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卢祖送 2012年11月21日《国际论坛》(京)2005年05期
内容提要：围绕着中国的崛起，在美国国内出现了四种不同的理论解读，一是新现实主义，二是传统现实主义，三是贸易和平论，四是民主现代化论。前两个视角从现实主义的立场出发，将中国的崛起看成是美国的威胁；后两个视角从自由主义的理论出发，认为中国的崛起不会威胁美国的国际地位。前者形成对华“遏制派”，后者便是对华“接触派”，两派对中国的经济、军事、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解读各抒己见，见仁见智，从1993年至今，展开了激烈的对华政策辩论。这次辩论打破了美国传统的政治分野和内政外交之间的界线，给两国关系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而辩论双方在逻辑前提和政策目标等方面又有许多共通之处。
关 键 词：中国的崛起 美国对华政策 接触 遏制 辩论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国内出现了一些困难，很多西方人据此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无法维持下去。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国的经济呈现新的活力，政治稳定。1993年初，在美国出现了中国威胁论的调子。（注：Phillip C. Saunders, Debating Dragon: Priorities in US Policy towards China, 1989-1998( November 2001) , A Dissertation Presented to the Faculty of Princeton University in Candidacy for the Doctor of Philosophy. p. 255. ）《纽约时报》前驻京记者站主任克里斯托夫在《外交季刊》上发表《中国的崛起》，认为中国经济在迅速增长，这种增长必然导致军事力量的增强。（注：Nicholas D. Kristof, " The Rise of China" , Foreign Affairs, Volume 72 No. 5( November/December 1993) , pp. 59-74. ） 欧文赫尔特出版《中国的崛起：经济改革正在如何创造一个新的超级大国》，主要从经济的角度阐述中国的崛起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注：William H. Overholt, The Rise of China: How Economic Reform Is Creating a New Superpower( NY: W. W. Norton & Company 1993) . ） 1995-1996年台海危机之后，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一度主宰美国对华政策辩论的话语权。毫无疑问，中国威胁论出台的直接动因是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中国的政治制度所展现出来的活力。
在美国出现有关“中国崛起”的辩论绝非偶然，反映了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基本逻辑：即美国政治精英始终关注着战略问题，他们最终还是要从战略利益的角度来考虑对华政策。美国是现存国际秩序的最大受益者，因此也是这个秩序最坚定的维护者。面对中国的崛起，美国政治精英最大的担忧是中国破坏现存的国际秩序。判断中国是否会挑战现存国际秩序，他们需要把握中国的实力和意图，因为根据现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考察一个国家是否对现存的国际体系构成威胁的标准有两项：一是这个国家的实力，二是这个国家的意图。如果一个国家既有能力也有意志来挑战现存秩序，那么这个国家被认为是现存国际秩序的最大威胁。本文首先试图厘清20世纪90年代美国国内对于中国崛起的四种不同的理论解读。其次梳理和分析接触派与遏制派对中国的经济、军事力量、政治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不同看法和他们之间的交锋。最后总结这次辩论的基本特点。
一、对中国崛起的四种理论解读
虽然多数观察者并不会刻意从某一理论出发来考察中国的崛起，但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二元解读早已为他们的思想分门别类。传统现实主义认为国家的行为是由根深蒂固的人性的自私和贪婪所决定的，国家的目的是国家利益，手段是权力，国家的基本行为就是维持权力、增强权力和显示权力。新现实主义认为国家的行为由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和这个国家在该体系中的地位决定，决策者的随意性很小。无论是传统现实主义还是新现实主义都从零和的角度解读国际关系，他们认为一个国家之所得就是他国之所失，国家在交往过程中关注的是相对收益而不是绝对收益；他们都认为国家之间的对抗性关系这一基本性质是不会改变的。所以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增强必然使这个国家变得更具侵略性。相反，自由主义更多从经济角度来观察国际关系，并不认为国家之间的关系必然对抗，也不认为国家之间的关系一成不变。他们强调绝对收益，相信国家之间的经济贸易往来和一体化可以“软化”国家的侵略性，从而导致国家间关系的根本改变。
