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高璐 译，中共中央编译局《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9期
2011年6月，埃及左翼学者、第三世界论坛理事长、替代道路世界论坛主席萨米尔·阿明委托本刊发表其最新写作的文章《2011年：阿拉伯之春？》，认为穆巴拉克政权放弃了独立工业化努力，取消了社会平等和和谐的政策，支持反动的政治伊斯兰而全面引进新自由主义，使埃及沦为发达国家的边缘地区，从而导致埃及民众特别是青年重新政治化、左派激进化和民主中产阶级愤怒，最终使埃及陷入政治动荡。
阿明同时认为，美国将通过支持反动的宗教力量来阻击埃及的真正民主化。作者同时指出，未来三大洲都可能继续出现动荡，而这和中心国家的衰落正好相遇，第三世界国家应争取更民主的未来。文章内容如下：
2011年伊始，阿拉伯世界接二连三地发生暴动。这场“阿拉伯之春”会带来阿拉伯世界的第二次觉醒吗？还是如我在《第三世界的觉醒》一书中所提的第一次觉醒一样，这些反抗也将止步不前、归于失败？如果前一种假设成立，阿拉伯世界的进步必将载入全球反帝国主义/反资本主义的光辉篇章；如果失败，阿拉伯世界则会继续徘徊在被主宰的边缘地带，无法成为重组世界的积极力量。
把这一地区泛称为“阿拉伯世界”而无视各国客观条件的差异是非常不合适的。所以，我以下的思考主要针对埃及——不可否认，它一直都在该地区的发展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埃及是资本主义边缘地带中第一个试图“崛起”的国家。早在日本和中国之前，19世纪初，穆罕默德·阿里（Mohammed Ali）就制定并实施了一项旨在振兴埃及及其马什里克（Mashreq）近邻的改革计划。这项伟大的实践持续了三分之二个世纪，直到19世纪70年代伊斯梅尔总督（Khédive Ismail）执政后半期才停滞不前。分析失败原因，当时工业资本主义的主要势力英国的残暴入侵不能不提：1840年入侵两次，70年代控制财权，1882年军事占领。英国锲而不舍地要把一个现代化的埃及扼杀在摇篮中。
崛起中的埃及被打败，又在被统治的边缘地带徘徊了近40年（1880—1920）。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对其施加改造，以便服务于自身积累的需要。这种强制性倒退不仅打击了埃及的生产制度，也破坏了原有的政治和社会结构；它还不断强化保守反动的思想文化，以便把埃及控制在从属地位。
但埃及从来没有接受这种地位。因为这种执着的抗拒，接下来半个世纪（1919—1967），埃及出现了声势浩大的运动浪潮。它有三重目标：民主、独立、进步。虽然它们的表达方式有时狭隘而混乱，但它们是不可分割的整体。
随着1919年华夫脱党的成立，埃及半世纪解放斗争的第一阶段侧重于民族独立和（资产阶级民主立宪的）政治现代化。这一设想的民主形式使埃及在去宗教化方面取得了进步。“正常的”选举不仅使科普特基督徒得到穆斯林的选票支持，更让他们得以担任国家要职。
但英国和由君主派、大地主及富农组成的国内反动集团合力阻挠华夫脱党领导下的埃及民主进程。20世纪30年代，西德基·帕夏（Sedki Pacha）的独裁统治（废除了1923年民主宪法）遇到了当时作为反帝民主斗争先锋的学生团体的坚决抵抗。所以，英国使馆和埃及王室支持以新“政治伊斯兰”中最反动的思潮（原教旨主义）为理论根源的穆斯林兄弟会的成立（1927年）并不是偶然。
面对意大利占领埃塞俄比亚和世界大战即将爆发的前景，英国不得不对民主势力做出让步：允许1936年华夫脱党重新上台执政，并于同年签订《英埃同盟》。二战让很多矛盾退居二线。1946年2月21日起，随着学生工人联合会的成立以及共产主义者的加入和工人运动的发展，斗争浪潮再次高涨。受到英国支持的埃及反动势力残酷镇压起义力量，并且动用支持西德基·帕夏第二任独裁统治的穆斯林兄弟会，但没能使运动噤声。华夫脱党重新执掌政权，宣布废除1936年的《英埃同盟》，苏伊士运河占领区内的游击战争也蓬勃开展，这些努力直到1951年“开罗纵火案”后才宣告失败。
