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健 2012年06期《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2 年第四轮中美战略和经济对话闭幕之前，《美国利益》杂志网评论说，对话开始时中美关系“很可能正处于尼克松和周恩来握手以来最危险的时刻”。日本《外交学者》称，“中美关系两国实现竞争性共存的最困难时候可能已经开始”。21 世纪第二个十年，处于国际关系大变革、大调整之中的中美关系确实正处在新的十字路口。中国的迅速崛起正改变着世界特别是亚洲的力量对比，美国正开始实施冷战结束后最重大的战略布局的调整。中美两国对对方战略意图的疑虑上升，“信任赤字”达到一个新的最高点。
针对这一情况，胡锦涛主席在接见参加对话的中美两国主要成员时提出： “人类进入21 世纪第二个十年，我们的思想、政策、行动应与时俱进，以创新的思维、切实的行动、打破历史上大国对抗、冲突的传统逻辑，探索经济全球化时代发展大国关系的新路径。”对此美方也做出了积极的回应。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表示： “美国和中国正在努力采取史无前例的行动，为历史上出现过的现有大国和新兴大国之间的关系找出新的答案。”显然，中美双方均已意识到，新世纪第二个十年既是中美关系困难的时期，更是中美两国寻求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新起点”。
笔者认为，要正确认识中美之间的“信任赤字”。事实上，中美之间从来不存在100% 的互信，也不存在 100% 的互疑。近年，两国之间的相互猜忌迅速上升则是不争的事实。希拉里·克林顿不久前公开对中国提出七个问题，作为回应，中国外交部官员晓岸在《环球时报》上发表的《七问美国对华战略疑点》一文几乎囊括了中美两国战略互疑的主要内容。
中美之间战略互疑上升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就美国方面言，奥巴马上台标志着以国际恐怖主义为敌人、身陷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战争的布什时代的终结。美国重新审定自己的战略目标和战略布局适逢中国迅速崛起呈现出超日赶美的势头。中国在南海的主张则被美方看做是中国版“门罗主义”，认为中国要主导亚洲，排斥美国的势力。
从中国方面看，美国高调“重返亚洲”，在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 APEC) 会议期间一连打出三张牌：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TPP) 、澳大利亚驻军和南海争议国际化，矛头直指中国。今年又借朝鲜卫星发射，推动建立亚洲的反导系统，更被当做是对中国的战略围堵。
如何看待中美之间这种对对方战略意图的怀疑呢？ 一方面，从现在起到 21 世纪第三个十年到来( 即国际上普遍认为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超过美国而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 之时，这十余年间中美之间的战略互疑难以消除，美担心中国超美后会挑战其全球霸权地位，中国担心美会试图遏制中国的崛起。这种战略意图方面的互不信任必将影响两国政府对对方的战略定位和自身的战略选择，阻碍中美之间建立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如果处理不当，这十余年时间将是中美关系动荡不稳定的时期。另一方面，在全球化时代，中美两国相互依存度高、利益融合度深，且具有“战略和经济对话”这样史无前例的高层次对话渠道作为两国关系的“稳定器”，应该能够避免从战略互疑走向战略对抗。
此时中美关系会回归更大程度上的稳定。因此，我的第一个观点是中美之间的战略互疑不会无限扩大，2010 －2012 年是战略互信赤字上升期，达到一定程度后会逐步缩小。
从图1 可见，从现在到2024 年这十余年时间是中美之间的相互适应期。中美关系要么好起来，要么坏下去； 要么深入开展合作，要么走向战略竞争。我认为“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哪里，坏也坏不到哪里”这种说法在新的历史时期已不再适用。由于美国历来有树立假想敌的习惯，应该认识到中美关系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此时中美关系的关键是美国要加大自信度，不担心并包容中国的崛起，而中国要克制不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这样中美就能较顺利地走出这不稳定的十年。这是我的第二个观点。美国著名学者约瑟夫·奈通过对美国优势的分析指出，国内生产总值滑落并不意味着美国被中国所取代。这在多数美国媒体渲染中国正取代美国成为头号强国的声浪中显然是独树一帜的，对美正确认识中国是有益的，而且也有利于中美关系的平稳发展。
