而且还能减少中国和日本间、中国和印度间，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减少中国和俄罗斯之间，就能源和中亚国家状态的失算的可能性。因而美国在亚洲的平衡介入最终也符合中国的利益。
与此同时，美国必须意识到亚洲的稳定不再能够由非亚洲的势力所施加，至少（特别是在尚无定论的朝鲜战争、失败的越南战争、2003年无端的伊拉克攻击和经久的阿富汗冲突后）是美国军事力量的直接应用。事实上，美国增强亚洲稳定的努力将可能证明是一种弄巧成拙——将美国推入昂贵的其近期战争的重复——甚至导致20世纪在欧洲发生的事情的重演。如果美国在和印度（或其他的大陆国家）一起塑造反中国联盟中变得积极起来，或者促进日本反中国军事化，那么美国可能会引发危险的相互怨恨。
作为一个在亚洲的平衡器和调解人的美国政策的指导原则必须是这样一个概念，即除履行其对日本和韩国的义务外，美国不应该允许自己被卷入亚洲大陆大国之间的战争。现实情况是，尽管这样的战争会削弱支持者，至关重要的美国利益不会受到威胁。但是就日本和韩国而言，作为二战的结果，美国已经在这两个国家了防守了五十多年。如果美国长期以条约为基础的承诺的持久性出现任何疑问，这些国家的独立和自信将会和美国在太平洋的角色一起粉碎。此外，日本作为一个离岸岛国，在这方面其和美国的关系——作为美国在远东的主要同盟——多少让人联想起美国和英国的纽带，特别是在二战期间以及冷战的那些不确定的年份中。最近分裂的韩国是那种关系的扩展，如果美国对其承诺保卫两个国家的严肃性变得不可靠，那么美国将损害自身在远东的长期利益。不过，美国可以在促进关键选手间的克制上扮演建设性的角色，因而通过对地区权力平衡的积极的政治、外交和经济支持，来避免以发动一场战争的代价保护日本或韩国。这样做将不仅增强美国的政治影响力，也会促进更大的亚洲稳定。
美国的东方调停人的角色将至关重要，特别是对于日本和中国之间的关系。美日关系以及通过美日关系促进中日和解，应该是发展美-日-中合作三角的共同努力的跳板。这样的三角将从一个建设性的基础上提供框架，来处理中国加强了的区域存在导致的战略担忧。中国人知道美国对日本的承诺是毫不动摇的，两者之间的纽带是深刻和真诚的，日本的安全直接依靠在美国身上。日本人也知道与中国的冲突将会是互相毁灭性的，因此美国与中国的交往对于日本的安全和福祉是间接的贡献。有了这样的动力，中国将不会把美国对日本安全的支持看作是一种威胁，日本也不会将追求更密切和全球更广泛的美中伙伴关系——接近于非常不正式的地缘政治G-2安排的效果——看作是一种对其自身利益的威胁。
简单地说，美国在亚洲的积极角色不仅在促进地区稳定，更重要的是，创造一个美-中关系和平、合作地进化的环境，最终发展成为广泛的政治和经济的全球伙伴关系上也是必要的。事实上，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很可能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经济最有活力的欧亚大陆将国内成功与地区稳定融合的能力考验。
美国已在历史上展示了自己在受到挑战时崛起的场面。但是21世纪的世界所呈现的挑战与过去非常不同。世界现在几乎在任何地方都已经是政治觉醒的——数百万人为追求更好的未来骚动不安。随着东方一些新的壮志满筹的国家迅速崛起，世界也正经历着全球势力的分散。今天的世界更少地受到某一单一权力的支配，甚至如美国一样军事强大、政治有影响力的权力。但是，因为美国还不是罗马，中国也不是拜占庭，一个稳定的全球秩序最终将依靠美国改造自我的能力、作为振兴了的西方的促进者和担保人，以及作为正在崛起的新东方的平衡器和调解人的明智举动。■
（作者系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本文为作者2012年新著《战略憧憬——美国和全球实力的危机》的结论部分《美国的双重角色》，经作者授权摘译、刊登；《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记者金蓓蕾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