辩论者除了基本的理论取向不同以外，他们有的更多地关注国际(体系)因素，有的却认为理解一国的行为应该从这个国家的内部进行观察。根据辩论者的理论取向(现实主义相对自由主义)和观察视角(国际因素相对国内因素)的不同，可以在一个二维平面上将他们分成四种不同的理论模型(如下图)。
附图
第一类人从体系的视角出发，信奉现实主义，本文称之为“新现实主义者”。他们认为，因为国家间冲突根源于实力的差异及其变化，一个国家的意图是其相对实力的反映，中国目前没有挑战美国的意图是因为中国的实力远远低于美国的实力，一旦中国相对于美国的实力大大增强，中美两国的利益将发生冲突。虽然当今中国领导人不挑战美国的国际地位，但当中国有能力挑战美国的国际地位的时候，这种挑战必然出现。（注：Denny Roy, " The' China Threat' Issue: Major Argument" , Asian Survey, Vol. XXXVI, No. 8( August 1996) , pp. 758-771. ） 他们的观点纯粹建立在国家间的实力对比和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之上。在他们看来，唯有国家的实力是自变量，意图只是实力的一个因变量。中国威胁的紧迫性取决于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和中国政府将经济力转化为军事力的速度与效率。虽然《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的作者伯恩斯坦和芒罗对中国国内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有极大的误解，但他们基本观点依然来自新现实主义：美国是当今惟一的超级大国，中国是惟一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吸引力上日益接近美国并且可能挑战美国的国家，两国之间的这种力量分配决定了中国必然挑战美国。（注：Richard Bernstein & Ross H. Munro, 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 NY: Alfred A. Knopf, 1997) . ）
第二类人也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出发来考察中国的发展和中美两国的关系，但他们更关注中国国内的特性。他们是“传统现实主义者”，中国的政党制度、计划生育政策、宗教政策和对“六四”事件的处理方式都成了他们的口实。他们认为中国对美国的威胁和前苏联对美国的威胁如出一辙，问题的根源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的存在就预示着中国挑战现有国际秩序的意图永远很强烈。他们建议美国对中国采取遏制政策与和平演变政策，在中国没有放弃挑战现有国际秩序的意图之前，必须遏制中国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的增强。
在他们看来，中国政府为了增强合法性，通过唤起民众对屈辱史的回忆来激发民族主义。并认为，在中国人的脑海里面，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中央王国”的情结。高涨的民族主义和“中央王国”的情结都对中国挑战现存国际秩序的意图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注：Richard Bernstein & Ross H. Munro, " 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 , Foreign Affairs, Vol. 76, No. 2( March/April 1997) , pp. 18-32. ）
第三类人被称为“贸易和平论者”，他们认为，如果中国希望经济发展，必须融入到整个世界经济体系中，经济的一体化将软化中国的对外行为，以确保进入其他国家的市场和吸引足够的外资。中国与其他国家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将使中国与现存世界秩序休戚与共，强大的中国将在制定国际游戏规则的时候有更大的发言权。除非中国置自身的经济利益于不顾，否则将不会挑战现存秩序。因为侵略行为的经济成本远远大于可能带来的好处，中国将选择和平地融入到现存的国际秩序中来实现其利益，而不是挑战这一秩序。（注：Julia Chang Bloch, " Commercial Diplomacy" , Living with China, Ed. Ezra F. Vogel( NY,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1997) , pp. 194-196. ） 中国融入到这些制度中未必会改变其政治制度，但会改变领导人对国家利益和实现国家利益的手段的考虑。“如果中国的决策者对未来贸易的期望很高，那么他们很可能会采取有利于地区与全球安全的政策。”（注：Rex Li, " The China Threat: Theoretic Perspective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999) , 8( 22) , p. 445. ）
