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承红 《战略与管理》当代亚太 2011 年第1 期, 第91~ 106 页。
本文对美国学界始于20世纪80年代关于美国是否衰落所引发的辩论进行了分析介绍,特别对其中具有代表性意义的两位学者——"美国衰落论"的主张者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与"美国复兴论"的倡导者约瑟夫.奈（Joseph Nye）——的观点进行了分析对比,并就此次辩论对于我们如何看待今天美国的力量状况,以及当下的"美国衰落论"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文章认为,此次辩论所涉及的一系列理论性问题——历史类比方法的适用性问题,如何看待历史发展的延续与变化之间的关系问题,如何量度一国之力量问题,硬权力与软权力的关系问题,文化与文明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影响与作用等问题——在今天依然具有一定的学术与社会价值,值得继续关注。
关键词: 美国衰落论、美国复兴论、文明冲突论作者简介: 李承红，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副教授
美国是一个善于制造议题并具有强烈危机感的民族, 不时出现的“中国威胁论”说明了美国学者对其潜在手的重视, 而过去几十年间时有出现的“美国衰落论”则反映了美国学者所特有的危机意识与难得的批判精神。由于美国在阿富汗与伊拉克两场战争中陷入困境以及2008 年金融危机的爆发,“美国衰落论”又重兴起。从大众传媒到学界、政界, 不少人士都在谈论美国力量的衰落甚至美国霸权的终结。实际上, 早在20 世纪70 年代末80 年代初, 由于越战后遗症、石油危机等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的爆发对美国社会带来的巨大震撼, 美国国内就出现了一波美国衰落的论调, 并由此在学界引发了一场围绕美国是否衰落而展开的学术论战。此次论战一直延续至90 年代中期。这场论战所提出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历史类比方法的适用性问题、如何看待历史发展的延续与变化之间的关系问题、如何量度一国之力量问题、硬权力与软权力的关系问题、文化与文明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影响与作用等问题, 在今天依然具有相当价值, 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不但有助于我们深化对国际关系理论的认识, 也有助于我们更为全面、客观地了解当今的美国霸权, 加深对目前重又出现的“美国衰落论”的认识。
“美国衰落论”者的观点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美国学界出现的“美国衰落论”大约始于70 年代石油危机之后。当时, 由于越战对美国的后续影响以及能源危机给美国社会带来的巨大震撼等一系列因素, 使得部分美国学者认为, 美国支撑全球经济以遏制对手苏联的能力正急速下降, 美国正处衰落之中。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者罗斯科兰斯(Richard Rosecrance) 早在1976 年就提出, 美国“作为国际体系维持者的角色接近终结”, 学者们需要将美国视为一个“普通国家”。持“霸权稳定论”观点的学者吉尔平、克拉斯纳、金德尔伯格和基欧汉等, 对美国力量及其对世界事务的影响的看法甚至更为悲观。吉尔平认为, “到20 世纪80 年代, 美国治下的和平已处于混乱状态”。基欧汉则在《霸权之后》中写道, “在我的有生之年, 霸权将无法恢复”。 这些关于美国霸权的悲观看法也出现在美国政界。20 世纪70 年代, 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基辛格就在不少场合指出, 尽管美国力量仍占优势, 但却再也无法如从前那样凭借充足的物质力量与强大的政治意愿来管理世界了。
