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健 2012年6月號 《国际问题研究》 
摘要：从2012年到2024年左右是中美关系最危险的十余年。如果处理不好，中美两国会发生摩擦，甚至兵戎相见。在此阶段，双方战略互疑上升，战略部署会以对方为假想敌，小国的挑衅可能会把中美带入军事冲突之中。2012年5月，胡锦涛主席在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致辞中指出：“当前，人类已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我们的思想、政策、行动应该与时俱进，以创新的思维、切实的行动，打破历史上大国对抗冲突的传统逻辑，探索经济全球化时代发展大国关系的新路径。”[1]7月，习近平在“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致辞讲话中指出：“中美正在积极探索构建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这符合中美两国和世界的共同利益，也将是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个创举。中国将继续推动各大国客观理性看待彼此战略意图，尊重各自利益关切，加强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协调合作，着力构建21世纪新型大国关系和国际关系。”[2]建立新型大国关系这一命题的提出十分及时，也是十分必要的。本文试图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历史背景、可能性和挑战等方面进行一些初步的探讨。
一、提出新型大国关系的历史背景
从最近几年的状况和当前的发展趋势看，如果不加以重视和努力扭转，中美关系有滑向旧时大国对抗冲突的危险。
首先，美国素有设定假想敌的做法。这是其内政的需要，特别是其军事工业发展的需要。纵观当今世界与大国力量的消长，中国最有资格作为美假想敌。2001年，小布什上台时曾指出，中国会成为美国的潜在对手。“9·11”事件使美国把注意力转移到反恐，并发动了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战争。中国得到了近十年的缓冲期，综合国力迅速发展。十年后，美国突然发现中国强大起来，奥巴马上台后结束了小布什的战略，针对中国的崛起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此时，中国在三个方面似乎更有“资格”作为美国的对手：势头、块头和源头。从势头上来说，中国表现出超日赶美的势头。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按照普遍的预测，在今后十年或者更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将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第二是块头。虽然人均GDP仍很低，科技和军事实力与美国还有很大差距，但是中国的块头大，似乎“够格”作为美国的对手。第三是源头，从文化、历史和社会制度等方面，中美都是完全不同的国家。美国曾认为，一个国家要取得经济发展，光是实行自由市场经济还不够，还要实行政治自由，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要放弃原来的社会制度，采纳西方的社会制度。然而，中国成功举办奥运会被西方视为宣告了“中国模式”的成功，对美国构成了挑战。
从美国的视角看，上述中国的势头、块头和源头对美国构成全面挑战。如果过去这个挑战是潜在的，那现在这个挑战就是现实的了。特别是在亚太地区，当美国忙于两场战争时，中国在亚太地区影响力大大上升。亚太地区的主要国家，包括东盟和日本，他们的经济发展都要依靠中国。以贸易为例，2000年，美国同东盟贸易占东盟整体贸易的16%，而中国只占4%；到2010年，中国上升为11%以上，美国则下降到9%。亚太一些国家的政治态度也发生了有利于中国的变化。一个最令美国震惊的例子是鸠山由纪夫，他上台担任日本首相后提出建立没有美国的东亚共同体，美国震惊于其铁杆盟国的首相敢于提出这种主张。美国感到在其忙于两场战争、把反恐作为主要敌人的十年间，其在亚太地区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从全球来说，中国并未对美国构成挑战。在亚太地区，中美之间既有共同利益的交汇，又有不同利益的博弈，是一种复杂的合作竞争兼而有之的关系。正是因为中国的迅速崛起，以及美国对中国迅速崛起的感知，使中美两国之间有可能变成对手。