“自由军官组织”1952年的第一次政变和1954年标志着纳赛尔掌权的第二次政变终结了这一阶段风起云涌的斗争浪潮。纳赛尔主义抹煞了1919—1952年的埃及觉醒史，只把“埃及革命”定位于1952年7月。当时很多共产主义者否认这一思想，认为1952年和1954年的政变旨在结束日益激化的民主运动。他们没有错，因为纳赛尔主义直到1955年4月万隆会议后才转变为反帝纲领。它不仅“缺乏民主”（禁止民众组织社团），也“取消”了所有形式的政治生活，由此产生的真空有利于政治伊斯兰乘虚而入。1955—1965年的短短10年，这一纲领就失去了活力。埃及发展迟缓给了改由美国统帅的帝国主义可乘之机，它以以色列为军事工具破坏埃及运动。埃及1967年的军事失败标志着它长达半世纪的运动高涨形势正式结束。纳赛尔选择了向右妥协的道路（“向资本主义全球化”开放），运动浪潮转入低谷。继任的萨达特加重了右倾趋势，把穆斯林兄弟会纳入专制统治内。穆巴拉克也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
接下来的运动低潮持续了近半个世纪（1967—2011年）。受制于自由主义全球化和美国战略的埃及不再扮演地区和全球的积极角色。美国的主要盟友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占据了当地舞台。以色列在埃及和一些海湾国家的默许下，在巴勒斯坦扩张殖民势力。
纳赛尔时代的埃及制定了一套虽有争议但和谐统一的经济社会制度。纳赛尔大胆发展工业化，希望摆脱埃及棉花出口国的殖民地位。这一制度下的收入分配对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有利，但也没有使普通民众陷于贫困。萨达特和穆巴拉克却摧毁了这一生产制度，取而代之的是建立在企业最大限度追求利润基础上的极其松散的制度，而那些企业很大部分只是帝国主义垄断资本的加工商。30年来备受世界银行称赞的所谓高增长率其实毫无意义，并且极端脆弱。与此同时，社会不平等加剧，失业率激增（年轻人首当其冲）。埃及形势一触即发；它也的确爆发了。
美国吹嘘的“制度稳定”建立在庞大的警察机器上，这导致了粗暴执法、罪行频发。帝国主义宣称：这一制度可以避免埃及成为伊斯兰国家。这只是一个粗鄙的谎言：这一制度已经把反动的政治伊斯兰纳入政权体系，给它教育、司法和国家电视广播的管理权。美国的表里不一正是为其目的服务的：对政治伊斯兰的实际支持摧毁了埃及社会应对世界现代化挑战的能力；对它“滥用职权”（如杀害科普特基督徒）的偶然揭露又证明了美国以“反恐”为名进行军事干涉的合法性。在穷人和中产阶级能够大规模移民到石油国家的情况下，这一体制似乎还可容忍；但当亚洲移民取代阿拉伯移民的劳工位置时，反抗活动就重新开始了。2007年的工人罢工，因为土地资本化而导致有可能被剥夺地权的小农的顽强抵抗，中产阶级内部民主抗议社团的形成（如凯法雅运动[Kefaya]和4月6日运动），预示了革命的爆发不可避免。我们由此进入了解放斗争高涨的新阶段。
民主运动的组成部分
埃及这场声势浩大的人民运动包含三支活跃力量：“重新政治化”的青年、激进的左派和民主中产阶级。
青年（100万左右）是运动的先锋。激进左派和民主中产阶级随后迅速加入。最初四天呼吁抵制游行的穆斯林兄弟会（以为游行很快会被镇压）在发现运动吸引了1500万民众后才参加进来。
青年和激进左派有三个共同目标：恢复民主（结束军警制）；制定有利于民众的经济社会政策（不再屈从于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实行独立的国际政策（不再屈从于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它控制全球的军事部署）。他们呼唤的民主革命是反帝的、社会的民主革命。
中产阶级的团结基本以民主为唯一目的，对当下的“市场”机制和埃及的国际关系并不一定持否定态度。
三大力量发出的游行号召很快得到了全埃及人民的响应。政府最初几日的疯狂镇压（1000多人死亡）并没有使青年及其盟军退缩。他们的勇气带动了1500万城乡民众走上街头示威抗议。这一声势浩大的场景改变了局势：希拉里和奥巴马意识到他们应该放弃支持穆巴拉克了；军队领袖也打破沉默，拒绝参加镇压，并最终舍弃了穆巴拉克及其主要幕僚。