第四类人是“民主现代化论者”，（注：Phillip C. Saunders, op. cit. , p. 274. ） 他们的观点事实上是“现代化论”和“民主和平论”结合的产物。现代化论认为，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是一个“国退民进”的过程，富裕起来的中产阶级将会提出更高的要求，不仅仅局限于经济权利，而且要求政府让渡部分政治权利，要求选举政府。克林顿政府的核心决策者都支持这一论点，认为中国经济发展之后会出现民主化，计算机和英特网、传真机和复印机、调制解调器和卫星都增加了中国人接触外界的人和思想的机会。“传播的思想和信息越多，人们越希望独立思考、自我表达和参与。这种事情发生的越多，政府就越难阻止人们这样做。”（注：William J. Clinton, " Remarks to the Asian Society and the United States-China Education Foundation Board" , Scott Kennedy, ed. , China Cross Talk: the American Debate over China Policy since Normalization, ( Lanham, Boulder, NY, Oxfor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 2003) , p. 172. ） 民主和平论认为，虽然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之间经常爆发战争，但民主国家之间从未打仗，因为民主国家之间存在着基于共同的合法性而产生的相互信任，民众强有力地制约政府的战争冒险行为，民主国家之间的经济贸易往来也制约着战争的爆发。
二、接触派与遏制派的交锋
辩论的一方是以克林顿政府为代表、包括美国军方和一些学界和商界人士在内的政治精英，要么是贸易和平论者，要么是民主现代化论者，主张与中国接触。他们从自由主义的理论视角出发，或强调体系的力量、或重视国内经济发展会引起政治制度的变迁，其结论是中国不大可能成为美国的威胁，因此美国没有必要遏制中国的发展。我们称之为接触派。
首先，接触派认为，虽然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实力有了长足的发展，但中国的经济实力被严重夸大。第一，中国的经济底子很薄弱，（注：Mortimer B. Zuckerman, " Realism about China" , US News & World Report( June 9, 1997) , p. 104. ） 70年代末改革起步之时，很多中国人尚没有解决温饱问题。（注：Avery Goldstein, " Great Expectations: Interpreting China' s Arrival" ,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ume 22, No. 3( Winter 1997/1998) , p. 55. ） 第二，1880年以来，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总量中所占份额持续下降。尽管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很快，但目前中国的经济实力还很弱，1997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占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3.6％，排第七位，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排在第81位。即便是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也只占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11.8％，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排第65位。按照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中国排在第107位。（注：Gerald Segal, " Does China Matter? " Foreign Affairs, Vol. 78, No. 5( November/December 1999) , pp. 24-36. ） 如果中国以6％、美国以2％的速度增长，中国的经济总量在2025年左右赶上美国，但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及美国的38％。