不过, 直到1987 年肯尼迪的著作《大国的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出版之后, “美国衰落论”才在世界上变得风行一时。与此前的“美国衰落论”不同, 肯尼迪的“美国衰落论”是建立在历史类比分析基础之上。他通过追溯“自西欧新的君主制及跨大洋的全球国家体系形成以来”出现的诸霸权, 亦即西班牙、荷兰、法国和大英帝国这些霸权的兴衰成败历史, 得出美国正在衰落的结论。肯尼迪总结出的三大观点都论及了经济与战略之间的关系。观点一是有关经济增长与一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之间的关系问题。通过研究, 肯尼迪发现,“历史来看, 在国家总的经济和生产水平与其在国际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两者之间, 存在着明显的因果关系”。观点二涉及经济增长与军事力量之间的关系。肯尼迪写道, “同样, 历史也表明, 长期来看在各霸权国家的经济兴衰与其军事力量的兴衰之间存在着非常清楚的联接关系”, 尽管两者并不必然完全平行。观点三涉及力量与战争结果之间的关系, 对此肯尼迪的结论是,“在各方动员的物质资源总量的多寡与围绕争夺欧洲或全球霸主所引发的主要战争的最终结果之间, 存在相当大的对应关系”。而将这三大观点结合起来用来阐述大国兴衰逻辑机制的是肯尼迪著名的“过度扩张论”。该观点认为, 经济与军事之间是互为支撑的, 国家间经济增长的不平衡性将决定大国在世界事务中是兴还是衰, 如果一个强权国“将过多的国家资源从创造财富转用于军事目的, 从长远来看, 这很有可能导致一国力量的衰退”, 即“如果霸权国自身扩张过度———比如, 征服了太多的领土或发动了代价过于昂贵的战争———他便将面临对外扩张所付出的巨大代价无法通过扩张带来的潜在利益加以弥补的困境———在所涉国进入经济衰退的情况下, 此困境将显得更为突出。”
通过经济与军事力量的提升而在全球事务中获得霸权地位的国家, 将由于他们的经济衰退以及从事“帝国扩张”而最终衰败。换言之, 对某一霸权国而言, 如果其手段与目标之间的差距过大, 也即在该国设定的外交政策目标与实现目标的手段之间的差距过大, 衰落将发生。而霸权国力量一旦面临衰落, 它就必须要么提升其经济实力以延缓或避免衰落, 要么通过约束其外交政策目标或减少其国家安全承诺来适应衰落, 或避免进一步衰落。
肯尼迪考察历史上大国的兴衰, 其落脚点是美国。肯尼迪认为, 与1945年相比, 美国力量的经济基础在几大方面都已被削弱, 这表现在工业生产的下降、农业收入的降低、巨额的财政赤字以及数量惊人的联邦预算赤字。其结论是, 尽管从绝对意义上来说, 美国相比1945 年时远为富裕强大, 但从相对意义上来说, 由于日本、中国、欧洲变得更为强大, 这些国家所占世界经济的总量提升, 使得美国的力量基础变小了, 而美国却仍然承担着与二战结束时几乎相同的国际性安全承诺, 由此肯尼迪认为, 美国的现行政策使“帝国的过度扩张”, 导致美国力量正在衰落。进而他认为, 此种情形之下,美国政治家在未来几十年面临的主要挑战将是如何管理好“力量的相对下降”, 即如何避免短期有益但长期却不利的政策选项。因此, 美国政府首先应该争取在认知到的防御需要与信守承诺所拥有的手段之间保持平衡。其次, 美国也需要在一个全球生产不断变化的新形势下, 力争维持其技术与经济基础不再相对衰退。肯尼迪认为, 由于美国社会有崇尚自由的传统, 他对美国成功应对所面临的相对衰退持比较乐观的立场。
“美国复兴论”者的反击
自20世纪80年代早期, “美国衰落论”者的观点就不断遭到学者们的批评与回应。从政治立场来看, “美国衰落论”的批评者既有右派学者也包括左派学者。著名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者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 就曾尖锐指出,“美国衰落论”者混淆了直接起作用的因素与根本性因素(immediate factors and fundamental factors) 之间的异同, 此种混淆使得他们对国际关系中非常重要的结构概念( structure) 产生了肤浅混乱的认识, 并进而得出美国衰落的错误观点。斯特兰奇指出, 尽管美国自1960 年代以来确实遭遇到了不少新问题, 但这些问题是内部性的, 他们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美国所拥有的结构性优势。在斯特兰奇看来, 美国的结构性优势力量主要体现为美元在全球的统治地位、美国的军事优势、其对主要盟国的强大控制以及美国在先进技术方面所拥有的领先优势等。从此种结构论者的观点出发, 斯特兰奇认为谈论美国衰落不仅是误导, 甚至还是一个神话, 一个危险的神话, 因为这会导致全球政治信心的不足。
