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江永 2012年10月31日日本学刊
- 内容提要：201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两国关系非但没有改善，反而由于日本政府“购买”钓鱼岛而急剧恶化。钓鱼岛领土主权争议问题，已成为中日关系面临的最大问题。中日关系正处在新的历史十字路口，出现“政冷经凉”趋势，面临相当严峻的挑战。野田内阁决定“购岛”有其特定的国内外背景，事关日本未来战略走向。中国海监船进入钓鱼岛海域执法巡航常态化，已彻底打破日本政府企图通过“购岛”及“国有化”对钓鱼岛进行所谓“平稳、安定管理”的梦想。未来中日关系发展前景有多种可能性，但不容乐观。中日两国应摆脱深陷恶性循环的状态，争取在战略互惠关系大框架下，根据《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精神妥善处理好这一棘手难题。
- 关 键 词：钓鱼岛 中日关系 野田佳彦 政冷经凉
2012 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 40 周年，也是中国明太祖册封琉球国王640 周年、丰臣秀吉出兵入侵朝鲜半岛 420 周年、日本把琉球国改为琉球藩 140周年、日本完成甲午战争准备 120 周年。上述重大事件和历史进程，都与中日之间的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 ( 以下简称 “钓鱼岛”)问题直接或间接相关。钓鱼岛争议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时被搁置，但作为中日关系中不正常的局部问题一直存在。日本政府宣布“购买”钓鱼岛，导致这个不正常的部分突出起来，并对中日关系全局造成冲击。要正确认识、妥善处理当前的中日钓鱼岛争端，首先需要了解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从而对未来做出比较准确的预判，妥善应对各种挑战。
一 从钓鱼岛争议看中日关系的演进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从 1372 年中国明朝派遣册封使杨载出访琉球国王开始，就成为中国赴琉球的航海标志和抵御倭寇的闽海前沿，而非无主地。在其后中琉约 500年友好交往史上，不存在钓鱼岛领土争议。中琉海上边界在琉球海槽，即中国钓鱼岛列岛的赤尾屿和琉球王国的久米岛 ( 古称 “古米岛”) 之间。琉球国原有 36岛，从未包括钓鱼岛。钓鱼岛是中国最早发现、命名、利用和管辖的。早在 14 世纪，钓鱼岛就被纳入中国版图和海防范围。中国明清两代赴琉球王国的册封使留下的《使琉球录》等官方文献，就是有力的证据之一。例如，1534 年明朝册封使陈侃在 《使琉球录》中便记载下：“过钓鱼屿，过黄毛屿，过赤屿，目不暇接……见古米山，乃属琉球者。夷人鼓舞于舟，喜达于家。”1807年清朝册封使齐鲲还通过五言古诗记述中琉两国交界的地理概念。齐鲲在 “航海八咏”的诗中赞美了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及周围美丽的海景后，在 《姑米山 (此山入琉球) 》一诗中写道： “忽睹流虬状，西来第一山。半天峰断续，八岭路回环。海雾微茫里，风帆瞬息间。球人欣指点，到此即乡关 ( 舟中有接封球官望山喜跃)。”诗中的 “乡关”即指琉球国的西部边关。这与 1534 年明朝册封使陈侃的记录完全吻合，相隔270 多年而固定的中琉海上边界及两国的认知毫无变化。
钓鱼岛问题产生的远因，可以追溯到 1592 年丰臣秀吉入侵朝鲜的海外扩张，以及 1609 年萨摩藩军队入侵琉球王国，1872年日本把琉球国改为琉球藩，1874 年日本第一次入侵台湾和 1879年日本又把琉球藩改为冲绳县。其后，日本继续向海外扩张，中国的钓鱼岛便首当其冲。从历史上看，连冲绳县都不是日本固有领土，钓鱼岛就更不可能是日本的领土。钓鱼岛问题产生的直接原因，是1894 年日本发动的甲午战争( 日本称 “日清战争”) 。这场战争尚未结束，日本明治政府便于 1895年 1 月 14日举行内阁会议，秘密决定占有钓鱼岛。与钓鱼岛相关的中日关系史，从 1895 年 1 月 14日明治政府以甲午战争为背景窃取中国钓鱼岛以来，大体经历了以下四个历史时期。
第一时期，中国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战败，1895 年至 1945 年日本殖民统治台湾 50 年。古贺辰四郎曾于 1894 年和 1895年两次申请租借钓鱼岛均未获准，因为当时日本尚未确定拥有这些岛屿。日本开始对台湾实行殖民统治后，1896 年 8 月，日本政府才授予古贺家族 30年的开发租约。1925 年无偿租约到期后，古贺善次于 1932 年从日本政府购买了钓鱼岛、黄尾屿、南小岛、北小岛。赤尾屿在 1920年被编入日本国有土地，并改名为 “大正岛”。日本利用 1895 年 《马关条约》殖民统治台湾 50 年，钓鱼岛也被非法占有 50年。从国际法和战后国际关系现状两方面看，日本对台殖民统治早已结束，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时期的所有领土权利必须彻底放弃。
中日钓鱼岛之争的根源在于，迄今日本政府不仅没有对这段历史有任何忏悔和反省，反而竭力回避、掩盖甚至通过断章取义地篡改当年日本外交档案记录的事实，编造出日本对所谓“无主地”先占的谎言，仍然在以甲午战争胜利者自居。这是中国绝不接受的。
日本一些人认为，中国曾经承认这些岛屿是日本的 “铁证”之一是，1920 年“中华民国”驻长崎的领事冯冕曾给石垣送过感谢状，就中国渔民获救表达感谢之意，其中提到 “日本帝国冲绳县八重山郡尖阁列岛 ( 中国的钓鱼岛列岛———笔者注)”。对此，必须指出： 早在1895 年日本便通过不平等的 《马关条约》 殖民统治台湾，并在此前窃取了钓鱼岛。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因此，这期间所谓 “感谢状”所述内容，只反映了当时的历史背景，根本不能用以证明中国承认钓鱼岛是日本的 “固有领土”。