运动的普及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因为各个阶层远没有形成“和谐的阵营”。工人阶级的加入（500万劳动者）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他们通过一次又一次罢工不断完善2007年构建起来的组织形式。全国已有50多家独立工会。小农阶级因为取消土改有可能被剥夺地权，也进行了顽强抵抗，加剧了运动激化的趋势。还有数量众多的“穷人”，他们积极参加了2011年2月的示威游行，又往往在街区的人民委员会中任职以“捍卫革命”。竞赛由此展开：是兄弟会及其伊斯兰盟军还是民主联盟能与这些不明方向的民众结成有效的同盟？
在民主派与劳动者构建统一阵线方面，埃及取得的进步无法忽略。五个社会主义倾向的政党（埃及社会主义党、人民民主联盟、劳动者民主党、革命社会主义者党、埃及共产党）已于2011年4月组成“社会主义力量联盟”，为共同目标而奋斗。与此同时，参与运动的各个政治与社会力量（社会主义倾向的政党、各个民主党派、独立工会、农民组织、青年社团、社会机构等）组成了“国民议会”。穆斯林兄弟会和右派政党拒绝加入该议会，再次证明了它们反对运动深入下去的立场。国民议会大约有150名成员。
反对民主运动的反革命阵营
正如过去斗争的高涨阶段一样，这次的反帝社会民主运动也遇到了强大的反革命阵营。
反动集团由埃及的资产阶级领导。他们不是世界银行口中的成千上万个“创新型企业家”，而是与国家机器相勾结大肆敛财的百万富翁、亿万富翁，属于买办势力。他们积极支持埃及融入当代帝国主义全球化中，是美国的绝对盟友。在它的阵营里，有军队和警察的将领，有与国家和执政党（民族民主党）紧密相联的“文职人员”，还有宗教人士（穆斯林兄弟会的所有领导人都是亿万富翁）。当然，也有作为中小企业家的资产阶级存在，但他们已经成为买办资产阶级诈骗制度的牺牲品，往往处于加工商的地位，受到地方垄断集团的控制，而地方垄断集团又是外国垄断势力的传送带。这部分由真正企业家组成的资产阶级对民主运动抱有好感。
农村的反动势力也不容小觑。它由富裕的农民组成。这些富农是纳赛尔土地改革的主要受益者，取代了之前的大地主阶级。纳赛尔时期的农业合作社把小农和富农结合在一起，因此运行时主要对富农有利，但纳赛尔的体制还是设置了限制富农压迫小农的预防措施，是萨达特和穆巴拉克在世界银行的建议下废除了这些措施，使得富农得以加速淘汰小农。富农在现代埃及历史上总是充当反动角色，现在更是变本加厉。他们是保守伊斯兰教在农村的主要支持者，并且凭借与政权及宗教代表的紧密关系，主宰着农村的社会生活。此外，城市里的中产阶级很大一部分直接来自富农阶层。
这一反动集团拥有为之服务的政治工具：军队、警察、国家机构、特权政党（萨达特创立的民族民主党）、宗教机构、政治伊斯兰流派（穆斯林兄弟会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美国给予埃及军队援助（每年15亿美元）从来不是为了增强埃及国防，恰恰相反，是为了借助腐败消除它国防强大的危险。凭此“援助”，军队高层得以掌控买办经济的重要环节。因此，负责执掌过渡时期的军队领袖并不是“中立的”，虽然他与镇压行动划清界限，希望保持中立形象。他执掌下的“文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旨在阻止运动深化的反动措施，例如，反对罢工的法律（借口恢复国家经济），严格限制成立政党的法律（目的是只让因受旧制度支持而组织完备的政治伊斯兰派别有机会参加选举）。但是，虽然如此，军队在最后关头的态度依然无法预测。因为虽有干部贪污，也不是每个人都没有民族感情。此外，军队实际上一直被排除在有利于警察的政权之外。加上运动明确表示不希望军队进入国家领导层，军队最高统帅很有可能在将来退居幕后，放弃推出人马参与竞选。
不同于其他国家机器（新领导依然是旧制度下那批人），警察机构保持完好（没有对警方负责人提起任何诉讼），民族民主党的确在暴风骤雨中消失不见了，最高法院已经宣布了它的解散。不过，相信埃及资产阶级很快就会让它的新政党以这样或那样的名字重新诞生。
政治伊斯兰