耶鲁大学著名国际关系学者拉希特(Bruce Russet t ) 教授持相同的观点。拉希特将力量区分为“基础性力量”和“对事件演变结果的控制性力量”两大类, 并就美国在上述两大方面的力量情况进行了比较。就基础性力量来说, 拉希特认为, 尽管美国的优势相比二战结束时期有所减少, 但与历史上任何时期的英国霸权相比, 美国仍居“统治地位”, 其全球性优势仍十分明显。他甚至认为, 即便将当时的美国与1938 年处于巅峰时期的美国相比, 其所拥有的优势地位仍未见逊色。而就对结果控制方面的力量而言, 特别是就美国所拥有的文化霸权优势而言, 拉希特同样认为, 美国并无重大衰退, 其仍保有对大部分相关事件结果的控制权。亨廷顿则认为, 许多被学者们用来说明美国衰落论的指标, 如预算赤字、美国竞争力的下降、以及美国力量的下降等都被无端夸大, 有的甚至全然是“平白无据的捏造(plain invention) ”。因此, 亨廷顿认为美国是“独具特色的多向度”强权, 其在国际体系中仍处中心位置。
与上述着重从经验角度驳斥美国衰落论者的做法不同, 吉尔( Step henGill) 从葛兰西的结构霸权观出发对“美国衰落论”提出批评。在吉尔看来,上述学者都太过国家中心论, 他们忽视了葛兰西有关霸权结构性力量的洞见。吉尔认为, 葛兰西意义上的霸权不仅仅意指对某一方面力量的控制, 而是体现为一国对作为一个整体的国际经济体系所拥有的操控性力量。因此,鉴于美国依然拥有的结构性力量优势, 即其对结构性力量的诸多构成因素,如语言、军事机器、多元化的社会等力量的控制, 特别是考虑到世界经济体系仍由美国主导, 其运作仍要以美国公司的模式作为样本, 吉尔认为, 美国正面临衰退威胁的看法不足征信。瑙( Henry Nau) 则在《美国衰落的神话》( The Myth of America’s Decline) 一书中系统考察了战后美国经济政策的演变历史。他认为, 是“观念、政策以及目标”而不是制度性结构与物质性力量, 推动了美国发展并进而引领世界前进。瑙将美国自1967 年后出现的一些经济问题归因为人祸(亦即缺乏明智的“目标与政策”) , 而非来自不可抗拒的外力。由此来看, 瑙认为, 在良好政策的指引之下, 有充分理由相信美国仍将重新繁荣, 再度成为全球性领导者。
约瑟夫·奈的《注定领导》则第一次对美国衰落论者几乎所有观点进行了全面回应。用肯尼迪自己的话来说, 奈的《注定领导》一书“考察了( ‘美国衰落论’的) 几乎所有方面, 来说明为什么‘衰落论’是言过其实,为什么美国在未来的数十年间, 甚至是未来的一个世纪, 将继续在世界事务中扮演主要角色”。
奈对“美国衰落论”的反驳既有从经验事实出发所做出的论证, 也有对衰落论者所依凭的力量转移理论基础所作的批评。就经验事实来说, 奈认为, 首先,“美国衰落论者”的观点是以二战结束之后的美国力量作为参照系数的, 如此对比存在两大错误。
第一, 将二战刚刚结束的1945 年作为对比的参照基点,“人为提高了”美国当时所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例, 由此夸大了美国力量优势的程度。与此形成对照, 奈认为, 如果“用二战开始前,比如1938 年作为基准的话, 那显而易见的事实是, 现在的美国所占全球经济的份额与‘彼时’基本接近: 大抵介于22 %与24 %之间”。不仅如此, 奈还发现, 即便用1945 年作为基准年, “美国衰落论”观点也与实际情形不符。事实是, 从经济与军事力量资源来看, 美国的衰退只是在60 年代中后期才变得明显, 而自20 世纪70 年代以来, 美国力量的下降颇为缓和, 有些数据甚至表明根本没有下降。
第二, 就行为模式和结果来看, 奈也认为“美国衰落论”者夸大了美国在二战结束之后的影响力。他提出, 二战后美国的霸权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神话(myth) ”而非“事实( reality) ”, 因为美国彼时拥有的仅仅是经济优势, 而就军事与国际影响力而言, 奈认为对二战结束后的世界体系更为准确的描述应该是“战后的力量均衡( Postwar Balance of Power) ”, 而不是美国霸权。而到20 世纪90 年代, 就领土和人口、军事力量、经济力量、以及技术资源等力量构成因素来看, 美国仍是在所有上述四大方面都占据优势的唯一一个国家。奈故此反驳说, 何来的美国“衰退”?
