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李侃如：寻找学术与政策影响之间的平衡 ~ 中国戰略

编者按：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赵梅根据与李侃如博士的采访所得整理的采访稿。原文刊登在《美国研究》2011年第2期上。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博士是继费正清、鲍大可之后,美国当代卓有成就的中国问题专家,现任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资深研究员,曾任密歇根大学政治学和商学院教授、威廉斯•戴维斯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
1998年至2000年,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部资深主任。他在密歇根大学执教的30多年间,讲授中国政治课程,可谓“桃李满天下”。 2009年从密歇根大学退休,到位于华盛顿的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任中国中心主任后, 他更加活跃于政策咨询舞台。他对中国的看法,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美国所建所30周年之际,本刊编辑部对李侃如博士进行了采访。
采访人:赵梅,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美国研究》执行主编。

问:作为美国所的老朋友,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美国所的同行的?

答:是在1981年春天,我随一个美国学术代表团来北京参加学术研讨会。主办者要求每位美国与会者提交一篇会议论文,中国与会者进行点评。我的论文是由资中筠女士来点评,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她。事实上,在那次会上,我们花太多时间讨论,没时间评论了。她在休息的时候找到我,坚持对我的论文做出评论。这是我第一次与资中筠女士的接触。那次会议美方的主办者我记不太清了,好像是洛克菲勒基金会,或是亚洲基金会。它们认为,让美国研究中国的年轻学者与世界其他地方研究中国的年轻学者接触,建立联系,交流对中国的看法,是非常重要的。这种观点很有远见,在当时也很少见。那次会美方与会者共六位。我们访问了日本、新加坡、印度、中国和意大利,并在那里举行研讨会,与当地学者交流对中国的看法。当时美方年轻的学者,除我之外,还有何汉理(Harry Harding)等。那时我30多岁。

问:您第一次来中国的时候,您看到的中国与以前在书上读到的一样吗?

答:我1976年7月访问中国,那时文革还没结束。我可以感觉到当时北京的局势非常紧张。每天晚上,军人持枪在街上执勤。我来中国前对中国做过很多研究,非常熟悉那时的口号、标语,但身临其境,还是有些不同的地方。我在天安门广场辨认出的唯一建筑物是人民大会堂。这告诉我,在书上读到的与活生生的人和物是不同的。你知道,身临其境,你会见到真正的人,真正的物。我记得那次访华途中的另外一件事。我们乘火车南行,到河南、河北,那时是人民公社年代。我们参观了一个模范人民公社,我和当地农民交谈。那时在中国的外国人很少。一次在没有陪同在场的情况下,我和农民交谈时引用了毛泽东语录,那位农民赶快走开了。

问:您前是研究苏联问题的,怎么后来转而研究中国?

答:这很偶然。20世纪50年代,我上高中的时候,对苏联特别感兴趣,学了三年的俄文。我在达特茅斯学院读本科的时候,那里有俄国外交研究项目,该项目允许学生到国外去研究俄国,并且有部分时间在苏联,我对此很感兴趣,所以主修俄国研究。后来,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之所以选择哥伦比亚大学,是因为那里有全美最好的苏联研究中心。开学前,学生要与导师见面。我的导师是兹比格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他当时是哥大苏联研究中心的主任,后来在卡特政府时期任国家安全顾问。他问了我很多问题,如我想学什么等等。我说我想研究苏联。他想了想回答说:“我的结论是你不要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苏联。你已经上过我们讲的所有有关苏联的课,对你来说,没有什么新东西了,研究些其他问题吧!我当时想:“什么? 我选择哥大,就是因为这里有全美最好的苏联研究!暠我对共产党国家感兴趣,当时在哥伦比亚大学还开设了中国政治的课程,于是我就选了这门课,任课教师是鲍大可(A. Doak Barnett)教授。我被这门课的内容深深吸引了,我的课业成绩特别好。学期结束时,鲍大可教授建议我把中国研究作为专业研究方向,继续深造。我决定这样做,于是在哥大上了中国研究的硕博连读。后来回想起来,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因为从那以后,我一直对中国抱有浓厚的兴趣。布热津斯基是我的第一位导师,而后是鲍大可。鲍大可教授离开哥伦比亚大学到布鲁金斯学会工作后,迈克•奥克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指导我写博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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