穆斯林兄弟会是国家政权不仅容忍其存在、并积极支持其发展的唯一政治势力。萨达特和穆巴拉克让它管理教育、司法和电视三大基本机构。穆斯林兄弟会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温和”，更谈不上“民主”。它的领袖是自封的，整个组织建立在对领袖命令的服从和执行上，不允许任何讨论。领导层完全由极度富裕的人（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沙特阿拉伯、也就是美国的金融援助）组成，外围是中产阶级中的蒙昧主义者，基础是宗教协会通过慈善服务招募的平民（同样由沙特阿拉伯赞助），至于打击力量则是从流氓无产者中雇用来的非正规军。
穆斯林兄弟会赞同以市场为基础、完全依赖外部的经济体制，它实际上是买办资产阶级的组成部分。它反对工人阶级大罢工和农民为保留地权进行斗争。穆斯林兄弟会只在两方面“温和”：它拒绝提出一个经济社会纲领，所以不反对反动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它实际上接受美国在全球和该地区的军事控制部署。它是美国的有效盟友。（美国还有比沙特阿拉伯更好的盟友吗？而它正是兄弟会的幕后老板。）
但美国不能承认它在该地区的战略是建立“伊斯兰”政权，它必须假装伊斯兰势力让它“感到害怕”，这才能赋予它“长期反恐战争”的合法性。而这场战争的实际目的是：军事控制全球，保证美国—欧洲—日本独享世界资源。这种两面派手段还有另一优势：引发民众的“伊斯兰恐慌症”。欧洲对这一地区并没有特殊战略，只是日复一日追随着美国的脚步。目前最急迫的是揭穿美国的两面派手段——它有效地操控了民意，让民众上当受骗。美国（以及尾随其后的欧洲）最害怕的是埃及真正实现民主化，因为一个民主化的埃及必然质疑经济自由主义和美国及北约的侵略战略。美国一定会千方百计地阻挠埃及民主化，并以此为目的，不遗余力地支持穆斯林兄弟会。
帝国主义与政治伊斯兰在埃及的勾结既不新鲜也不特别。穆斯林兄弟会自1927年创立以来，一直是帝国主义和当地反动阵营的有利盟友，也一直是埃及民主运动的凶暴敌人。政治伊斯兰同样是美国及其盟友北约在穆斯林国家的战略伙伴。美国为塔利班提供武器和资金，在他们反对“共产主义”人民政权时（苏联进攻阿富汗前后）形容他们是“自由战士”，在他们关闭“共产党”创立的女子学校时宣称应该“尊重传统”！
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受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支持。原教旨主义者是极端分子，制造了很多起谋杀科普特基督徒的罪行。没有国家机器、尤其是司法体系（主要由兄弟会掌控）的默许，这样的行动是很难想象的！这种奇特的分工有利于穆斯林兄弟会装出温和的嘴脸；美国方面也假装相信这一点。但埃及伊斯兰教派内部对未来的走向还有激烈的斗争。埃及历史上占主导地位的伊斯兰教派是苏菲派，现在拥有1500万信徒。苏菲派开放、宽容，强调个人信仰而非宗教仪式。它一直受到政府的猜忌，但胡萝卜与大棒并用的政府又避免直接卷入针对该派的战争。海湾地区的瓦哈比教派与此相反：因循守旧，提倡仪式，把持异见者视为敌人。瓦哈比派发动了旨在消除苏菲派的战争，受到了政府的支持。今天的苏菲教徒已经去宗教化，他们号召政教分离，是民主运动的盟友。瓦哈比主义20世纪20年代由拉希德·里达（Rachid Reda）引入埃及，1927年后受到穆斯林兄弟会的推崇，但直到二战后海湾国家石油收益大增从而获得更多资金援助才活跃起来。
美国的策略：巴基斯坦模式
1967—2011年，主宰中东舞台的三大力量是美国、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它们是非常亲密的盟友，都不愿意看到一个民主埃及的崛起，因为一个民主的埃及必定反对帝国主义，拒绝自由主义全球化，降低沙特阿拉伯和海湾国家的地位，重振阿拉伯人民的团结，迫使以色列承认巴勒斯坦国。
埃及是美国控制全球战略的绊脚石。美国及其盟友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的唯一目的就是使埃及的民主运动流产。为此，它们愿意看到由穆斯林兄弟会领导的“伊斯兰政权”的出现，这是永久控制埃及的唯一方法。