第三, 至于肯尼迪的“帝国过度扩张论”, 奈也认为“事实并不支持这一说法”。实际情况是美国防务开支所占经济总量的份额并没有明显提高,相比50 年代, 这一比重在20 世纪90 年代甚至还有所下降。此外, 奈提出,军事支出对美国经济还产生了某些积极效果。
第四, 奈认为肯尼迪以及其他一些持“力量转移论”的学者夸大了诸如苏联、中国、日本等这些霸权挑战国的力量潜能。尽管苏联拥有庞大的军事力量, 但其国内体系制度却处于衰败之中; 而中国则由于起点太低, 倘要成为真正的挑战者, 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日本尽管在经济方面的表现令人侧目, 但由于历史及国内政治的制约, 仍难以扮演世界大国的角色。奈由此得出结论,“就20 世纪末的情况来看, 力量转移与霸权更替的传统模型也许在本质上具有误导性”。
除了上述从经验角度提出的批评之外, 奈对“美国衰落论”者, 特别是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所进行的理论方面的批评更具有挑战性。具体而言, 奈对肯尼迪的研究理论的批评分为两点。
首先指向肯尼迪的历史类比方法的适用性问题。如前所述, 从根本上说, 肯尼迪对大国兴衰的研究根本而言是历史导向的, 它蕴含颇为浓烈的历史决定论色彩。用肯尼迪的话来说, 就是“罗马衰落了; 巴比伦衰落了; 斯卡斯达乐(Scarsdale) 的那一天也会到来”。按此方法, 肯尼迪预言, 一如20 世纪初期的大英帝国, 20 世纪末期的美国也正面临衰落的命运。尽管肯尼迪本人后来对这一结论进行了修正, 认为“美国衰落论”仅仅是一个概率性判断, 并非决定论式的必然结论。即便如此, 奈仍然指出肯尼迪的历史类比方法存在两大错误, 从而根本而言具有“误导性”。首先, 奈认为, 肯尼迪所借鉴的历史类比研究方法倾向于忽视不同个案之间所存在的差异。奈在《注定领导》一书中用了整整一个章节来阐明美国与大英帝国之间的差异, 进而说明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将两者相提并论是如何的牵强。具体而言, 这些差异表现在美英两国在其霸权享有期所拥有的力量优势程度存在差别; 他们在经济规模方面也大为不同, 美国较之英国要大不少; 他们在霸权特性方面也存在明显差异, 表现为一霸权为领土性帝国, 另一霸权更大程度上则仅仅是拥有势力范围; 两大霸权所面临的地缘政治对手的性质也颇为不同。鉴于英美两国之间存在如此大的差异, 奈认为, 肯尼迪将他们等提并论缺乏说服力。 其次,奈认为, 历史类比方法通常也会忽视一些正在兴起的潮流趋势, 而这些趋势有可能改变历史发展的轨迹。比如, 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自始至终仅将经济与军事资源作为力量来源的基础, 但忽视了可能改变力量基础构成的技术革命的影响。此外, 奈还强调, 日渐加深的相互依赖和跨国性互动也将对全球政治带来重大变革, 而此种变革的可能性及其后果, 同样被肯尼迪的历史类比方法所忽视。
其次, 奈对肯尼迪及其他一些“美国衰落论”者所持的核心——“权力”概念也提出了严厉批评。奈认为, 权力的本质在不断发生变化, 尽管“美国衰落论”者最为关注的权力要素如经济、军事以及其他一些有形资源等仍保有相当的重要性, 但其重要程度却在下降。在奈看来, 随着相互依赖与跨国性互动的日渐提升, 不仅全球性力量更多地被流散至其他一些小国甚至私人手中, 从而可能对美国构成新的挑战, 而且另一种形式的力量, 即观念、金融交易、大众传媒和跨国公司以及文化的力量与影响———也就是奈所说的“软权力”的影响——正变得越来越重要。从“软权力”的观点出发,奈认为, 美国在软权力构成的上述诸多领域都享有明显优势。因此, 综合前面几大论述, 奈认为, 只要美国能够修正其内部存在的一些问题, 美国便将“注定要(继续) 领导”这个世界。