第二时期，1945 年至1972 年，钓鱼岛摆脱日本控制，在国际法上已归还中国。1945 年日本接受 《波茨坦公告》投降后，必须遵守《开罗宣言》将包括钓鱼岛在内的台湾归还中国。包括钓鱼岛在内的日本殖民开拓时期的所有权利作废，但台海两岸分裂，钓鱼岛被美国非法控制 27年。1945 年至1972年，琉球群岛 ( 冲绳) 根据《旧金山和约》处在美国的所谓托管占领之下。钓鱼岛虽然也摆脱了日本的殖民统治，但又被美国非法划入托管的琉球范围，黄尾屿、赤尾屿被美军作为海军靶场。
1950 年 12 月 4 日，中国外长周恩来发表声明，反对排除中国参与的 《旧金山和约》及美国对琉球的所谓 “托管”。1971年日美达成的归还冲绳协议，把钓鱼岛划入“归还区域”，遭到中国海峡两岸强烈反对。美国表示交给日本的只是钓鱼岛的行政管辖权，而有关钓鱼岛的主权，美国没有特定立场，而希望有关各方和平协商解决。
第三时期，1972 年至 1992 年，美国归还冲绳时把钓鱼岛划入 “归还区域”，引起中日钓鱼岛之争。1972 年中日邦交正常化、1978 年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时，两国领导人就搁置钓鱼岛争议达成政治默契与共识。据中国外交部前副部长徐敦信作为亲历者所做记录： 1972年 9 月 27日，田中角荣首相主动向周恩来总理提出，想听取中方对钓鱼岛问题的见解。周恩来总理明确跟他讲，这次不想谈这个问题，谈了没有好处。周总理的意思是，这次谈钓鱼岛问题虽然没有结果，但不能因此影响两国之间大问题的解决。田中角荣听明白了，也表示先把这个问题放一放，以后再说。田中讲，他相信邦交正常化以后，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历史事实。
从那时起，中日两国曾搁置争议。
第四时期，1992 年至 2012 年，冷战后国际环境发生变化，日本政治右倾化抬头。日本于 1996 年加入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后开始以钓鱼岛为基点，划定200 海里专属经济区。日本自民党政府开始否认中日存在领土问题，否认双方就搁置争议达成共识，从而成为钓鱼岛问题恶性循环的逻辑起点。2009年民主党执政后，沿袭了自民党政府的上述立场。其中原因之一是，日本外务省的相关基本立场不会因政权更迭而改变，新的政党上台后也会保持连续性。
2012 年 9 月 10 日，野田内阁宣布 “购岛”，标志着中日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2012 年以来，日本右翼反华代表人物石原慎太郎提出“购买”钓鱼岛，日本政府也不甘 “落后”。同年 5 月中旬，野田内阁就大体作出 “购岛”决定，7 月 27 日日本首相野田佳彦甚至表示，如果包括钓鱼岛在内的“日本领土和领海”发生来自别国的违法侵犯行为，必要时将考虑出动自卫队。如此发展下去，这一问题将对日本未来国家走向和中日关系产生难以想象的严重后果。中日两国为避免冲突，推进和平、友好与合作，必须妥善处理钓鱼岛问题。然而，2010年以来的中日关系面临的挑战，与甲午战争前后历史有某些相似之处，值得两国有识之士警惕。
其一，1885 年日本调查后已知钓鱼岛是中国命名的岛屿，没敢轻举妄动，但于 1887 年制定了为期五年的作战计划——— “征讨清国策”，1892年完成该计划，1894 年发动甲午战争。2010 年中日钓鱼岛 “撞船事件”后，日本于 2010 年末公布新的《防卫计划大纲》，制定了为期五年的军事整备计划，把军事战略重点转向包括钓鱼岛的西南诸岛。日本防务省将官还提出多种应对 “尖阁列岛”( 中国的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和中国海洋战略的军事作战计划，其中包括利用中国内乱先行军事占据钓鱼岛。
其二，1885 年北洋水师从英国、德国订造的战舰陆续下水。日本视北洋水师为最大威胁，并开始针对中国加强日本海军。2012 年 9 月中国第一艘航母“辽宁”号服役，引起日本高度关注。近年来，日本对中国海军的增强及海上活动，戒心越来越强，担心中国潜艇进入太平洋深海，超越日本的监控范围。因此，日本在财源匮乏的情况下，仍决定购置美国40 多架 F －35 新一代战机，加紧制造大型驱逐舰和潜水艇，在冲绳部署美国 MV －22 鱼鹰作战运输机。
其三，1896 年北洋水师军舰出访长崎，发生水兵与日本警民械斗的“长崎事件”。在北洋水师炮口下，日本被迫放回中国被扣水兵，但激起举国反华情绪。明治天皇曾动员全国捐款，官员减薪 10%，以打造日本海军，准备对华开战。2010年中日钓鱼岛 “撞船事件”后，日本右翼势力大搞反华活动，日本民众对华态度变冷。2012 年以来，石原慎太郎动员全国捐款“购岛”，煽动反华情绪。日本公务员也减薪10% 以上，缓解捉襟见肘的财政困难，其中一部分用于购买美国军火和海上保安厅舰艇。
其四，中国唐朝、明朝、清朝时期三次中日交战及钓鱼岛问题的产生，都与日本入侵朝鲜半岛有关。即，公元 663 年的中日白村江海战、1592 年和 1597年丰臣秀吉两次入侵朝鲜、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当时，朝鲜半岛内乱都给日本提供了扩张的机会。如今，朝鲜半岛仍然存在发生冲突与战争的危险。日本一些人利用朝核危机，曾主张对朝鲜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突破日本的“无核三原则”，并视台湾为日本的生命线，竭力阻挠中国统一。
总之，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否认 “搁置争议”，拉开同中国全面争夺的态势，一定有应付 “最恶劣态势”的军事准备及后盾。一些外交辞令掩盖不住其 “袈裟”下的“铠甲”。昔日，日本从商人变为间谍或武士，驾轻就熟。野田首相宣称，若海上保安厅难以应付将出动自卫队，且未在日本国会引起反对，这值得高度警惕。
当然，从时代大背景看，和平发展是中日两国真实的共同利益。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中国已经不是当年的中国，日本也难以复活战前的军国主义，战后日本宪法仍然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只要日本继续走和平发展道路，中日关系就大局可稳。
二 日本政府 “购岛”的背景、实质与中方反制的意义