为了让兄弟会政府合法，大家一直谈论土耳其模式。但这仍是障眼法。因为位居幕后的土耳其军队虽然并不民主，还是北约的忠实盟友，却可以有效保证国家的“世俗化”。华盛顿方面公开宣布的计划来源于巴基斯坦模式：（“伊斯兰”）军队位居幕后，（“文职”）政府由一个或多个“选举出来的”伊斯兰政党负责。很明显，这种设想下的“伊斯兰”政府不会反对自由主义，不会推翻有利于以色列领土扩张的所谓《和平条约》，只会致力于实现“国家和政治伊斯兰化”，并继续残杀科普特基督徒！沙特阿拉伯自然会千方百计（从财力上）支持这一计划，因为它想拥有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的霸权，就必须把埃及削弱到无足轻重的地位。
这种伊斯兰化模式是否可行？也许吧，但代价将是惨痛的暴力冲突。争论集中在旧政权宪法第二条：伊斯兰教法是国家立法的来源。这是埃及政治史上的新事物：无论是1923年宪法还是纳赛尔宪法都没有提到这一点，是萨达特在美国（“尊重传统”）、沙特阿拉伯（“《可兰经》取代宪法”）和以色列（“以色列国是犹太国”）的三重支持下把这一条款加进了他的新宪法。
穆斯林兄弟会希望建立神权政治（它对萨达特/穆巴拉克宪法第二条的拥护可以证明这一点），最近又提议设立“伊斯兰学者委员会”，负责审查所有法案是否与伊斯兰教法相符。那时，唯一的宗教政党把持政权，所有要求世俗化的政党变成“非法”，非穆斯林信徒（如科普特基督徒）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尽管如此，美国和欧洲还煞有其事地郑重对待兄弟会最近“放弃”神权政治的声明——
一个机会主义的欺骗性声明（根本没有修改纲领！）。难道中情局专家不懂阿拉伯文吗？结论很明显：美国希望建立兄弟会政权而非民主派政权，因为前者可以保证埃及依然留在美国怀中，而后者很可能质疑埃及的从属地位。新近成立的“自由正义党”只是兄弟会的工具。兄弟会还转守为攻，成立了“工会”、“农民组织”和各种名目的“政党”，唯一目的就是分化工人、农民和民主人士正在构建的统一阵线，为反革命阵营服务。
埃及民主运动能在将来的新宪法中废除这一条款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回头审视一下现代埃及史中出现的政治、思想和文化争论。
我们发现，斗争高涨时期，公开表达的观点层出不穷，“宗教”问题退居二线。19世纪从阿里到伊斯梅尔的三分之二个世纪便是如此：“现代化”问题占据了历史舞台。1920—1970年同样如此：冲突主要在“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共产主义者”之间进行。纳赛尔主义废除了这场争论，代之以民众主义的、泛阿拉伯的、现代化的思潮。这一制度的矛盾为政治伊斯兰的回归开辟了道路。与此相反，斗争低潮时，言论多样性消失，伊斯兰复古主义在政权授意下把持了话语权。1880—
1920年，英国通过流放埃及现代主义思想家和行动家构建起这种复古态势。受其影响，里达在该时期末写出了极其反动的文章，班纳加以利用，创建了穆斯林兄弟会。1970—2010年同样如此。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政权的官方言论实际上也是伊斯兰主义的，证明就是“伊斯兰教法”被写入宪法，穆斯林兄弟会被授予实权。我们不能低估这一时期去政治化的危害。
目前埃及的争论主要集中在所面临挑战的“文化”（实际上就是伊斯兰）内涵。积极的现象是：几周自由讨论之后，“伊斯兰教解决问题”的口号就在所有游行中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有关社会变革的具体要求（自由发表意见，自由成立政党、工会和其他社会组织，拥有工作权、土地权、教育权，抛弃私有化、实行国有化……）。但对手同样知道对“民主危险”组织反击：由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挑选的伊斯兰主义者组成的委员会对宪法做了无关痛痒的修改，然后匆匆忙忙在4月的全民公投中批准通过，但这些修改根本没有涉及第二条款。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预计2011年9月/10月举行。民主运动还在努力争取更长时间的“民主过渡”，以便自己的主张可以真正为不知所措的普通民众所知道。但奥巴马在暴动第一时间就作出选择：过渡简短有序（即不动摇国家机器），举行选举（让伊斯兰主义者获得期望的胜利）。无论是在埃及还是在别处，“选举”往往不是奠定民主的最好方式，却是终结民主进步活力的最好方式。