其次，战略互疑态势明显。中国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努力中，经济现代化先行，国防现代化走在后面。三十年来经济现代化取得长足发展，已能够补一补国防现代化滞后的状况。近年来，中国在国防现代化方面迈出的步子比较大。2011年以来，中国在南海问题上从容应对挑战，积极维护合法权益，美国认为此举系奉行“中国版的门罗主义”，要把美国挤出西太平洋。美国借此大做文章，除了煽动本地区的一些国家对抗中国外，还推出了一系列“反制”措施。政治上，力图将南海问题多边化、国际化：在东盟召开的各种会议上，挑头提出南海问题；拿“航行自由”做文章，挑动东盟、日本、印度等与中国闹矛盾。军事上，在澳大利亚达尔文港驻军，加强与地区国家的联合军演，谋求在亚太建立反导体系。近期，美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围着中国转了三圈，最后才到中国来。她在出访期间的言行加深了中方对美战略意图的疑虑。毋庸置疑，美国担心中国强大起来后会挑战其全球霸主地位，中国怀疑美国要阻止中国的和平崛起，中美两国战略意图上的互相怀疑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崔天凯称之为“信任赤字”。这种战略互疑演变成战略对抗的危险是存在的。
最后，美对华战术遏制增加军事摩擦危险。为遏制中国在亚太影响力的上升，美在自身力量不足之际，提出运用“巧实力”，采取一系列战术上的小动作，扭转战略上的不利态势。2012年以来，围绕着黄岩岛和钓鱼岛问题，菲律宾、日本分别与中国叫板。美国表面上采取模糊态度，表示在领土争端上不选边站队，但实际上采取了一系列“小动作”为菲、日撑腰打气。在中菲两国围绕黄岩岛问题尖锐对峙的情况下，美和菲律宾举行“肩并肩”军事演习。在钓鱼岛问题被热炒时，美与日本进行抢滩演习，鱼鹰可变翼运输机也进到日本。虽然美国表面上没有选边站，多次“宣布”演习不针对中国，但菲、日觉得美国是在给它们撑腰。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在美国的支持和纵容之下，这几个国家和中国的摩擦会不会演变为军事冲突，从而把中美拖进本想避免的军事冲突？
从2012年到2024年左右是中美关系最危险的十余年。如果处理不好，中美两国会发生摩擦，甚至兵戎相见。在此阶段，双方战略互疑上升，战略部署会以对方为假想敌，小国的挑衅可能会把中美带入军事冲突之中。过了这段时间，中美两国会有一个“新”的发现：美国会发现，中国在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体以后，美国在综合国力方面仍是遥遥领先，不必担心丧失老大地位，而中国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政治意图挑战这一地位；中国则会发现，美国未能遏制中国和平崛起，因为在全球化时代，美国无法通过组成联盟实现遏制中国发展。中美两国重新认识对方，重新定位双边关系，将使双边关系发展进入新的良性互动时期。
二、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可能性
经济联系、政策定位和磋商机制使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成为可能。
第一，经济联系是基础。胡锦涛主席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中国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繁荣稳定也离不开中国。”[3]表现在中美关系中，两国的相互依存度达到了大国之间前所未有的程度，出现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胡锦涛主席在提出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时用了“探索经济全球化时代发展大国关系”这一表述，明确指出了新型大国关系这一独特的时代背景。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中美经济相互依存，双方都有自己的软肋，都难以在不损害自身利益的基础上打击对方。对美国而言，中国持有的三万亿美元外汇储备是其软肋。对中国而言，海上通道安全是软肋。中国经济两头在外，所需的石油、天然气、煤和铁矿石等战略资源都经由从南海到太平洋的海上通道；生产的制成品也要靠这一通道运向欧美主要市场。美国一位海军司令曾说，美中交恶，美无需动武，仅切断中国的海上生命线就能给其致命打击。从这个意义上，两国之间也存在一个“MAD”[4]，它并非指军事层面而是经济层面，双方都可使对方经济陷于困境。从积极方面来说，两国关系处理得好可以合作共赢，即两国经济上的相互联系可作为两国避免重蹈大国冲突覆辙的一个基础。