尽管肯尼迪与奈之间的观点看似相去甚远, 不过仔细探究, 我们还是可以发现, 其实两位学者对当时美国的霸权状况的认知还是存在一些相似点。首先, 两位学者都认为, 如果与美国在20 世纪40 年代末所占有的世界力量的份额相比较, 美国的力量优势正在下降, 他们的区别仅仅是下降的程度不同。如果将美国力量比作盛水的“容器”的话, 那么“衰落论”者认为现在瓶子已经空了一半了, 而“复兴论”者却认为瓶子是半满的。其次, 两位学者对于当时美国糟糕的公立教育状况、技术停滞、内陆城市的生活水平问题、令人堪忧的财政状况、低储蓄率等问题的看法也颇为一致, 都认为这些状况需要改善。不过, “复兴论”者倾向于认为出现这些问题很自然, 当时的基本情况也开始趋于稳定, 而且如果某些改革措施得到实施的话, 此种回稳还可能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而“衰落论”者则倾向于认为情况会进一步恶化, 美国力量还会进一步下滑。两次, 两位学者也都同意尽管美国所占世界力量的比重在下降, 但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他们的不同在于对美国未来发展的趋势看法相异。最后, 两位学者也都是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角度出发来考察美国力量的兴衰, “权力”是他们研究的共同焦点,尽管在如何界定权力方面两人存在分歧———肯尼迪更多的是从传统的“特性角度(attribute approach) ”来考察权力, 关注原材料、经济总量以及军事能力等因素在界定与测量权力时的作用, 而奈则倾向于从“结果角度(outcome approach) ”来考察权力, 坚持将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吸引力以及国际规制中的规则与制度的影响力纳入考察范围, 而不是仅仅执着于传统的“强制性硬权力(hard command power) ”。
冷战终结、美国的超然优势及对此次辩论的再认识
世界政治的后续发展, 特别是苏联的戏剧性解体以及美国经济在90 年代末开始的复苏, 使得这场始发于80 年代围绕美国力量状况所展开的辩论似乎朝偏向于“复兴论”者的方向发展。实际上, 如科克斯( Michael Cox)论及的那样, 如果将美国在2000 年时的全球优势地位与美国在二战结束时的1945 年所处位置加以比较, 那么“有相当的证据表明, 20 世纪末的美国相比二战刚刚结束时期所拥有的战略优势地位更为明显”。 同样, 亨廷顿也认为, 随着苏联的解体, 美国已经没有对手, 成了“孤独的超级大国”。还有学者着力讨论苏联解体之后美国治下的“第二个世界秩序”, 追问美国领导的第二个世界秩序为何没有如历史上其他的新世界秩序到来那样以战争的形式出现。
在西方学界颇享声誉的《经济学人》周刊也在2002 年6 月发表专刊,专门探讨美国在后冷战世界所享有的超然优势在美国型构世界秩序过程中扮演何种角色的问题。《经济学人》系统列举了美国在经济、军事、科技以及文化软实力等领域拥有的优势地位, 就2000 年来说, 美国人口仅占世界的4.7 % , 但美国的GDP 却占世界的近31.2 %; 美国的国防开支占全球总量的36.3 %; 美国用于科研开发的费用占世界的40.6 %; 而在文化领域, 美国在2001 年的时候, 仅电影产业收入一项就占据该行业全球收入的83.1 %。《经济学人》的专文因此写道, 一如1945 年时的美国, 现在的美国再度“以创造者的姿态出现于世人面前。”
两位美国国际关系研究的新锐布鲁克斯和沃尔沃斯( Stephen Brooks and William Wohlforth) 也在《外交》发表文章探讨美国冷战结束之后的优势地位, 他们在文中断言, 美国在世纪之交所享有的优势地位是自民族国家出现以来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他们说, “从来不存在这样一个主权国家体系, 其中的一个国家占有如此的优势统治地位”。在这两位学者看来, 美国在权力构成的几乎所有方面———军事、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都拥有相当大的优势, 除了美国在战后的特殊时期之外, 在当代世界历史上, 还没有一个国家拥有的优势地位达到如此程度: 美国的经济总量是排名第二的日本的两倍, 仅美国加州一州的经济就富可敌国, 其GDP 排名全球第五,仅在英国之后, 位处法国之前; 在军事领域, 美国2003 年的军费开支相当于其后近20个国家的总和, 美国用于军事研发的费用, 相当于其后6 个国家用于军事研发费用总和的3 倍, 是德国与英国两国军费开支的总和; 在科研领域, 美国在整个20 世纪90 年代用于研发的费用上, 相当于其后7 个最富裕国家研发经费的总和。