( 一) 野田佳彦内阁决定日本政府 “购岛”的国内国际背景首先，从日本国内因素看。冷战后即 20 世纪 90年代以后，苏联解体，美苏对抗的局面不复存在。日本国内保守势力与革新势力对立的格局也就此消失，保守鹰派势力开始主导日本政权。2001年小泉纯一郎执政以来，日本国内政治右倾化不断发展蔓延。日本政治右倾化是指美化侵略历史的右翼势力，将其思想和观点逐渐渗透到日本主流媒体以及日本主流的政治决策层的过程与政治倾向。当时，小泉以首相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同中国较劲。日本国内对此有很大的分歧。小泉越搞越孤立，也导致中日关系由“政冷经热”走向“政冷经凉”。当小泉下台后，日本右翼势力如同泄了气的皮球，呈现式微的迹象。但是，他们不甘心。于是，他们想在新的议题上制造日中之间的摩擦，凸显右翼势力的存在，力图左右日本政治趋势的走向。在此背景之下，钓鱼岛领土争议问题成为日本右翼势力激发民众认同右翼观点的“绝佳”议题。2006 年以来，日本政局动荡。2009 年自民党下台，民主党执政，三年来换了三个首相。民主党是不同派系组合在一起的政党，其中有鸽派，也有鹰派；有对中国友好的，也有同中国对抗的。在日本政局动荡以及不断进行选举的政治过程中，一些政客为捞取选票，就会迎合日本公众的一些倾向。日本右翼势力开始炒作钓鱼岛问题，作为他们发难的一个工具。2010年 9 月 7 日钓鱼岛 “撞船事件”后，日本新的右翼团体“加油日本全国行动委员会”宣告成立，在钓鱼岛问题上制造事端，以达反华目的。他们也反政府，给日本政府施加压力，因为他们认为日本政府太软弱。2010年，他们曾高喊打倒“菅直人内阁”的口号，因为当时菅直人内阁放回了被扣的中国船长。那段时间，该组织几乎每周都会在东京重要的地区举行反华游行，还在网络上发帖，召集日本人登钓鱼岛，去钓鱼岛海域搞所谓“钓鱼比赛”等。
近年来，日本防卫省在日本对外决策中的影响力上升。2007年，安倍晋三执政期间，防卫厅被升格为防卫省，由此，防卫大臣就可以出席内阁阁僚会议。在这种情况下，在安全领域的“中国威胁论”成为日本对华政策的一个基调。日本对华政策，在经济方面加强合作，利用中国的经济发展，获得实惠；在安全方面，尤其是涉及领土争议的问题，则警惕中国海军实力的增强，认为中国是日本安全防卫的重要对象。日本就是要利用“中国威胁论”来增强日本军事力量，加强对中国的防范。可见，日本的对华政策充满矛盾。这种扭曲的日本对华政策，必然导致中日关系出现 “政冷经热”的扭曲现象，最终滑向“政冷经凉”。
另外，在信息化社会背景下，近年来日本“网络右翼”兴起。一些人利用互联网建立网站或者通过社交网站，发布反华、反韩的极端观点、消息和图片。据报道，在日本右翼网站注册的人目前大约有十多万。这些人主要是来自日本底层的年轻人，有的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有的成天泡吧。如果“网络右翼”现象持续发酵，那么必将使日本与邻国的关系雪上加霜。
2012 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 40 周年。一贯采取敌视中国的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公然宣布募捐“购买”钓鱼岛。这是日本国内政治右倾化掀起的又一波恶浪。野田佳彦内阁不仅没有顶住这波恶浪，反而随波逐流，宣布政府 “购岛”。这正中石原下怀。
其次，从日本所处的国际环境看。在中日就搁置钓鱼岛争议达成共识的历史阶段，当时的苏联向东亚地区进行势力扩张，而美国则需要联合日本、中国对付苏联。在这样的大战略背景下，钓鱼岛仅是局部问题。当时，中日之间容易从大局出发达成共识，寻求经济合作，实现战略协调。但是，现在的国际关系格局发生了根本变化。这种变化自苏联解体后就开始了。谈及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通常人们是以美国为坐标，最重视美国实力地位的变化，关注美国是否衰落，衰落到什么程度。其实，论及战后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特别是在东亚地区，引起国际战略格局变化的最根本原因，并不是“超级大国”美国的力量消长，而是取决于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兴衰和易位。
例如，二战后国际战略格局的第一次重大变化是冷战后苏联的和平解体。作为当时世界第二大国的苏联和美国搞军备竞赛，建立军事同盟和势力范围，全方位地同美国竞争，结果失败了。战后形成的美苏“两极体制”，由于苏联一极的解体而彻底瓦解。日本作为美国的盟国，一直表示与美国有共同利益与共同价值观，但其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后，就必然成为美国全球霸主地位的挑战者，随之而来的是遭到美国的很多敲打”，包括经济贸易摩擦、日元升值等。结果日本 1994 年时的国内生产总值 ( GDP) 大约相当于美国的 80%，而到现在则只有美国的约 35%。20年来，日本和平衰落，经济规模在世界中的比重明显缩小。2010 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客观上也会被美国视为竞争对手。美国的战略本能决定了其推出“重返亚洲”的举措，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为强化日美同盟而承诺钓鱼岛适用于《日美安全条约》。日本就是在这种格局中，拉着美国，防范中国。被中国取代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地位的日本，心里毕竟是失落的，酸酸的。从这个意义上讲，钓鱼岛只不过是这个大棋盘上的一个棋子、一个撬动国际关系格局的支点。
