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尔德 2012年10月29日 21世纪经济报道
对江春泽这份获得高层肯定的材料，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曾做出如下评价：“江春泽用简明通俗的文字，把上下一百年全世界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争论的历史与实践概括地加以阐明，指出这不过是资源不同配置方式之争，与社会基本制度并无必然联系。这篇报告起了突破禁区、呼唤继续推进市场取向改革并建设市场经济体制的作用。它适逢其时为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所接受，有利于党内决策层思想认识的统一。”
在《计划与市场》之外，江春泽还于1990年12月撰写了另外一份材料《比较·选择·前景——苏东国家与我国处理计划与市场问题的不同做法、不同后果》（以下简称《比较·选择·前景》），由国家体改委上报中央，再获中央首肯。
上述两份材料报都有明确的针对性，破除了“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的理论误区，认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可以兼容，其观点都为中央主要领导人接受，对于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做了很好的信息和理论铺垫。
江春泽为我国知名比较经济学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家体改委国外司副司长，国家计委研究中心重大课题协调司司长，著有《比较经济体制学——经济体制择优的理论与方法》等著作。
值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提出20周年之际，本报专访了江春泽。
“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
《21世纪》：您在写作《计划与市场》一文之前，国内关于计划与市场争论的氛围如何？
江春泽：粉碎“四人帮”以后，经过拨乱反正和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一方面，从中央领导人到理论界，都有相当多的人在实事求是地冲破僵化的传统观念，逐步解放思想，反思中国的发展道路。
但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人抱着固有的观念不放，他们不正视现实，所以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反对之声也是不绝于耳。尤其对“市场经济”，传统观念视之为社会主义的对立面、异端，谈论或主张搞市场经济者则是异己分子。1989年的政治氛围是传统观念又回潮，对市场取向的改革要问“姓社或姓资”，“方向”、“道路”、“颠覆社会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复辟”、“资产阶级自由化”等政治帽子充斥主流报刊。改革处于停滞甚至倒退的危急关口。“市场经济”成了政治敏感区。
《21世纪》：在这样涉及到路线之争的政治氛围里，当接陈锦华主任要求您写介绍国外关于计划与市场争论情况的材料时，您当时是怎么考虑的？
江春泽：我深知此问题的敏感度，不可能没有顾虑。再加上体改委机关当时处于“被清查”的地位，当我找有关同事商量时，大家对此任务表现冷漠，还劝我不要在材料中表露什么观点，摘几条外国人的语录交卷算了。但我觉得这样不妥，经我之手撰写材料，我就要对历史负责，要讲真话。应当抓住这个机会，针对误解，摆出史实，讲清道理，说清楚“计划与市场不是社会制度的根本特征”，也不是“意识形态的分水岭”。
这个问题，我自己也经过前后十多年的思想逐步解放、认识逐步深入，从泛读文献资料到实地考察，我得到的最后答案是：市场经济的效率是任何社会经济通往繁荣发达的必由之路。所以，关键是，如何能使决策层取得共识，形成决议，变成广大群众的物质力量，从而推动改革继续前进。于是，尽管有风险，我还是要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来写。
“从沉重的教条禁锢中解脱出来”
《21世纪》：在写作《计划与市场》时，您是如何在碰到这个政治敏感区没有触电反而得到了首肯呢？
江春泽：计划经济的传统理论与实践对人们的头脑束缚得太久太深了，在突破传统观念过程中，认识出现反反复复的现象是可以理解的。因此，我认为，不能用批判不同观点的口气来写，而要用提供事实和信息进行说服和探讨的方法来写。于是，我决定用最精炼的篇幅，用摆事实的方法，客观地描绘一幅纵观一百年、横贯全世界的关于计划与市场争论以及当代实践的图景。
陈锦华主任到任前，我不认识，更不了解他的观点倾向，我做好了交到他那里就通不过，要我反复修改的心理准备。出乎我意料的是第一关顺利通过了，没让我再修改就已经上报了。更出乎我意料的是，不久就得到总书记和总理的认可和称赞。据陈主任在机关传达：江泽民总书记肯定“材料很好，我看了两遍。去辽宁出差也带着。并批示印发中央领导同志参阅。”李鹏总理接见参加“世界经济论坛”的外国专家时，我作为体改委国外司负责人之一也在场。李鹏向外国专家介绍了中国改革发展情况后说：“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在世界上已经争论100年了，……诸位有什么好的观点和建议，欢迎向我们提供。”他讲话的内容引用了我写的材料。后来还听说，他曾批示：十三届七中全会文件可吸收其中一些内容（大意如此），所以，文件起草组给体改委办公厅来电话索取。
《21世纪》：在这份材料里面，您表达了一些什么观点呢？
江春泽：我没有明确表明个人观点，我觉得这并不重要。但是，在我列举的文献和事实中隐含了以下的想法：
第一，最先设想用计划机关取代市场方式来配置资源的，以及后来发展与捍卫这一设想的帕累托（Vilfredo Pareto ）、巴罗内和泰勒，都是意大利和美国等西方的学者，他们并非马克思主义者，更不是共产党员。所以，不能以对待计划与市场的态度来作为意识形态上坚持或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分水岭。