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大约在2065年—2098年之间才能赶上美国。（注：Joseph S. Nye,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Why the World' s Only Superpower Cannot Go It Alone(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 pp. 18-22. ） 所以中国不可能是现实的威胁。第三，中国的市场容量也被人为夸大，一百多年来，西方人就一直看好中国的市场，但这个“潜在的”市场一直没有成为现实，被认为是一个“诱人的怪物”。（注：George F. Will, " China' s Turn" , Washington Post, Washington D. C. , April 17, 1997, p. A. 23. ） 1996年，美国对中国大陆的出口是美国对台湾地区出口的65％。（注：David M. Lampton, Same Bed, Different Dreams: Managing US-China Relations, 1989-2000( London, Eng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Ltd. , 2001) , pp. 379-382. ） 1997年，中国的对外贸易占世界贸易的3％，与韩国的水平不相上下，低于荷兰的水平。占亚洲国际贸易的11％。“事实上，中国是一个对世界相对无关紧要的小市场。”（注：Gerald Segal, op. cit. , p. 25. ） 第四，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面临许多“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瓶颈问题，不容易解决。
其次，目前中国的军事力量并不强大，在近期内也无法挑战美国的军事力量。第一，中国军事力量的基础相当薄弱，建国以来，中国一直奉行“人民战争”的战略理念，重视人的因素，而忽略科技的发展和武器系统的更新换代。“文化大革命”期间，军队受到严重冲击。80年代，为了追求经济的发展，军队建设的步伐依然很慢。第二，虽然90年代以后，中国开始进行军事现代化，但“即便是对中国的长期意图深表怀疑的人士也相信，中国一点也不像在意识形态、军事和地缘政治上向美国提出挑战的前苏联。”（注：Jonathan D. Pollack, " American Perceptions of Chinese Military Power" , Herbert Yee & Iran Storey, eds. , The China Threat: Perceptions, Myths and Reality( London: Routledge Curzon: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02) , pp. 44-46. ） 中国空军、海军和导弹部队的现代化项目都面临很多困难和障碍，并非短期可以克服。（注：Avery Godstein, op. cit. , pp. 40-50. ） 无论是战略力量还是常规力量都并不非常令人恐惧。虽然中国的战略核力量在不断增长，但根本无法与美国和俄罗斯相比，甚至第二次核打击能力都受到限制。在常规力量方面，由于中国缺少向外输送部队的能力，对邻国的威胁很小。（注：Ronald N. Montaperto & Karl W. Eikenberry, " Paper Tiger: A Skeptical Appraisal of China' s Military Might" , Harvard International Review, Vol. XVIII, No. 2(Spring 1996) , p. 29. ） 中国的军事力量要落后美国几十年，美国太平洋司令部总司令布莱尔认为，中国在未来二十年不可能对美国构成威胁。（注：Bates Gill & Michael O' Hanlon, " China' s Hollow Army" , China Cross Talk, p. 202. ） 中国军费所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要低于美国，近年中国军费的增长主要用于提高军人工资、改善相关福利、改进防空雷达等防卫系统。中国军事现代化的步伐落后于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中国核力量的部署也主要是为了遏制美、俄强大的核力量和防止日本核武装。因此，“中国常规力量的态势和核力量的部署都是防卫性的，如果没有遇到严重挑衅，比如外部军事力量干预台湾问题，这种局面不太可能会改变。”（注：Selig S. Harrison, "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Asia: The' Threat' in Perspective" , Ted Galen Carpenter & James A. Dorn, eds. , China' s Future: Constructive Partner or Emerging Threat? ( NY: Cato Institute, 2000) , p. 96. ） 第三，虽然中国近年来的经济发展较快，但经济上的发展并不必然导致一个军事上强盛的中国的出现。中国的人口多，经济总量的相当大的比例必须用于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的支出，消费弹性相对较小。