美国一方面表示在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上不持特定立场，另一方面又在军事方面替日本撑腰。近日，美国国会调查局重新出版题为 《钓鱼岛纠纷：美国条约的义务》的报告。报告显示，美国将钓鱼岛行政权转交给日本，并不意味着对该岛屿的主权主张有任何倾向。2010年以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则多次表示钓鱼岛适用于《美日安全条约》第五条，结果导致日本政府误认为可以借助美国军事介入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其实，《美日安全条约》第五条规定： “在日本国施政下的领土内 ( in the territories under the administration of Japan)，如果任何一方受到武力攻击，依照本国宪法的规定和手续，采取行动对付共同的危险。”中国一开始就坚决反对美国把钓鱼岛的施政权非法交给日本。即便就美国立场而言，施政权也不等于主权，美国从未承认日本拥有钓鱼岛主权，这等于美国从未承认钓鱼岛是日本的领土。因此，钓鱼岛就根本不具备适用于《日美安全条约》第五条的基本要件。况且，《日本国宪法》第九条明确规定，日本 “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
( 二) 日本政府 “购岛”的实质与中方反制措施的意义
2012 年 5 月 13 日野田首相访华期间，温家宝总理曾就钓鱼岛问题表明了中方的立场，而野田首相回国后于 5 月 18日决定研究日本政府“购岛”。9 月 9 日，胡锦涛主席在符拉迪沃斯托克 ( 海参崴) 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当面向野田佳彦首相表示：中日关系因钓鱼岛问题面临严峻局面； 日方采取任何方式 “购岛”都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坚决反对； 中国政府在维护领土主权问题上立场坚定不移；日方必须充分认识事态的严重性，不要作出错误的决定，同中方一道，维护中日关系发展大局。然而，日本政府不顾中方一再严正交涉，于 9 月 10 日宣布“购买”钓鱼岛及其附属的南小岛和北小岛，实施所谓 “国有化”。
中国政府当天发表声明指出： 中国政府不会坐视领土主权受到侵犯。如果日方一意孤行，由此造成的一切严重后果只能由日方承担。中国政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划定并公布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领海基点基线。当天，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紧急召见日本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就日本政府非法“购买”钓鱼岛提出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中国驻日本大使程永华也向日本外务省负责人提出严正交涉并递交了抗议照会。原定于 9 月 27 日举行的中日邦交正常化 40周年庆典等纪念活动被迫中止。那么，日本政府为何执意 “购岛”，中国的反制措施又产生了什么效果？
第一，日本政府 “购岛”后的所谓 “平稳管理”意在永久占岛，其实质是为今后利用 “时效取得领土原则”( 简称 “时效原则”) 永久占岛做铺垫，是企图变非法为“合法”的一种花招。国际法上所谓“时效原则”的客体不是固有领土，也不是以先占原则占领的无主地，而是指别国领土，其主体必须是国家，而非个人或地方政府。如果一国政府对别国领土，通过和平、稳定、有效而不间断的占领和管辖，且长期未遇有效反对，在国际法上它拥有这块领土的理由就很充分。可以认为，野田内阁实现“国有化”的所谓 “和平稳定管理”的最终目的，就是将来通过所谓 “时效原则”永久占岛，而这是石原慎太郎根本办不到的。
第二，野田内阁不可能改变 “购岛”的错误做法，甚至会变本加厉。即便日本政府被迫放弃钓鱼岛 “国有化”，但日方仍会坚持在所谓本国“领有权”下私人拥有土地的性质。1971 年佐藤荣作内阁曾强调钓鱼岛是日本领土，否认存在领土争议。如今，野田首相否认存在钓鱼岛领土争议和中日就“搁置争议”达成共识，说明其政策已倒退到佐藤荣作内阁的立场，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既然日方已改变 “搁置”立场，回到 “搁置”状态的基础便不复存在。中国单方面恪守“搁置争议”已不现实，只能与时俱进。在钓鱼岛领土主权问题上，中国只有针锋相对地做斗争，维护中国的领土主权。
既然野田内阁顽固坚持错误立场，中国就只能接过野田内阁发出的“请柬”，坚持到钓鱼岛海域执法巡航，并使其永久化，从而彻底打破日本对钓鱼岛的所谓“实效统治”，终结日本利用所谓 “平稳管理”获取钓鱼岛的图谋，包括防止日本借所谓 “时效原则”霸占钓鱼岛。
2012 年 9 月 14 日早晨 6 时许，由中国海监 50、15、26、27 号船和 51、66 号船组成的两个维权巡航编队，抵达钓鱼岛附近 12海里海域。这是中国政府宣布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基线后，首次在该海域巡航执法，其规模也是前所未有的。不仅如此，10 月 1 日至 8日节假日期间，中国海监船编队每天都坚持巡航，宣示中国对钓鱼岛周边海域的管辖权，显示了从此开始常态化巡航的坚定决心。
第三，中国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摆事实、讲道理的 “法斗文争”初见成效，但仍需努力。2012 年 9 月 25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发表有关白皮书，系统完整地说明了中国拥有钓鱼岛主权的依据。对此，日本处于两难困境，如果不回应会显得理屈词穷，但如果予以反驳，在客观上反而使国际社会都认识到中日围绕钓鱼岛领土主权的争议确实存在。日本朝日电视台评论员10 月 7 日分析称，在钓鱼岛问题上，中国已在国际上展开对己有利的宣传战，日本却还在一味强调没有领土纷争，已经处于弱势。
最近，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前驻华大使芮效俭等人指出： 中日在1972 年恢复邦交和 1978年缔结和平友好条约时有过共识。邓小平曾与日本领导人商量好钓鱼岛争端由下一代人去解决。这种搁置争议的做法长期以来对钓鱼岛问题起到了管控和稳定的作用。此次紧张局势升温是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挑起的，但政府有责任使局势回到稳定的局面。
