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永年 2002年9月3日《联合早报》
至少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为美国提供了最大的合作。问题在于，中国在中美合作中到底得到了什么？对中国领导人来讲，最希望的当然是和美国结成战略合作伙伴。这种努力可以说是第三代领导人处理中美关系的主轴。在克林顿时期，高层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使得克林顿政府表示中国可以成为美国的战略伙伴。
找到具体而重要的合作基点
布什政府一上台，强硬派掌权，这种所谓的伙伴关系就成了泡影。但中国领导高层还是矢志不移，高层的信念是“即使你把我看成是敌人，我也仍然把你看成是朋友”。这种具有宗教式的忍耐精神的确对缓和中美关系、避免一场新冷战起了一些作用。反恐怖主义战争的开始就把布什政府的聚焦点从中国转移开。对高层来说，这应当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再次努力和美国建立伙伴关系。
的确，反恐战争的开始至少给中美两国找到了一个具体而重要的合作基点。从前两国之间也存在着合作领域如朝鲜半岛、武器扩散等等，但所有这些领域都比不上反恐问题那样具有迫切性。恐怖主义事件发生在美国，美国迫切需要中国多方面的合作，这种情势使得中国有可能在一些问题上和美国作谈判。收获最大的当是布什政府承认“疆独”为恐怖主义组织。从前美国把中国政府镇压“疆独”视为是人权问题，现在终于承认其为恐怖主义组织。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也可以说是中美合作反恐的成果。
那么，一年多来在反恐问题上的合作是否改变了布什政府对中国的定位呢？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没有”。“９·１１”事件发生后，布什立即把世界一分为二：要不和美国站在一起，要不就是和恐怖主义站在一起。随后，又提出“邪恶轴心”的概念。与此同时，英美又提出了所谓自由帝国主义（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ｍ）理论，把世界一分为三，以西方为代表的后现代国家，以阿富汗、索马里为代表的前现代国家。处于中间地带的则是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如中国、巴基斯坦和印度。这次，布什的国家安全报告完全是上述这些理论的综合物。
报告完全是一份有关“谁是美国的敌人、谁是美国的朋友”的名单。没有出人意料，中国处于中间地带。一方面，报告承认一个强大、和平和富裕的中国可以在国际事务上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美国追求和中国建立一种建设性的关系。报告认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能够给美国带来的经济好处，中美之间在反恐战争、医疗卫生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合作。从这些方面来讲，中美关系似乎又回到了克林顿时代。
但是，报告以不同形式突出了中美之间的根本冲突，那就是民主与非民主之间的斗争。报告强调２０世纪的历史是极权主义和自由民主之间的斗争的历史，最终以西方民主自由的胜利而终结。但是恐怖主义事件的发生表明在２１世纪，自由民主和非自由民主之间的斗争还将继续。
在民主与非民主之间布什的中国定位正是在民主与非民主之间。台湾、军事发展和武器扩散背景等问题都是在这个背景下加以讨论的。布什称台湾为“我们的朋友”和“民主台湾”，给台湾以无与伦比的地位。同时，布什也强调中国的军事发展在威胁邻居国家。尽管没有明说，但明显指的是两岸关系。不难看出，在这点上，和陈水扁把大陆看成是“恐怖主义”对台湾民主的威胁是遥相呼应的。
报告肯定了中国大陆的地方民主试验，但又直截了当地批评大陆领导层在经济改革那么多年以后，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国家政治发展方向。布什强调，社会和政治自由是中国伟大的惟一来源。很显然，对美国来说，中国可以成为伙伴，但必须是一个民主的中国。（一个民主的中国能否成为美国的真正伙伴？那就应当别论了。）布什这份国家安全报告为反恐怖主义战争而作，但其中、长期目标远远超出了反恐战争。作为惟一的霸权，美国的国际行为越来越带有其“宗教”使命感，就是要在全世界传播其所界定的民主自由。至少在目前看，在中国实现民主之前，美国是绝对不会感到安全的。
在极端恐怖势力存在的情况下，中美两国可以找到合作的基点，那么在反恐怖主义战争结束之后又会这样呢？现在处于中间地带的中国会不会又成为美国的“敌人”呢？除非有了一个民主的中国，否则美国不会停止在中国追求实现其“宗教”使命感。这是中美在反恐战争中合作的困局，也是对中国领导层的最大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