第二，政策定位是关键。中美之间几次政策定位，都规定了双方不能走对抗的老路。中国多次表示，没有政治意愿，也没有能力跟美国争夺全球霸主地位。美国也多次表示，欢迎一个稳定、强大、繁荣的中国，无意遏制中国的和平崛起。2011年，胡锦涛主席访美期间，着重谈到了重新定位两国关系的问题。在目前和可预见的将来，中美不存在全球战略冲突，但在亚太地区的实际利益决定两国之间既有竞争又有合作。亚太地区有经济一体化的进程，缺乏安全一体化的进程，两国在安全领域发生利益博弈和冲突的可能性更大。双方对此强调指出：中国欢迎美国在亚太地区发挥建设性的作用，美国表示尊重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合法利益。在亚太地区，中美之间面临朝核问题等一系列共同的挑战，需携手应对。胡锦涛主席提出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构想后，希拉里？克林顿对此做出友好回应，表示：“美方致力于同中方超越差异，加强合作，携手应对全球性问题和挑战，以史无前例的方式证明，一个守成大国和一个新兴大国能够继续为各自人民创造美好未来，为世界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显然，中美两国领导人都认识到，如果中美两国交恶甚至开战，受损害的首先是两国人民，然后是世界人民。目前看，两国政治家都知道双边关系存在下滑的危险，都有意愿管控竞争、避免对抗。
第三，中美两国存在高层次、广领域的磋商机制。中美经济和战略对话是中美关系的一个缓冲器、稳定器，迄今已进行了四轮。如果这个机制运用得好，可以达到习近平副主席所讲的“超越分歧、化解矛盾、管控危机”和“相互理解、求同化异、和睦相处”。[5]当前，中美战略互疑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希拉里曾经对中国的战略意图提出七个问题，对此中方在媒体上发表“七问美国对华战略疑点”予以回应。得益于两国间经济和战略对话等磋商机制的存在，中美双方不用隔洋喊话，可把各自的疑虑摆到桌面上，寻求扩大共识、缩小分歧的解决方法。
由于上述经济联系、政策定位和磋商机制三个因素的存在，人们对中美关系的发展可以抱审慎乐观的态度，两国有希望避免重蹈历史覆辙，建立新型大国关系。
三、建立新型大国关系面临的挑战
中美在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道路上仍面临一系列风险和挑战：
第一，两国虽然不存在全球对抗的危险，但在亚太地区仍存在摩擦和冲突的可能。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尚未机制化，政治安全一体化更为滞后，没有一个类似欧洲和拉美地区的集体安全体系。从有利的方面看，亚太地区没有相互对峙的军事集团，使得中美有机会联手共建一个亚太集体安全体系。从不利的方面看，美国冷战思维在上升，不但强化原有同盟关系，而且试图建立新的同盟关系。美国利用了本地区一些国家对中国迅速崛起的疑虑与不适应，宣扬“中国威胁”，高调“重返亚洲”，平衡中国影响力的上升。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迎合了亚太部分国家的需要，促成了地区一些国家“经济上依靠中国，安全上依靠美国”的局面。美国大大加强美日、美澳军事同盟，积极拉拢印度，还想把双边军事同盟关系变为三边军事同盟关系，发展美日韩军事同盟。此外，诸如“美日+澳”、“美日+印”等美日加上另一亚太国家联合进行军事演习日益增多。可以看出在借助外力中，美国把日本作为其战略东移的主要支撑点。美国推动日本发挥在亚太地区打头阵的作用，来弥补自身实力的不足。而日本也并非被动应差，而是挟美自重，借美国之力实现其大国梦。这就使亚洲地区重新出现军备竞赛和军事对抗的可能。美国采取的一系列行动，虽不是全面遏制中国的和平崛起，却是为了挤压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外交、经济和战略空间，巩固和强化美在亚太地区的霸主地位。针对这种形势，中国也出现了主张放弃不结盟政策跟俄罗斯等结盟与美国对抗的论调。这种论调在学术界是少数，在政府中更非主流，但却是自尼克松和周恩来握手后四十年来首现之呼声，应引起双方关注。由于地区安全机制的缺失和美国冷战思维的存在，中美在安全问题上发生对抗的可能性是不容忽视的。