据日本外务省人士透露，日本政府将把中国在 1971 年前未就 “尖阁诸岛”( 中国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 主权向日本提出过抗议一事作为“中方主张中最大的矛盾点”，决定使用 1953 年的 《人民日报》文章作为论据，指出中国曾承认 “尖阁诸岛”为日本领土。外务省已在其官网上刊登了《人民日报》相关文章的照片，并注释 “可见中国曾将‘尖阁诸岛’视为冲绳的一部分”。日方还将在与各国首脑及外相的会谈中主动提及上述内容，积极对外宣传。这种做法反映出日方已毫无历史和法理依据，只能靠编造和夸大上述所谓“依据”来强调钓鱼岛是日本的。然而，这是无济于事的。首先，中国在 1970 年 5 月 18 日就通过《人民日报》文章谴责了佐藤荣作内阁企图利用美国在黄尾屿、赤尾屿设立靶场证明日本拥有钓鱼岛的图谋，称之为 “侵略有理”的强盗逻辑。而 1972 年 3月以前，日本外务省并未就钓鱼岛发表 “基本见解”。其次，1953 年 1 月 8 日 《人民日报》文章只是一篇没有署名而依靠编译国际报道形成的“资料”。其中把冲绳的 “嘉手纳”写成“卡台那”并附加了 ( 译音) 就是例证，所以其中的错误记述根本不能代表中国政府或《人民日报》的立场。看来，针对日方种种似是而非的误解，还需继续做好有针对性的细致说明，解疑释惑。
第四，日本野田内阁 “购岛”不仅没有在钓鱼岛问题上捞到任何便宜，反而使日本经济特别是旅游业及其相关的企业蒙受严重打击。
目前，中国大陆游客约占外国赴日游客的 24. 5%。尽管中国政府并未对日本进行经济制裁，但野田内阁宣布“购岛”，给正处于回升势头的日本旅游业造成比福岛核电站事故更大的打击，这直接导致中日之间航空班机的大量停飞。据报道，由于野田内阁“购岛”、日本国内反华活动等因素，造成中国 “十一”黄金周期间，约有十万中国游客取消原本预定赴日旅游的行程。中国赴日游旅行社总退团率逾40%。据《朝日新闻》报道，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 2012 年 8 月的中国旅客同比增加22%，但9 月则减少3%。
9 月至11月已有两万人取消了预定的航班，往返合计四万人次。此外，长崎到上海的航班年内停飞，2012 年7月刚恢复的仙台到长春和上海的航班暂时停飞，那霸到北京和上海的航班在 10 月 27 日前停飞。
日本企业和商家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巨大，因中日钓鱼岛争议矛盾激化，未来前景堪忧。中国对日本的出口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据日本电子信息技术产业协会 ( JEITA)统计显示，日本国内电子零部件厂商对华销售额在2011 年度为8320亿日元，占整体销售额的约25%，占海外销售额的四成左右。据日本机床工业协会数据显示，在日本机床订单总金额中，两成以上的每月 200 亿 ～300亿日元都是对华出口。这一数字在2007 年还不到一成。日本汽车厂商一直努力开拓中国市场。《日本经济新闻》称，日产 2012 年度的全球销售目标为 535万辆，其中中国占25% ，为 135 万辆，而本田 2012 年在华销售比例预计为 18% ，丰田2012 年在华销售比例也预计为 11%。日产的合并净利益中，中国业务所占比重将达 30%以上，丰田和本田也已超过 10%。
然而，由于受到中日政治关系冷却及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等因素的影响，2012 年 8 月，日本六大汽车厂家在华生产量环比平均减少 8.4%。同期，德国、美国、韩国品牌汽车销量则同比增加 25%、19% 和 12%。日本政府宣布“购岛”导致日系商业设施和工厂在中国经营环境急剧恶化，中日经济活动短期难免陷入停滞状态。据日本大和总研测算，如果日本汽车相关产品出口停止一个月，将损失 3002亿日元。2012 年1 ～ 7 月，日本对华出口金额比上年同期减少 6. 6% ，为 864 亿美元，下半年将进一步缩小。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在 1 ～ 6月比上年同期增长了16. 9% ，为 40 亿美元，但下半年必将减少。
还有，持续 37 年的日本经济协会访华代表团行程被延期。中国财长、央行行长以及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等中国大型银行缺席 2012年 10 月 9 日至 14 日在东京召开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年会。2012 年上半年，在日本对外贸易总额中，中日贸易占 19. 3%。其中，日本出口的18% 靠中国市场，进口的20. 5% 靠中国，均居第一位。而日本从 2011年起被东盟超过，仅排在中国外贸伙伴中的第四位。中日经贸关系对双方都是实际利益，但由于中日经贸相互依存结构已发生改变，日本将因此而蒙受更大损失。2012年 9 月27 日，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米仓弘昌受到中国政协主席贾庆林会见后表示：“中国这么重视这个问题，而日方却说没问题，这难以理解。”今后，日本国内还会出现不同声音。
三 钓鱼岛之争带来的挑战与中日关系前景
2013 年是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缔结 35 周年，中日双方应确认和平友好是中日关系的原点，扶正压邪，力挽狂澜，而不能在钓鱼岛问题上翻船。
有关钓鱼岛之争，摆在中日两国面前的有 “零和模式”和“共赢模式”两种完全不同的政策选项。未来中日关系的前途命运，取决于双方做出怎样的抉择。从目前日本国内政局、政治思潮和野田内阁对华政策看，2012年的中日关系难以出现好转，甚至可能由于钓鱼岛问题发生更大的麻烦。正因如此，中日两国的有识之士更应该珍惜、加倍努力维护来之不易的中日关系。
尽管目前中日双方都不希望兵戎相见，在可预见的未来战争打不起来，但中国只有切实增强国防力量才能确保和平。未来还有许多负面和不确定因素，钓鱼岛之争与中日关系可能出现以下几种前景。
前景之一： 未来一两年将是日本政局的过渡期，2015 年到 2020 年将是更为关键的五年。伴随政治右倾化和日本政局变化，2015年之前日本有可能尝试修改宪法或制定新的相关法律，实现 “软突破”，目的是利用放宽武器限制，行使与美国联合作战的所谓 “集体自卫权”。2015 年日本将制定新的《防卫计划大纲》，进一步增强军备。如果照此发展下去，日本很可能通过 2015 年实现征收 10%的消费税来改善财政，增加军费。这些步骤，将直接关系到未来五至十年日本的战略走向与中日关系的发展前景，值得关注。