第二，关于计划与市场的提出是1902年，争论起始于20世纪初，那时世界上还没有诞生社会主义制度。问题的提出是设想未来社会将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配置资源。可见，计划与市场只是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的学术争论，而不应把它视为捍卫或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更不能作为两条道路斗争的政治工具。
第三，奥地利学派的领袖人物米塞斯、哈耶克等学者批评的论据，主要是计划经济的“信息不全、不真、滞后”，导致资源的“误配置”、“浪费”、“低效”，等等。也是可以研究的。社会主义各国几十年来此起彼伏的经济体制改革浪潮，正是计划经济在实践中出现许多矛盾和弊端的反映。我们可否深入思考一下，为什么社会主义制度下就不可以运用市场方式来配置资源以提高效率呢？我们为什么要捆住自己的手脚，拒绝运用市场作为配置资源与调节经济的手段呢？
第四，西方国家已普遍采用种种宏观调节经济的手段对市场进行必要的干预甚至国际协调，“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相结合已成为反危机的普遍手段，而宏观调节是在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上进行的，即主观是建立在客观的基础之上。资本主义可以用“计划”手段，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用“市场”手段呢？
这样，就把几十年来禁锢着社会主义各国执政党领导人和主流经济学家头脑的教条“如释重负”地还原为关于资源配置方式的学术或具体政策的争论了。扣政治大帽子可以休矣！
与南方讲话精神一致
《21世纪》：在《计划与市场》之外，您又写了一份材料获得中央领导的首肯，您能介绍一下有关的情况吗？
江春泽：在前一份材料获得中央领导认可之后，我就“乘胜追击”，为进一步消除认识误区，于1990年11月5日~7日又召开了“关于苏东国家计划与市场”问题的研讨会，在委领导的支持下，我邀请了30多位长期驻苏东各国的外交官、记者、访问学者来共同研讨。会上，大家都以亲历亲睹的大量事实说明，这些国家不是什么“市场化了”，真实情况是市场极度不发育，正因为没有市场经济的环境，国家计划无从检验其供求是否平衡，造成长期资源按主观意志配置，导致消费品长期体制性供应短缺，民生日益困难，人民对执政党和政府丧失信心，执政党在无硝烟中下台。
根据陈主任的指示，我写了研讨会纪要，标题是《比较·选择·前景》，副标题是苏东国家与我国处理计划与市场问题的不同做法、不同后果。这是经陈锦华亲自修改后上报的，标题也是他定的。李鹏阅后批示“已阅，写得不错”。后来，国家体改委前副主任、党组书记、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安志文告诉我：“总书记在中央顾问委员会上亲自读了你们上报的这份材料，顾委的老同志们都说很好”。这份材料使中顾委的革命前辈们能得到准确的外部信息，正确解读苏东国家当时的形势。这也有利于进一步消除对市场经济的恐惧。
《21世纪》：您的两份材料在计划与市场争论的过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江春泽：我只是个普通学者和机关干部，个人谈不上扮演什么角色。学者说得多么娓娓动听，也难以成为广大群众实践的物质力量。只有中央决策层取得共识并形成党和国家的决议，才能形成亿万人推进社会前进的巨浪。但从时间的衔接上看，体改委是1990年9月30日和12月3日上报我的研究报告的，邓小平同志在1990年12月24日同江泽民、杨尚昆、李鹏谈话，说道，“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之后一个多月，邓小平春节视察上海时的内部谈话又谈到这个主题，直到一年多后的南方谈话，更明确宣称：“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小平同志的讲话才是吹拂中华大地的春风，是响彻亿万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道路上继续前进的号角。对此，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时任国家体改委综合规划司司长的杨启先后来评价说，“江春泽的研究报告是在小平同志南方讲话之前上报的，与小平同志一年多以后南方谈话精神完全一致。因而可以认为以上两篇上报的报告也做出了一定的理论贡献。”他指的就是这两篇报告对于破除“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的理论误区，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政府与市场的边界需进一步合理化
《21世纪》：20年过去了， 您如何看十四大提出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及其落实情况？
江春泽：首先，无论从数字看还是从形象看，20年来中国面貌的变化是巨大的。事实证明了，市场经济体制是任何社会通往经济繁荣发达的必由之路，因为它有效率，能促进生产力迅猛发展。
如果有人对市场经济体制仍持怀疑或反对态度的话，不妨重新温习一下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描述：马克思说：“资产阶级在历史上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使它在“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它第一次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它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迹，它完成了完全不同于民族大迁移和十字军东征的远征”。“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市场总是在扩大，需求总是在增加”。“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扩展”。“自然力的征服，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 如果用马克思当年描述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上生产力飞跃发展的状况来描述一下中国近20年的变化，不是更加生动吗？究竟靠的是什么“法术”呢？显然，那就是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体制。