再次，接触派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会导致政治的民主化，至少会为民主化准备条件。中国经济的发展将会“软化”中国的对外行为，因为中国经济的发展使中国在投资、市场和能源方面越来越依赖于外部世界，这种对外部世界的依赖将会成为中国发生变化的强大的推动力。（注：Rex Li, op. cit. , pp. 443-476. ）“当今的中国远非一个威胁，看来印证了自由主义的一个论断：即经济的发展和相互依赖鼓励合作和冲突的解决。”（注：Thomas L. McNaugher, " A Strong China: Is the United States Ready? " China Cross Talk, p. 156. ） 同时，与中国接触可以改变中国领导人对于美国政府动机的判断，“北京的领导人必将投桃报李”，将美国当成合作伙伴，而不是竞争对手或者战略上的敌人。（注：Robert Ross, " Engagement in US China Policy" , Alastair Iain Johnston & Robert Rosseds, eds. , Engaging China: the Management of an Emerging Power( London & NY: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1999) , p. 181. ） 因此，美国人应该“区别一个蒸蒸日上的国家和一个寻求霸权的国家”，并据此相应地调整对华政策。（注：Mortimer B. Zuckerman, op. cit. ）
第四，接触派认为，中国的敌意不是必然的，美国的对华政策将对中国的意图产生重要影响。如果美国将中国当作朋友看待，中国将不会成为敌人。但是，“如果你将中国当敌人看待，那么你将真的有了一个敌人。”（注：Robert Ross, op. cit. ） 以克林顿为代表的接触派兼顾“贸易和平主义者”和“民主现代化论者”的主张，相信经济上的一体化和政治上的自由化可以相得益彰。（注：Phillip C. Saunders, op. cit. , p. 278. ） 虽然中国目前并没有出现西方式的民主选举，但事实上中国在政治民主化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注：Pei Minxin, " Is China Democratizing? Ignorance and Reality" , Foreign Affairs, Vol. 77, No. 1( January/February 1998) , pp. 68-85. ） 正如李侃如所指出的：“一个心系改革和走向现代化的中国将会朝着法治而不是由腐败的家族统治的、以市场为导向的制度前进，将能更好地满足其人民的物质需要，最后将会催生一个起节制作用的中产阶级。”（注：Kenneth Lieberthal, " A New China Strategy" , Foreign Affairs, Vol. 74, No. 6, ( November/December 1995) , p. 36. ）
最后，接触派认为，将中国简单地定性为“一个不满现状的国家”有失公平。中国确实有自己的目标，这个目标也与现存国际秩序不完全重合，但“中国不是一个革命性或变革性的国家。目前，中国既不是一个边缘国家，也不处在国际体系的核心。她是一个受到亚太地区权力分布严重制约的二流国家。虽然经济在朝上走，但远远没有达到像日本和德国30年代那样寻求改写游戏规则的时候。”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军事理念和训练方面的变革并不能证明中国打算在近期彻底改变地区安全秩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惊人的速度融入到现存的国际秩序中来。“没有什么东西比中国心照不宣地接受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前沿军事存在更能证明北京对现状的基本满意了。”（注：Ronald N. Montaperto & Karl W. Eikenberry, " Paper Tiger: A Skeptical Appraisal of China' s Military Might" , Harvard International Review, Vol. XVIII, No. 2(Spring 1996) , pp. 30-31. ）
此外，接触派认为，任何旨在孤立和遏制中国的政策都不会得到美国在东亚的盟国的支持。
有学者将冷战结束之后的中国和二战结束后的苏联相比较，发现两者在政治、意识形态、军事战略上给美国提出的挑战不可同日而语；两国国内经济和军事力量相差悬殊；面临的周边环境完全不同。“遏制战略也许是二战结束后对付苏联的最好战略，但是，遏制战略有其局限性，照搬用来对付冷战后的中国必定铸成大错。”（注：Mark T. Clark, " Should the United States Contain China? " Comparative Strategies( Taylor & Francis, 1997) , pp. 275-292. ）