但是，中国的国家意志坚如泰山，包括国防力量和民族凝聚力在内的综合国力将不断增强，不可能再出现李鸿章。从中长期看，倘若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同中国展开“持久战”、“消耗战”、“疲劳战”，在中国眼里必将成为类似20 世纪50 年代的美帝国主义和 60年代的苏联那样的头号威胁，最终将被全面彻底拖垮，钓鱼岛问题也自然会得到解决。前景之二：如果台海两岸进一步和解而朝鲜半岛发生冲突，日本右翼鹰派势力便可能上台，并获得国会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议席。届时，日本很可能利用朝鲜半岛局势，进一步突破战后禁区，推动修改宪法第九条，行使同美军联合作战的所谓“集体自卫权”，以换取美国对钓鱼岛的军事保护，共同对抗中国。
2007 年安倍晋三执政时期，日本国会已通过修宪所需的 《国民投票法》。假设未来日本国会能够批准修宪法案，参与国民投票者中的50%赞成修宪，日本就可实现战后第一次修宪，进一步打破战后禁区，强化联合美国对抗中国的态势，把冲绳作为对抗中国海峡两岸的军事基地和战略前沿。同时，日本将竭力拉拢台湾，明里暗里支持“台独”，并鼓励其他的中国民族分裂势力，给中国制造麻烦。
在钓鱼岛领土争议问题上，倘若今后日本当政者在大量历史事实和法理面前理屈词穷又罔顾国际法，修改国内法，最终有可能图穷匕见，甚至脱离战后和平发展轨道。今后如果日本防卫省以中国为假想敌在钓鱼岛附近增兵，加强海上巡逻、抵近侦察、军事演习等，最终或许会导致“预言的自我实现”。钓鱼岛这一局部敏感问题，可能演变为中日冲突、全面对抗的导火索，甚至把美国卷入其中，导致中美关系急剧恶化。当然，这还取决于美国决策者在中日之间的战略抉择。
前景之三： 日方不承认存在钓鱼岛领土争议，中国海峡两岸与日本之间围绕钓鱼岛的矛盾和摩擦增多，陷入恶性循环。笔者曾根据 《易经》中的哲学原理，通过图 1的描述，作出大体预测。
图 1 所示前景 1“恶性循环”，已被 2008 年日本海保船撞翻台湾渔船、2010 年中日钓鱼岛 “撞船事件”，以及野田内阁宣布“购岛”后中日关系急剧恶化所证实。尽管如此，目前日方仍顽固否认存在钓鱼岛主权争议问题，这意味着未来钓鱼岛问题仍不能摆脱恶性循环的怪圈，而且野田首相已表示不会接受国际法院裁决钓鱼岛问题。未来中日缓解矛盾的努力方向应该是，以就解决钓鱼岛问题对话为“入口”，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
前景之四：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最担心的前景之一是，中国海峡两岸联手对日，甚至在客观上会促进中国海峡两岸实现统一。因为那将使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面临更为不利的局面。而台湾手中最大的“王牌”就是正告日本不要欺人太甚，否则台湾将与大陆合作。台湾虚虚实实做几次，日本就会感到进退维谷。正因如此，最近日本开始重新恢复同台湾之间的所谓渔业谈判，对台施以缓兵之计，希望台湾能“愿者上钩”，以此软化台湾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对台海两岸分而治之，甚至可能在台海之间打进楔子，转移矛盾焦点，以利长期同中国抗衡。
但是，早在 2005 年 6 月 30 日，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曾明确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维护包括台湾地区渔民在内的中国渔民的合法权益，中日两国已经签订了渔业协定，有关海域的渔业事宜在协定中作了妥善安排，中日两国应该按照协定规定行事。如果日方和台湾当局就渔业纠纷举行谈判，这将违背一个中国的原则，也不符合中日渔业协定的约定，中方将表示强烈的反对。中方对日方强行驱赶在中国领土钓鱼岛海域正常作业的台湾渔民表示强烈不满，要求日方高度重视中方的关切，切实慎重处理有关问题。因此，在钓鱼岛相关问题上，海峡两岸应加强沟通与协调，不然日本将乘虚而入。
前景之五：中日双方在战略互惠关系的大框架下寻求妥善处理钓鱼岛问题的出路，而不是因钓鱼岛问题而损害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大局。这首先需要日方端正态度，正视钓鱼岛问题已经成为中日之间最重要的外交问题，采取负责任的态度与中方进行谈判对话。在此之前，日方若有诚意，完全可以为避免外交矛盾激化，以国会预算审议难以通过等为由，冻结政府“购岛”并禁止石原 “买岛”，为中日对话营造气氛，而不是以外交对话作为缓兵之计，等待时机再反扑。
据 《朝日新闻》2012 年 9 月所做舆论调查显示，日本受访者的83% 认为日中关系 “不好”，38% 认为两国关系中的最大问题是“围绕领土的问题”，占首位，其次才是 “历史认识问题”，占 30%。因此，未来的日本政府和外务省将不能无视这一现实而一意孤行。否则，不仅不可能处理好日中关系，还将被日本人民所唾弃。因为 20亿日元以上的国民税金不用于救济福岛核事故的灾民，却集中送给一家所谓 “岛主”手中，而且根本不会因此而使得日本在拥有钓鱼岛问题上产生任何效果。因此，这种“盗卖与回购”中国领土的做法不仅会遭到中国的强烈反对，最终也不会得到日本人民的支持。
若中日两国政府能就钓鱼岛及其相关问题展开对话，中方将充分听取和反映台湾同胞的声音。例如，建立海上相互信任措施和危机管理机制，通过重新谈判中日渔业协定，在钓鱼岛海域确保台海两岸渔民的捕鱼权利。如果官方正式渠道有所不便，可由民间专家或“第二轨道”发挥作用。
中日通过学术人文交流，共同研究钓鱼岛归属的历史、法理等相关问题，进而与冲绳及日本本土学者理性讨论这一问题，共同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与途径。现在这方面的主要障碍来自日本政府。日本政府似乎是生怕有违日本政府政策主张的意见形成主流。