最后一点关于“腐败”。“过渡政府”强调会揭露腐败，威胁对相关人士提起诉讼。这一言论自然广受好评，尤其是很大一部分天真的民众。但只要分析一下深层次原因就会明白：“腐败”是资产阶级发展中必不可少的有机成分。这不是埃及的特殊情况，而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现象：与国家政权相勾结是买办资产阶级崛起的唯一方式。
风暴区
毛泽东没有错，他说资本主义没有给亚非拉人民带来任何好处，发展中国家由此成了“风暴区”——反复斗争的地区，这些斗争有可能（但仅仅是可能）带来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革命进步。
“阿拉伯之春”就处于这样的现实中。它是有可能实现制度转变的社会斗争，可以载入社会主义的发展蓝图。这就是资本主义制度不能容忍其发展的原因。它会动员所有不稳定因素，施加经济和财政压力，甚至进行军事威胁。它会根据情况，或者支持法西斯或亲法西斯的解决方案，或者支持军事独裁政权的建立。帝国主义三巨头（美国、西欧和日本）领导人的话语中永远充满了两面性。
这篇文章里，我不想仔细分析阿拉伯世界的每一项运动（突尼斯、利比亚、叙利亚……），因为各国运动的组成部分不尽相同，它们融入帝国主义全球化的方式及它们的现行体制结构都各有差异。
突尼斯政变打响了第一枪，是对埃及人民的极大鼓舞。突尼斯运动的优势在于：布尔吉巴开创的半世俗化制度可能不会受到从英国流放回来的伊斯兰主义者的排斥。但突尼斯运动似乎没有能力改变本国已纳入自由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外向型发展模式。
利比亚既不是突尼斯，也不是埃及，它们各自的敌对双方没有任何相通之处。卡扎菲一直都像小丑，从《绿皮书》就可以看出他毫无思想。自由主义加剧了社会困难，为最终的爆发提供了条件，而这种爆发又立刻被该国的政治伊斯兰和地方分裂势力所利用。利比亚从来就没有以一个民族的形式真正存在过。从地理上看，它位于马格里布和马什里克的交界处，两者的分割线正好从它中间穿过。昔兰尼加历史上属于希腊，后来归为马什里克；的黎波里有拉丁渊源，现在属于马格里布。因此，利比亚一直存在滋生分裂势力的土壤。目前还不知道班加西的“全国过渡委员会”有哪些成员，可能有民主人士，但肯定有伊斯兰主义者，最糟糕的是还有地方分裂分子。利比亚运动从一开始就是武装反抗的形式，而不是平民示威游行。此外，它马上向北约求援，为帝国主义军事干涉提供了可乘之机。它们的目标肯定既不是“保护平民”，也不是“实现民主”，而是控制石油、获取重要军事基地。当然，自从卡扎菲接受“自由主义”，西方就已经控制了利比亚的石油。但有卡扎菲在，我们永远不确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更严重的是，卡扎菲从1969年起就要求英美撤出二战后建在该国的军事基地。美国最近需要把位于斯图加特的“非洲司令部”（美国全球军事部署的重要一环）转移到非洲，但非洲联盟拒绝接受，而一个驯服的利比亚自然会无条件接受美国及北约的一切要求。
目前为止，叙利亚起义派还没有宣布纲领。也许复兴党接受新自由主义、面对以色列霸占戈兰高地毫无作为是民愤爆发的根源，但不能排除中情局的介入（听说有军队从约旦进入德拉）。穆斯林兄弟会几年前挑起了哈马和霍姆斯的暴动，这次估计也不会与美国的阴谋毫无关系。美国的目的是终结叙利亚和伊朗的联盟，因为它是对黎巴嫩真主党和加沙哈马斯的有力支援。
“阿拉伯世界的反抗”并不是“风暴区”内部不稳的唯一体现。