然而，接触派也认为中国的前途还存在许许多多的不确定因素，为了对付这种不确定性，他们并不完全排斥遏制派的主张。第二届克林顿政府的亚洲政策就包括对中国的防范。（注：Phillip C. Saunders, op. cit. , p. 284. ） 所以克林顿政府名义上的对华政策是“接触政策”，但事实上追求的是“接触+防范”的政策，侧重于接触，但没有忘记防范。一旦“接触”失败，“防范”政策就会取而代之。
在美国对华政策上，有一批政治精英与接触派针锋相对，人们称之为遏制派。其成员主要包括一些国会议员、部分媒体、保守的学者、思想库和一些利益集团。利益集团既包括为理念而奔走的人权组织，也包括为其自身现实利益而呼号的劳工组织。具体而言，遏制派认为有以下遏制中国的理由：
首先，中国的军费开支比公布的数目大得多，军事现代化的步伐明显加快。伯恩斯坦和芒罗认为，中国实际军费开支是官方公布的数目的十至二十倍。中国官方公布的1996年的军费开支是87亿美元，但据他们计算，中国的军费开支至少是870亿美元，接近美国军费开支的三分之一。1996年的军费开支在1995年的基础上提高了11.3％，在1994年的基础上提高了14.6％，中国政府的任何其它开支都没有军费增长快。（注：Richard Bernstein & Ross H. Munro, 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 pp. 70-72. ） 他们认为，中国军事上的发展目标具有明确的针对性，准备武力攻台和对付美国的航空母舰。（注：Denny Roy, op. cit. , p. 759. ） 除了自行研制和购买尖端武器以外，中国人还通过间谍活动从美国获取大量武器秘密，使美国相对于中国的军事优势消失。《考克斯报告》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窃取了美国最先进的热核武器的设计信息。”“中国目前正在开发的下一代热核武器将采用从美国窃取的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对美国国家武器试验室的渗透可以追溯到几十年以前，几乎可以肯定，目前仍是如此。”（注：Kenneth DeGraffenreid, ed. , The Cox Report( Washington D. C. : Regnery Publishing, Inc, 1999) , p. 1. ）
其次，多数遏制派都在中国的社会制度上做文章，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决定了中国必定挑战现存国际秩序，是美国的心腹大患。只要中国现在的政治制度存在一天，中国对美国的威胁就不可能消失。（注：Ibid. ）《中国威胁》的作者是这样描述中国的制度所带来的威胁的：
作为一个无视人的生命、除了小圈子的共产党决策者以外没有其他输入(input)的专制制度，它一直自我表明会发生大规模的误算——导致数以千万计的子民死亡的误算。考虑到它在历史上所犯的滔天大错和当前领导集团依然与外界绝缘，中国的统治者很有可能重蹈日本独裁者袭击珍珠港的覆辙。严重的内部问题——大范围的腐败、社会动荡和经济不稳定——可能会和他们的一直以来就怀有的主导太平洋地区的野心相结合，将北京引向独裁者的历史性战略：军事侵略。（注：Bill Gertz, The China Threat: How the People' s Republic Targets America( Washington D. C. : Regnery Publishing, Inc, 2000) , pp. xi-xii. ）
他们认为，中国和其他国家不同，中国政治的透明度低，始终不暴露其决策机制；对他国的让步做出非理性的回应，总是得寸进尺。“其实，几十年来，中国的决策者就将美国视为头号敌人和阻止中国实现伟大复兴的障碍。”（注：Ibid. , pp. xii-xiv. ）
针对接触派的“与中国接触会促使中国民主化”的观点，遏制派认为，也许最终中国将会民主化，但那将是几十年以后的事情，中国不可能在近期民主化。原因之一是民主价值观与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相背离。在中国三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中，从来就没有形成有限政府、保护个人权利和司法独立等民主制度的核心理念。中国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被统治者的认可”和“多数人的意愿”等概念。不管是封建帝王的统治还是党的总书记的统治，共同的特征是自我选举和自我维护的小团体的统治，在秘密的状态下操作，将反对派当成卖国贼对待。原因之二是中国目前没有出现任何形式的民主改革，掌权的官僚不愿意放弃他们手中的权力。原因之三是当前中国领导人担心民主改革会导致社会不稳定。最后一个原因是，一旦民主化之后，中国可能会失去对一些战略上至关重要的地方的控制，比如新疆和西藏等。（注：Richard Bernstein & Ross H. Munro, " 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 " ）