前景之六： 中日两国政府谈判解决钓鱼岛主权争议问题暂时搁置争议，以“求同超异、合作共赢”的精神，在中国海峡两岸与日本冲绳之间实现多样化的、相关地方之间的共同开发与合作事业。例如，海峡两岸与冲绳之间可以尝试展开海上的“古水道”观光旅游的共同开发。建立相互信任和友好关系后再讨论能源资源共同开发。
未来中日关系应该回到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所确立的正确轨道。中日双方首先应确认：以和平方式解决彼此之间的一切争端，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钓鱼岛问题也不例外。如果中日两国能变挑战为机遇，通过包括台湾在内的海上观光旅游等共同开发、互利共赢等方式缓解钓鱼岛矛盾，对中美日三边关系的健康发展及国际新格局的形成将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作者為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中方委员、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
日本企业和商家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巨大，因中日钓鱼岛争议矛盾激化，未来前景堪忧。中国对日本的出口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据日本电子信息技术产业协会 ( JEITA)统计显示，日本国内电子零部件厂商对华销售额在2011 年度为8320亿日元，占整体销售额的约25%，占海外销售额的四成左右。据日本机床工业协会数据显示，在日本机床订单总金额中，两成以上的每月 200 亿 ～300亿日元都是对华出口。这一数字在2007 年还不到一成。日本汽车厂商一直努力开拓中国市场。《日本经济新闻》称，日产 2012 年度的全球销售目标为 535万辆，其中中国占25% ，为 135 万辆，而本田 2012 年在华销售比例预计为 18% ，丰田2012 年在华销售比例也预计为 11%。日产的合并净利益中，中国业务所占比重将达 30%以上，丰田和本田也已超过 10%。
然而，由于受到中日政治关系冷却及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等因素的影响，2012 年 8 月，日本六大汽车厂家在华生产量环比平均减少 8.4%。同期，德国、美国、韩国品牌汽车销量则同比增加 25%、19% 和 12%。日本政府宣布“购岛”导致日系商业设施和工厂在中国经营环境急剧恶化，中日经济活动短期难免陷入停滞状态。据日本大和总研测算，如果日本汽车相关产品出口停止一个月，将损失 3002亿日元。2012 年1 ～ 7 月，日本对华出口金额比上年同期减少 6. 6% ，为 864 亿美元，下半年将进一步缩小。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在 1 ～ 6月比上年同期增长了16. 9% ，为 40 亿美元，但下半年必将减少。
还有，持续 37 年的日本经济协会访华代表团行程被延期。中国财长、央行行长以及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等中国大型银行缺席 2012年 10 月 9 日至 14 日在东京召开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年会。2012 年上半年，在日本对外贸易总额中，中日贸易占 19. 3%。其中，日本出口的18% 靠中国市场，进口的20. 5% 靠中国，均居第一位。而日本从 2011年起被东盟超过，仅排在中国外贸伙伴中的第四位。中日经贸关系对双方都是实际利益，但由于中日经贸相互依存结构已发生改变，日本将因此而蒙受更大损失。2012年 9 月27 日，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米仓弘昌受到中国政协主席贾庆林会见后表示：“中国这么重视这个问题，而日方却说没问题，这难以理解。”今后，日本国内还会出现不同声音。
三 钓鱼岛之争带来的挑战与中日关系前景
2013 年是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缔结 35 周年，中日双方应确认和平友好是中日关系的原点，扶正压邪，力挽狂澜，而不能在钓鱼岛问题上翻船。
有关钓鱼岛之争，摆在中日两国面前的有 “零和模式”和“共赢模式”两种完全不同的政策选项。未来中日关系的前途命运，取决于双方做出怎样的抉择。从目前日本国内政局、政治思潮和野田内阁对华政策看，2012年的中日关系难以出现好转，甚至可能由于钓鱼岛问题发生更大的麻烦。正因如此，中日两国的有识之士更应该珍惜、加倍努力维护来之不易的中日关系。
尽管目前中日双方都不希望兵戎相见，在可预见的未来战争打不起来，但中国只有切实增强国防力量才能确保和平。未来还有许多负面和不确定因素，钓鱼岛之争与中日关系可能出现以下几种前景。
前景之一： 未来一两年将是日本政局的过渡期，2015 年到 2020 年将是更为关键的五年。伴随政治右倾化和日本政局变化，2015年之前日本有可能尝试修改宪法或制定新的相关法律，实现 “软突破”，目的是利用放宽武器限制，行使与美国联合作战的所谓 “集体自卫权”。2015 年日本将制定新的《防卫计划大纲》，进一步增强军备。如果照此发展下去，日本很可能通过 2015 年实现征收 10%的消费税来改善财政，增加军费。这些步骤，将直接关系到未来五至十年日本的战略走向与中日关系的发展前景，值得关注。
但是，中国的国家意志坚如泰山，包括国防力量和民族凝聚力在内的综合国力将不断增强，不可能再出现李鸿章。从中长期看，倘若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同中国展开“持久战”、“消耗战”、“疲劳战”，在中国眼里必将成为类似20 世纪50 年代的美帝国主义和 60年代的苏联那样的头号威胁，最终将被全面彻底拖垮，钓鱼岛问题也自然会得到解决。前景之二：如果台海两岸进一步和解而朝鲜半岛发生冲突，日本右翼鹰派势力便可能上台，并获得国会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议席。届时，日本很可能利用朝鲜半岛局势，进一步突破战后禁区，推动修改宪法第九条，行使同美军联合作战的所谓“集体自卫权”，以换取美国对钓鱼岛的军事保护，共同对抗中国。