曾有一波“革命”浪潮扫除了亚洲（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非洲（马里）的一些独裁政权（由帝国主义和当地反动集团建立），但帝国主义势力又扶植了接受新自由主义、符合它们外交利益的政府，以保证主要形势不变。
南美解放运动取得了实际进步，主要体现在：国家与社会民主化；继续采取反帝立场；实行进步的社会改革。
媒体喜欢把第三世界的“民主革命”与柏林墙倒塌后终结东欧“社会主义”的革命相提并论，这是赤裸裸的欺骗。因为无论当时东欧革命原因如何，革命前景都是该地区被西欧帝国主义吞并。事实上，之后沦为发达资本主义欧洲“边缘地区”的东欧国家也将迎来自己真正的革命。前南斯拉夫就已经有信号发出了。
预计三大洲都会发生可能带来进步的运动，成为前所未有的“风暴区”。但进步要变为现实，这些运动必须克服诸多障碍：一方面，克服运动自身的软弱，找到各组成部分的共同点，制定并实施有效战略；另一方面，挫败帝国主义三巨头的干涉（包括武力干涉），即使打着“人道主义”旗号也应摒弃，因为帝国主义不可能希望看到这些国家的进步与民主，它干涉成功后设置的傀儡政府将依然是民主的敌人。
国际舆论号召实行《国际法》：如果一国人民的基本权利受到践踏，原则上同意外来干涉。但向此方向努力的条件并不具备。“国际社会”并不存在，代表它的是美国大使以及紧随其后的欧洲大使。难道需要列出长长的单子说明这些干涉带来的后果是多么惨痛甚至残忍吗（例如伊拉克）？
第三世界人民的春天和资本主义的秋天
被我称为第三世界人民第二次觉醒浪潮的“阿拉伯之春”（第一次发生在20世纪，在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反攻下失败）具有多种运动形式：或是矛头直指独裁统治的民愤爆发，或是新兴国家对国际秩序的质疑。“阿拉伯之春”与“资本主义之秋”（全球化、金融化的垄断资本主义正在衰落）恰好重合。和上世纪一样，这些运动的出发点是使位于制度边缘的国家和人民重新获得独立。所以，它们首先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仅仅潜在反对资本主义。如果这些运动与帝国主义内部劳动者的觉醒相结合，全人类社会主义的曙光就可能出现了。不过，这不是白纸黑字写下的“历史必然”。资本主义的衰落可以开启向社会主义的长期过渡，也可以带领人类走上野蛮之路。美国及北约军事控制全球的计划，帝国主义中心国家民主的衰落，正在反抗的第三世界国家希望民主拒绝复古的态度，都对未来的走向发挥着作用。在人类解放与普遍野蛮两种前景相互较量的现在，世俗民主化的斗争具有决定意义。
补充阅读：
Hassan Riad，LEgypte nassérienne，Minuit，1964.
Samir Amin，La nation arabe，Minuit，1976.
Samir Amin，A life looking forward，Memories of an independent Marxist，Zed，London 2006.
Samir Amin，L veil du Sud；Le temps des cerises，2008.
Gilbert Achcar，Les Arabes et la Shoah，Actes Sud，2009.
Samir Amin，La crise，sortir de la crise du capitalisme ou sortir du capitalisme en crise？；Le Temps des Cerises，2009.
Samir Amin，La loi de la valeur mondialisée；Le temps des cerises，2011.
Samir Amin，Pour la cinquième internationale；Le temps des cerises，2006.
Samir Amin，The long trajectory of historical capitalism；Monthly Review，New York，february 2011.
Gilbert Achcar，Le choc des barbaries，Ed Complexe，Bruxell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