再次，通过考察历史上新兴大国的行为，遏制派得出“强大以后的中国必然威胁其邻国、挑战现存国家秩序”的结论。他们将中国和30年代的德国、日本比较。他们认为，和当时的德、日一样，“当前中国正在经历意义深远而伤筋动骨的社会和经济变革，专制的领导层正在失去对日新月异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系统的控制。同时，中国的军费开支逐年净增长。更为重要的是，像30年代的德国或日本一样，中国是一个对现状不满的国家，一个企图改变其边界和重新调整国际体系的民族主义高涨的国家。这些正是过去一个世纪对邻国和国际秩序提出最大挑战的大国的基本特征。”（注：Gerald Segal, " The Giant Wakes: The Chinese Challenge to East Asia" , Harvard International Review, Vol. XVIII, No. 2, Spring 1996, p. 26. ） 在遏制派看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对外行为也表明中国极具侵略性。60年代初，中国与印度爆发边界冲突。60年代末，中国与苏联也发生小规模战争。70年代末，中国为了“教训”越南，不惜一战。1996年，中国在台海举行大规模的导弹实弹演习。他们认为，中国与多数邻国有边界纠纷，在解决这些纠纷时，中国往往采用暴力手段，更有甚者，中国对目前的东亚秩序和全球秩序都不满意，中国不太可能采用非暴力的、合作性手段来实现其目标。
最后，遏制派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并不会“软化”中国的对外行为，目前中国与美国改善关系只是一个策略，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大的美国市场的份额和吸引外资，同时消除美国国会和民众的反华情绪。中国经济的发展会增加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中国领导人能控制更多的资源来实现其侵略野心。（注：Richand Bernstein & Ross H. Munro, " 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 " ）
三、有关“中国崛起”辩论的基本特点
首先，在这场辩论中，美国国内传统的政治分野被打破。以共和党为代表的保守派和以民主党为代表的自由派内部均发生分化，人权和劳工组织等极左势力与宗教组织等极右势力形成了一个遏制中国的奇怪的联盟。左翼要求把人权作为确定如何与中国打交道的主要因素，伴以各种经济和政治制裁；右翼把中国视为经济、政治和军事威胁。（注：[美]弗洛拉•刘易斯：《把有关中国的辩论简单化可能是危险的》〔N〕，《国际先驱论坛报》1997年4月3日。转引自：《参考资料》1997年4月7日，第5页。） 大企业家历来是支持共和党的中坚力量，在对华政策上却坚定地和克林顿政府站在一起，主张采取对华接触政策；相反，劳工组织是民主党的重要选民基础，但在对华政策上一直是克林顿政府“接触政策”的主要批评者。
其次，在这场辩论中，“政治停于水边”的传统政治智慧失效，国内政治和对外政策的边界趋于模糊。美国90年代的对华政策辩论被深深地打上了国内政治的烙印，对华政策被高度政治化。对华政策被反对派认为是政府的“软肋”，在1992年大选中，民主党候选人克林顿极力抨击布什政府迁就中国政府，但1994年后的克林顿政府事实上继承了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因而又成为共和党批评的靶子。1994年的中期选举使共和党几十年来第一次控制国会两院，为共和党全面挑战克林顿政府的内外政策(当然也包括对华政策)提供了天赐良机。1996年，共和党在大选中再次失利，自然将满腔怒火发泄到克林顿政府身上，美对华政策再次受到美国国内政治的掣肘。由于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核战争的门槛骤然升高，大国关系的有限协调代替了昔日的殊死纷争，安全和战略等“高级政治”问题与经济和社会等“低级政治”问题的界限不再明确，致使90年代美国对华政策始终没有摆脱美国国内政治的影响。很多对华政策的辩论者“醉翁之意不在酒”，目的是借助对华政策来打击政治对手，攻击主张与中国“接触”的克林顿政府。
正是因为对华政策辩论的“内政化”，这场辩论对两国关系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虽然美国政治没有也不可能回到50年代的“麦卡锡主义”的狂热和非理性，但很多政治精英仍然不愿意被打上“共产党合谋者”的标签，从而使自己的政治前途受到损害。因此，理性的声音和观点被无情地压制。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傅高义曾经指出：“许多到过中国的议员害怕公开谈论他们对中国的印象，因为他们担心会受到接受中国钱财的指责。一些学者还怕说出自己的看法，担心会受到向中国谋求捐款或与中国人拉关系的指责。商界人士说出任何事情都令人怀疑，因为他们只为自己服务。”（注：[美]傅高义：《不要让骇人听闻的消息报道使中国成为敌人》〔N〕，《国际先驱论坛报》1997年5月31日。转引自：《参考资料》1997年6月2日，第2页。）