在某种程度上, 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可以被看作是美国力量复兴论者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体现。福山认为, 随着冷战的结束, 世界正在见证“历史是如此终结的: 人类意识形态演化到达了终点, 而西方自由民主也成了人类政府组织的最后形式”。在福山看来, 围绕意识形态发生的斗争业已成为历史, 全球性的冲突时代也成为过去, 人类未来冲突将主要围绕现实的经济与技术问题, 而不是意识形态问题而展开。事实上, 福山认为, 美国的开放、包容、民主以及自由市场的理想观念被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所模仿和接受。美国的“文化输出”, 比如图书、杂志、报纸、电影以及其他的娱乐产品几乎遍及全球的每一个角落, 这些文化产品使得越来越多的人追逐美国的时尚、品味以及价值观念。此外, 亨廷顿在《第三波民主化》里也指出, 代议制政府与民主在发展中国家及前共产主义国家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 同时他认为, 自由市场、私有化而不是政府控制正在受到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青睐。
但历史似乎又非完全如美国复兴论者所预言的那样发展, 最明显的标志是亨廷顿本人在冷战结束不久之后即发表了轰动一时的《文明的冲突》一文, 其观点与约瑟夫·奈在《注定领导》一书中表达出来的理论主张与乐观主义形成直接对立。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认为, “在后冷战世界, 构成人们之间最大差异的不是意识形态、政治或经济, 而是文化”。亨廷顿认为, 人们的身份与认同越来越多地从国家转移至文化共同体或“文明体”,此转移正创造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秩序, 作为结果, “最广泛、重要、危险的冲突将不会是在不同的社会阶级之间、富人与穷人之间、或其他依照经济地位界定的团体之间, 而将是在归属于不同的文化体的人群之间”。亨廷顿如此写道, “不同文明之间的分野线正在成为全球政治冲突的中心线”。亨廷顿甚至悲观预言, 西方数个世纪以来在经济、军事和技术方面所拥有的优势行将结束, 许多非西方文明———如果不是全部的非西方文明的话———正在重申他们自己与西方和美国有别的文化与宗教。亨廷顿认为, 近期来看, 可能的中华- 伊斯兰文明结盟, 将会是西方文明面临的最大威胁。因此, 按照亨廷顿在“文明冲突论”中的观点来看, 奈在《注定领导》一书中所推崇的美式价值观念与文化对全球的吸引力将大打折扣, 奈对美国所拥有的“软权力”优势的评估似乎过于乐观, 他低估了全球化所可能引发的冲突, 同时也高估了“美国价值”的影响力。
学者们对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提出了不少批评。比如, 哈佛大学政府系教授沃特(Step hen Walt) 批评亨廷顿提出了一个十分危险、具有自我实现色彩的预言。另有学者认为, 亨廷顿低估了诸如现代化、全球化等世俗化潮流趋势的作用, 他们认为这些新的潮流趋势将能够化解那种源自文化的本源性冲动。还有学者则批评亨廷顿对于文明之间交往的表现形式视野过于狭窄, 根据这些学者的研究, 实际上, 历史上不同文明之间交流互动的产出与结果较之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要来得远为丰富, 除了冲突之外, 还可能有吸收、混杂、霸权、排斥、复兴、毁灭、种族清洗以及互惠等。
尽管如此, 似乎无人能够怀疑的是, 正是亨廷顿第一次富有创见、大胆并尖锐地凸现了身份认同、种族以及宗教文化这些世界政治中长期存在但却被冷战意识形态的尖锐对峙所遮蔽的重大因素的作用。较之福山“历史终结论”略显简单化的预期,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似乎更为准确地把握住了时代变化的事实, 揭示了历史发展的文化推动力。2001 年9 月11 日, 美国遭遇恐怖袭击。这是美国自开国以来首次在本土遭遇外来袭击, 而且受到攻击的对象分别是象征美国经济与军事实力两大支柱的世界贸易中心和五角大楼,其给美国社会带来的震撼程度可想而知。由于参与袭击的恐怖分子均来自伊斯兰文化世界, 这似乎印证了亨廷顿在“文明冲突论”一书中所作的预言,从而愈益增加了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影响力。