反之，如果20年前改革倒退，仍然惧怕市场经济，那就很难避免苏东国家当时的“多米诺效应”（Domino Effect），而一旦社会动荡，改革与发展再打乱重来，付出的代价就要沉重得多，老百姓为此要承受的痛苦也就更多了。所以，改革开放的方向不能动摇，不能走回头的弯路。20世纪世界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就是世界上有十多个国家（后分解为30多个国家）的16.5亿人口先后从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转换，与其他多数国家不同的是，中国在告别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的时候，仍然高举着社会主义的旗帜，社会震荡最小，而且，一年比一年繁荣、进步、兴旺发达。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成果，沿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继续前进。
当然，现在，我们的市场体制仍然很不成熟，还急待健全完善。2003年《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的措施都很好，但在执行中似乎落实得很不够。
《21世纪》：对下一步的改革，您有哪些建议？
江春泽：首先，要进一步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即明确规定各类市场主体在经营活动中必须遵守的规则和惯例，公平竞争，依法治市。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没有信用就没有秩序。只有在诚信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公平交易。我们的市场上还存在不少欺诈、弄虚作假等混乱现象，如：假冒伪劣商品泛滥、编造假账假数据、偷税漏税、逃避债务、投标招标弄虚作假、运用各种手段搞不正当竞争等等，所以会计信用体系和市场监管体系需要再加强和健全。城乡二元结构、地区封锁、部门垄断等还要进一步打破，真正实现无歧视的公平竞争；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还有待从体制和机制上加以根除；资本市场还处于幼稚的阶段，需要深化改革和规范与完善。
其次，要使政府与市场功能的边界进一步合理化。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改变“看得见的手”包办代替“看不见的手”的状况，由控制、管理转换为依法行政和公共服务。现在，一方面，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还发挥得不够，如民营企业进入基础设施、制造业、金融业的“门槛高”、“限制多”，某些行业如石油、铁路、电信等垄断性强，这些企业少缴利润、滥发奖金、任意抬价等情况，也是扩大收入差距的原因之一，而垄断行业受到政府保护，群众对此不满。
另一方面，当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开始发挥基础作用的时候，政府要注意统筹好城乡和地区之间协调发展、统筹好经济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发展，统筹好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关系，统筹好鼓励竞争与维护弱势群体利益的关系，保证人民在受教育、就业和福利方面的社会公正。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安全阀，要逐步做到低保与医保覆盖全社会。政府职能要根据这个方向继续深化改革。
最后，要以反贪腐作为切入口，协调好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贪腐弥漫，是人民最痛恨的，是损害经济发展、损害执政党形象和影响党群、干群关系的毒瘤。突破反贪腐，既是经济改革也是政治改革的内容。当然，政治体制改革所受到的制约条件比经济改革更加复杂，它不可能像经济改革那样通过“体制外”力量的发育来推动。而且在新旧体制转轨的进程中，不可避免地要自上而下地放松控制或改变控制方式，这意味着原有控制体系的平衡被打破，需要建立新的平衡，如果新旧体制转换脱节，就会出现体制真空，就会产生风险和影响社会稳定。这大概是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相比明显滞后的主要原因。
但是，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共十五大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治”；中共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还阐明了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若干重要问题。文件上已经写过的内容应当切实执行，从当前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来看，尤其要落实“以保证司法公正为目标”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保证人民依法行使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保障公民的检举权、控告权、申诉权”，以制约公权力的滥用。此外，还要更好地发挥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等机构的功能，使之真正地起到对公权力的制衡作用。
这里，还要特别强调一下媒体的监督作用。在美国发展史上，也曾有一段时期贪腐盛行，就是通过媒体的所谓“扒粪运动”（官方称“进步主义运动”）来揭露和制止的。当然，对媒体的作用也要立法，从法律上既要保证它积极发挥监督作用的正当权利，也依法防止和处置无中生有、人身攻击，扰乱社会安定。
关于反贪腐，远的不说，近的就说香港，为什么香港廉政公署当年能扫除香港的贪腐，我们就不能呢？可见，关键在于决心，是我们下决心的时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