第二，在南海问题上的争斗。美国利用南海问题极力挑唆东盟国家和中国的矛盾，鼓动一些与中国有岛礁或领海争议的国家向中国叫板。美国在南海问题上发出错误信息，使有关国家误读美立场，不断挑衅中国，使矛盾存在激化甚至引发冲突的情势。如果美国只是空喊不针对中国，而不切实告诫有关国家不要挑衅或与中国对抗，就可能把美国拖进一场它本不想卷入的战争。
第三，台湾问题。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统一和中华民族的复兴，是中国最重要的核心利益，也是经常牵动中美关系起伏跌宕的要害。美国虽在双方高层对话中表示尊重中方的核心利益，坚守三个联合公报确认的“一个中国”政策，但在实际行动中却奉行两面政策。一方面美国表示不支持“台独”，担心台湾公然宣布“独立”会激化台海局势，使美国处于进退两难的困境，但另一方面却坚持对台售武，且对两岸快速走近也加以牵制，是中国和平统一的最大外部障碍。只要美国坚持将台湾视作其“不沉的航空母舰”，在台海形势发生突变时，其与中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显然不能排除。
四、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指导原则
迄今为止，还没有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确切路径，人们只能按照邓小平所说的“摸着石头过河”，希拉里？克林顿所说的“逢山开路，遇河搭桥”，或习近平副主席访美时所说的“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所蕴含的精神去探索。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美双方应以下述三点作为起步：
（一）相互依存、合作共赢
相互依存是全球化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新型关系的基础。中美两国应相向而行，携手抵制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共同描绘合作共赢的前景。当前，美国尤应放宽对华高技术出口的限制，中国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制，从而扩大双边经贸关系。中美双方可以通过磋商列出一份双方相向行动（以行动对行动）、扩大经贸合作的清单。同时，应在绿色经济、生物工程等新兴产业领域开展合作，合两国之力，共同为人类社会的科技经济技术进步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
（二）互不为敌、和平共处
两国给对方的战略定位，是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关键。双方都要理性、客观地看待对方的发展方向和战略意图，扩大合作，控制竞争，形成以互信带动合作、以合作增进互信的良性循环。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之路应始自亚太，成败也很可能取决于亚太。中美的亚太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是互相塑造的。如果真心诚意把对方当成合作伙伴，那将会收获一个伙伴。双方应共同努力，彻底抛弃冷战思维和零和游戏，探索出在亚太和平共处、良性竞争、合作共赢的积极互动模式。中美双方已在最高层面分别表示，欢迎美在亚太地区发挥建设性作用，尊重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合法利益，将此原则表态具体化，确认并扩大对相互行动的包容度，不但将确保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成功，也必将对亚太的和平、稳定作出重要贡献。
（三）平等相待、求同化异
中美关系十分复杂，既有共同利益的交汇，又有不同利益的碰撞；历史遗留的问题尚存，又有新的问题出现，都需要双方坦诚沟通、平等协商。当前最主要的是运用好现有的磋商机制，使其发挥应有的作用。目前，中美双方都存在对现有机制有效性提出的质疑，虽不代表主流声音，但应引起重视。在磋商中双方都应开诚布公，讲明各自的利益要求和关切，列出各自的主要担忧和怀疑，并对对方酌情做出详尽的解释、互作保证，以合作、包容的态度来寻求和扩大共同利益的交汇点，达成共识，落实到文字，体现于行动。达不成共识或暂时无法兼容之处，则建立管控冲突的机制，避免被小的分歧拖进大的对抗。
作者為联合国前副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