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以及其后似乎被其理论所预言的恐怖袭击的发生, 某种程度也可以被视为美国的力量优势太过明显, 其在世界上其他地区, 特别是非西方文明区域的对外扩张———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价值与生活方式等方面———太过强势与霸道, 从而引发了反弹。就此而言, 美国加州大学的亚洲问题专家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曾在《反弹》一书中作过相当精彩的阐述。②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以及“9 11”事件的发生等国际关系的一系列后续发展似乎表明, 美国所拥有的强大经济军事等硬实力优势能否转换为其在政治、文化等社会制度软实力方面的优势, 仍难有定论。换言之, 就美国个案而言, 硬权力与软权力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 依然是一个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结语: 兼及现今重又兴起的“美国衰落论”
回顾20 世纪80 年代美国学术界围绕美国力量是否衰退、美国霸权是否面临终结所展开的辩论, 具有一定的学术与社会意义。此次辩论所涉及的一系列问题, 比如历史类比方法的适用性问题, 如何看待历史发展的延续、重复循环与变化和新潮流的出现之间的关系问题, 如何量度一国之力量, 一国力量的构成因素为何, 硬权力与软权力的关系问题, 文明(文化) 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等问题, 在今天依然具有相当的学术与社会价值, 值得我们继续关注。对这些问题的考察研究有助于我们在理论上深化对于历史分析方法、权力等国际关系核心概念、文明(文化) 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与作用等问题的理解。此外, 美国学者在此次有关美国衰落论的辩论中所表现出来的专业求实、科学批判精神, 也值得借鉴。不仅如此, 这场辩论对我们认识今天重又兴起的“美国衰落论”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正如国内几位学者已经注意到的那样, 由于美国在阿富汗与伊拉克两场战争所遭遇到的巨大挑战, 以及布什单边主义引发的全球性批评浪潮, 使得美国在全球各地的形象与软实力大受影响。2008 年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又给美国经济造成了严重损害。在这种背景之下,“美国衰落论”重又兴起, 有不少学者认为美国力量优势正处于衰退之中, 有学者甚至断言美国世纪正面临终结, 美国需调整战略以适应变化了的新形势。国际关系学者科克(Michael Cox)认为, 现在的美国力量相比20 世纪90 年代中期的鼎盛时期已经无可避免地呈现下降趋势, 历史上也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大国可以永久掌控国际局势, 不论其如何特殊和强大。现今美国面临的问题不是是否衰落, 因为衰落已经是事实, 而是如何成功应对自身力量相对下降的挑战。美国《新闻周刊》国际版主编扎卡里亚( Fareed Zakaria) 也认为, 当前的全球政治正在经历过去500 年来的第三次权势转移, 即非西方世界的兴起(前两次转移分别是西方世界自1500 年后的兴起及19 世纪末美国力量的迅速崛起) 。扎卡里亚提出, 一如当年的大英帝国, 现在的美国也开始处于衰退之中。扎卡里亚使用历史类比方法, 将衰退中的美国与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大英帝国作了比较, 认为两者在全盛时期所拥有的经济金融与军事优势都十分明显, 两大强权都视自己为又一个罗马帝国; 大英帝国的衰落始于布尔战争, 而今天的美国衰落则肇始于阿富汗与伊拉克两场战争。同样, 美国外交协会主席哈斯(Richard Haass) 也认为, 冷战结束后开始的美国单极时代仅持续了不到20年, 现在业已结束, 世界已进入“无极时代” (era of nonpolarity) 。在哈看来, 导致该变化的原因, 并不是如现实主义假定的那样出现了可与美国抗衡的国家或集团, 而是由于历史、美国自身政策以及全球化和跨国互动的发展等三方面原因所致, 这特别体现为国际关系体系中新的非国家行为体数量及影响的提升, 以及其他国家力量的提高方面。这些新变化使得目前的国际体系很难简单地以单极或多极来描述。中国学者吴心伯也在《华盛顿季刊》撰文, 认为全球金融危机重创了美国帝国力量构成的两大基石, 即军事与经济实力基础, 并进而影响了美国倡导的“华盛顿模式”的吸引力。在他看来, 正在出现的新世界将由多重权力结构、多个经济发展模式以及多个大国所组成。