2007 年安倍晋三执政时期，日本国会已通过修宪所需的 《国民投票法》。假设未来日本国会能够批准修宪法案，参与国民投票者中的50%赞成修宪，日本就可实现战后第一次修宪，进一步打破战后禁区，强化联合美国对抗中国的态势，把冲绳作为对抗中国海峡两岸的军事基地和战略前沿。同时，日本将竭力拉拢台湾，明里暗里支持“台独”，并鼓励其他的中国民族分裂势力，给中国制造麻烦。
在钓鱼岛领土争议问题上，倘若今后日本当政者在大量历史事实和法理面前理屈词穷又罔顾国际法，修改国内法，最终有可能图穷匕见，甚至脱离战后和平发展轨道。今后如果日本防卫省以中国为假想敌在钓鱼岛附近增兵，加强海上巡逻、抵近侦察、军事演习等，最终或许会导致“预言的自我实现”。钓鱼岛这一局部敏感问题，可能演变为中日冲突、全面对抗的导火索，甚至把美国卷入其中，导致中美关系急剧恶化。当然，这还取决于美国决策者在中日之间的战略抉择。
前景之三： 日方不承认存在钓鱼岛领土争议，中国海峡两岸与日本之间围绕钓鱼岛的矛盾和摩擦增多，陷入恶性循环。笔者曾根据 《易经》中的哲学原理，通过图 1的描述，作出大体预测。
图 1 所示前景 1“恶性循环”，已被 2008 年日本海保船撞翻台湾渔船、2010 年中日钓鱼岛 “撞船事件”，以及野田内阁宣布“购岛”后中日关系急剧恶化所证实。尽管如此，目前日方仍顽固否认存在钓鱼岛主权争议问题，这意味着未来钓鱼岛问题仍不能摆脱恶性循环的怪圈，而且野田首相已表示不会接受国际法院裁决钓鱼岛问题。未来中日缓解矛盾的努力方向应该是，以就解决钓鱼岛问题对话为“入口”，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
前景之四：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最担心的前景之一是，中国海峡两岸联手对日，甚至在客观上会促进中国海峡两岸实现统一。因为那将使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面临更为不利的局面。而台湾手中最大的“王牌”就是正告日本不要欺人太甚，否则台湾将与大陆合作。台湾虚虚实实做几次，日本就会感到进退维谷。正因如此，最近日本开始重新恢复同台湾之间的所谓渔业谈判，对台施以缓兵之计，希望台湾能“愿者上钩”，以此软化台湾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对台海两岸分而治之，甚至可能在台海之间打进楔子，转移矛盾焦点，以利长期同中国抗衡。
但是，早在 2005 年 6 月 30 日，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曾明确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维护包括台湾地区渔民在内的中国渔民的合法权益，中日两国已经签订了渔业协定，有关海域的渔业事宜在协定中作了妥善安排，中日两国应该按照协定规定行事。如果日方和台湾当局就渔业纠纷举行谈判，这将违背一个中国的原则，也不符合中日渔业协定的约定，中方将表示强烈的反对。中方对日方强行驱赶在中国领土钓鱼岛海域正常作业的台湾渔民表示强烈不满，要求日方高度重视中方的关切，切实慎重处理有关问题。因此，在钓鱼岛相关问题上，海峡两岸应加强沟通与协调，不然日本将乘虚而入。
前景之五：中日双方在战略互惠关系的大框架下寻求妥善处理钓鱼岛问题的出路，而不是因钓鱼岛问题而损害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大局。这首先需要日方端正态度，正视钓鱼岛问题已经成为中日之间最重要的外交问题，采取负责任的态度与中方进行谈判对话。在此之前，日方若有诚意，完全可以为避免外交矛盾激化，以国会预算审议难以通过等为由，冻结政府“购岛”并禁止石原 “买岛”，为中日对话营造气氛，而不是以外交对话作为缓兵之计，等待时机再反扑。
据 《朝日新闻》2012 年 9 月所做舆论调查显示，日本受访者的83% 认为日中关系 “不好”，38% 认为两国关系中的最大问题是“围绕领土的问题”，占首位，其次才是 “历史认识问题”，占 30%。因此，未来的日本政府和外务省将不能无视这一现实而一意孤行。否则，不仅不可能处理好日中关系，还将被日本人民所唾弃。因为 20亿日元以上的国民税金不用于救济福岛核事故的灾民，却集中送给一家所谓 “岛主”手中，而且根本不会因此而使得日本在拥有钓鱼岛问题上产生任何效果。因此，这种“盗卖与回购”中国领土的做法不仅会遭到中国的强烈反对，最终也不会得到日本人民的支持。
若中日两国政府能就钓鱼岛及其相关问题展开对话，中方将充分听取和反映台湾同胞的声音。例如，建立海上相互信任措施和危机管理机制，通过重新谈判中日渔业协定，在钓鱼岛海域确保台海两岸渔民的捕鱼权利。如果官方正式渠道有所不便，可由民间专家或“第二轨道”发挥作用。
中日通过学术人文交流，共同研究钓鱼岛归属的历史、法理等相关问题，进而与冲绳及日本本土学者理性讨论这一问题，共同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与途径。现在这方面的主要障碍来自日本政府。日本政府似乎是生怕有违日本政府政策主张的意见形成主流。
前景之六： 中日两国政府谈判解决钓鱼岛主权争议问题暂时搁置争议，以“求同超异、合作共赢”的精神，在中国海峡两岸与日本冲绳之间实现多样化的、相关地方之间的共同开发与合作事业。例如，海峡两岸与冲绳之间可以尝试展开海上的“古水道”观光旅游的共同开发。建立相互信任和友好关系后再讨论能源资源共同开发。
未来中日关系应该回到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所确立的正确轨道。中日双方首先应确认：以和平方式解决彼此之间的一切争端，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钓鱼岛问题也不例外。如果中日两国能变挑战为机遇，通过包括台湾在内的海上观光旅游等共同开发、互利共赢等方式缓解钓鱼岛矛盾，对中美日三边关系的健康发展及国际新格局的形成将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作者為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中方委员、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