再次，接触派和遏制派之间的辩论可以说是一场虚假的辩论，因为双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解难分。两派在逻辑前提和政策目标上没有什么区别，两派都认为美国是世界的当然主宰、美国的“一超”地位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安全、当前的国际安排并无不合理之处、美国在亚洲的前沿军事部署天经地义，都对中国提出的“国际关系民主化”置若罔闻，都认为中国有义务接受“美国治下的和平”的东亚和世界安排；两派的政策目标都是为了确保美国的经济、军事和政治优势，以及在国际安排中享有“乾刚独断”的地位、确保中国不会挑战美国，一言以蔽之，都是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虽然被冠之以“接触派”或“遏制派”，但两派的具体政策建议并不象其称号那样泾渭分明。即使最坚定的遏制派也不主张美国像对付前苏联那样对付中国。伯恩斯坦和芒罗极其造谣之能事，在《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中努力编造出一个“咄咄逼人”的中国，读者本来预料他们会大胆呼吁使用武力对付中国，但他们却主张“美国应当继续鼓励中国在经济上对外开放，在维护人权方面做得更多一些，放宽对政治体制的控制和成为世界大家庭的正式成员。”（注：[美]约瑟夫•卡恩：《这场冲突并非即将到来》〔N〕，《亚洲华尔街日报》1997年4月15日。转引自：《参考资料》1997年4月18日，第1页。） 在政界，曾任众议院多数党主席和众议院发言人的共和党人金里奇以对华强硬著称，即使这样一个人，也认为中国已经发生变化，中国不是美国所要寻找的敌人。（注：Steven Erlanger, " Searching An Enemy and Finding China" , New York Times, April 6, 1997, Section 4, p. 4, Column 1. ） 另一方面，即使是最开明的接触派也不主张没有“防范”的“接触”。曾任克林顿政府助理国防部长的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的约瑟夫•奈可以说是主张“对华接触”的代表人物，但他曾表示：倘若中国采取攻击性行为，那么接触政策很可能转化为遏制政策。（注：日本时事社：《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奈发表文章说如果威胁亚洲就有可能“遏制中国”，不要因冲绳问题搞垮日美同盟》，1996年12月21日。转引自：《参考资料》1997年1月6日，第2页。） 接触与防范、包容与遏制是90年代美国政治精英所主张的对华政策的“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接触派主张多一些“接触与包容”，但绝没有忘记“防范与遏制”；相反，遏制派主张多一些“防范与遏制”，但也不会放弃采用“接触与包容”的手法来达到其目的。接触派与遏制派的政策建议只有程度的差别，没有本质的不同。
最后，尽管这次辩论经历了很长时间，进行得非常激烈，但政治精英并没有就对华政策达成共识，不同政治派别间的分歧没有因为辩论而减少。辩论参与者甚至在一些基本事实上都相持不下，因而各种奇谈怪论都能找到听众和支持者，都有市场。中国威胁论者极力夸大中国的经济力量，认为由于中国货币定价很低、统计数据不准确，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经济总量有可能是当今公布的经济总量的十倍。（注：Emma V. Broomfield, " Perceptions of Danger: the China Threat Theory" , Th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 2003) , 12( 36) , p. 272. ） 如果中国经济以8％的速度、美国经济以2.3％的速度向前发展，中国在2013年就可以赶上美国。也有人认为扣除通货膨胀和统计错误，中国的经济年增长率只有2-3％。有人估计中国的国防开支是实际公布数字的十倍，预测中国的军事力量将于2012年超过美国。正是因为冷战结束导致国际局势的高度松弛、正是因为90年代对华政策的辩论没有形成一定程度的共识，关于中国的崛起和美国的应对政策的辩论还会没完没了地进行下去。虽然“9•11事件”暂时将美国民众和政治精英、政府和社会的注意力都聚焦在恐怖主义这一非传统威胁上，但是，无论反恐战争是长是短、是赢是输，只要中国的经济一如既往地向前发展、社会和政治相对稳定，美国国内因冷战起家的战略家和决策者就不会停止“寻找敌人”、甚至“制造敌人”的努力，继续兜售其政策主张，为以“国家利益”为幌子的个人、机构和集团利益奔走呼号；与此同时，真正认识到中国问题的复杂性、认识到冷战结束以来在社会生产力的冲击下国际关系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的有识之士也不会甘拜下风，不会屈从于遏制派左右美国对华政策。正因为如此，在美国国内，对华政策在可见的未来仍将是一个热烈辩论的主题。
作者简介：卢祖送，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2002级博士生。(上海2004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