不过, 也有不少学者对“美国衰落论”提出了批评。美国前国务卿赖斯(Condoleezza Rice) 就曾于2008 年在《外交季刊》发表题为“反思国家利益”的文章, 系统阐述金融危机发生之后的美国外交战略。在这篇文章中,赖斯充满信心地指出, 尽管美国发生了经济危机, 但建立在包容、开放、鼓励创新等价值之上的美国力量基础依然并将持续坚固, 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依然是发达国家之中最快的, 其基础依然稳固, 美国在高科技与教育领域也处全球领先地位。其结论是: 美国依然有能力领导世界, 可以胜任领导世界的新挑战。同样, 奈也专门撰文探讨危机对中美两国力量的影响问题。在文中, 奈认为尽管金融危机对美国经济与“华盛顿模式”产生了负面影响,但评估此次危机对美国经济的长期影响还为时尚早, 他认为危机不同于日本在90 年代所遭遇的经济滞胀, 也非致命性的。美国经济依然富有活力与弹性。另一方面, 此次危机对于中国的出口导向性经济可能产生一些负面影响,其他国家将要求中国更多开放汇率、利率以及市场。奈也注意到, 尽管不少人士认为中国经济总量上将在2027 年左右赶超美国, 但从实际来看, 中国与美国之间的经济差距还很明显, 中国还有庞大的农村人口, 人均GDP 依然远低于美国, 而美国在生物技术、纳米技术等一系列先进技术领域居于全球领先。用奈的话来说,“中国世纪尚未降临到美国头上”。
综观两次围绕美国是否衰落所发生的辩论, 不难发现两者存在不少相似点。就两次辩论的背景来看, 本文所探讨的“美国衰落论”的辩论的基本背景是1970 年代的石油危机、美元危机给美国社会与学界所带来的冲击。而现今美国是否衰落辩论的背景则是美国在伊拉克与阿富汗两场战争中处进退维谷之地, 以及美国发生了次贷危机及金融危机, 这些遭遇给美国社会带来了比较大的冲击。其次, 就当下的“美国衰落论”及其批评者的观点来看,与前次论战也存有不少相似之处。论者都强调美国在军事方面的投入过多,经济方面所占世界份额的减少, 财政赤字巨增, 外债亟骤等众多问题对美国力量的影响; 他们也都重视全球化以及国际体系中正在崛起的大国对美国形成的挑战等因素。梅森的著作就花了相当大的篇幅来说明美国国内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如医疗与社会保险问题、低储蓄率、贫富差距扩大、暴力犯罪猖獗等社会问题, 将导致美国霸权与美国世纪的终结。此外, 两次论争中的学者也都有意无意地运用历史类比方法, 他们也都强调需要关注国际发展中的新潮流和新趋势, 特别是全球化、跨国互动、以及非国家行为体和国际体系中的新兴崛起大国对国际格局与美国霸权的影响。这一点在当下正在展开的“美国衰落论”的辩论中似乎表现得更为明显。近几年国际上热议的“金砖四国”的崛起, 特别是中国与印度的快速发展, 对国际格局可能产生的影响则成为学者们考察当下的美国力量状况、探讨“美国衰落论”时关注的一大重要因素。
尽管如此, 对于中国和印度等“金砖四国”的发展速度能否持续、发展模式是否具有替代性及普遍性、亚洲是否能在科技创新方面如美国那样引领世界等一系列问题, 在目前学术界仍存有争议。美国国际问题研究学者裴敏欣教授2009 年曾在文章中对那些认为美国正在衰败、世界力量正在发生从西方向东方的转移、亚洲即将领导世界的观点提出了批评。裴敏欣说, “不要轻信那种美国衰败、新的亚洲世纪即将到来的夸夸其谈。如果中国、印度以及其他亚洲国家最后真的能够做到这点的话, 那也是几十年之后的事情”。不仅如此, 如果就本文“美国复兴论”所提出的一系列理论主张观点来看，这些学者强调美国经济金融的结构性优势、美国力量的长时间基本维持平衡、美国的软权力优势、美国的科技创新能力、美国对盟国的强大控制等因素，正如裴敏欣教授所指出的, 现在谈论美国衰落、美国世纪的终结似乎确实有些为时尚早, 当然, 美国最终是否衰落, 其霸权是否面临终结, 历史实际上将如何发展, 还有待时间的检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