中国领导人已在多个场合表示中国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取代美国全球领导地位。最近发表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更是全面阐述了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这是基于对中国国情、发展现实和根本利益的深刻认识和全面把握。
在此基础上，中美双方学会尊重和关照彼此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美合作就会有更大的空间，就会朝建立新型大国关系迈进。
如图2 所示，中国和平发展和美国和平保护全球霸权地位，是中美之间避免对抗，寻求合作的起点和起码的要求。
当然，中美之间要建立新型的大国关系，不能仅止于此。近年来中美关系中一个核心的因素即是互相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和主要关切。如果真能从语言到行动上做到这一点，两国的合作空间就会大大扩大。
中国的核心利益中最重要的、也是经常牵动中美关系起伏跌宕的是台湾地区问题。在台湾地区问题上美国实施两手政策： 一方面，美反对或不支持“台独”。美公开宣扬这一主张，使选举形势更有利于马英九，发挥了有益的作用。但另一方面，美坚持对台军售，阻滞两岸过快走近，这反映保持台湾地区“不独、不统、不武”最符合美国利益。
美国对自己的重大核心利益没有明确的界定，常常提出一个长长的要价单。所有这些都对中美之间发展互信、互利关系带来制约。
中美双方的“七问”涉及各自核心利益与主要关切。要求双方切实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与主要关切，在当前及可预见的将来还是十分理想主义的。虽然中美之间不存在全球范围内全面对抗的可能，但在亚太地区确实存在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局面。虽然 2011年胡锦涛和奥巴马会晤对中美关系进行了重新定位，中国欢迎美国在亚太地区发挥建设性作用，美国尊重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合法利益。这样的表示对于消除战略疑虑、促进互利合作是有益的，但有待落到实处。
中国国民看到的是美国在亚太地区对中国的围堵。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军演使美重返亚洲不针对中国的说法更不可信，引起中国舆论的强烈反响。国内主张对美针锋相对的声音在上升。然而何为围堵呢？ 冷静思考一下，我认为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解读：一种认为围堵就是遏制，故中美合作空间消失，两国走向对抗； 另一种看法认为围堵确实比先前的“防范”走远了一步，但还不是遏制。围堵的目的是为了确保强大后的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即遵守一切现行游戏规则、不挑战美国的大国。我比较倾向于后面一种解读。如果中美相互照顾对方的核心利益，那么两国之间的合作达到目标空间。若还能照顾对方主要关切，合作空间将大为扩展，但在可预见的将来是理想空间。这是我的第三个观点，即认为围堵缩小了中美合作的空间，但合作尚存。
总之，我对中美关系的发展趋势抱谨慎乐观的态度。由于中美双方领导人都认识到增信释疑、合作共赢的重要性，应能引领两国关系走向健康发展的道路。中美之间不乏接触对话的渠道，当务之急是双方积极互动，完善对话形式、优化对话内容、落实对话成果、提升对话效能。我认为，中美之间的“七问”不一定是一件坏事，正确对待以此为起点，把各自对对方的疑虑摆到对话的桌面上来，给对方一个说明的机会，争取达到最大程度的战略透明。然后，把双方的共识落实到文字、体现在行动上。分歧之点和实际存在的利益冲突之处则可制定控制冲突的机制，确立共同遵循的游戏规则。
今后十余年，中美之间的博弈是既竞争又合作； 通过战略与经济对话等平台，美国规范和改变中国，中国也改变美国。究竟谁更多地改变对方，只有历史才能证明。无论如何，中美之间相互调整、相互适应，逐步形成新型大国关系，这样不仅将改变亚洲的面貌，也将改变世界的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