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鼎新 2011年10月15日 《东方早报》
伦敦骚乱不但给英国带来了超过两亿英镑的财产损失和人员的伤亡，而且给西方政府在世界面前带来了尴尬。多年来，西方政府一直抨击中国对社交网络的管控，但是这一次他们自己在一定程度上也尝到了社交网络的苦头，并不得不采取种种措施对此加以约束。多年来，他们把在中国和世界其他地方骚乱的参加者捧为反体制的英雄，而这次他们却把自己社会中骚乱的参加者描绘成不折不扣的罪犯。多年来，他们指责他国对骚乱的镇压和对骚乱参加者的法律制裁，而这次英国警察一下子就逮捕了三千多人，并对其中一千多人进行了起诉和从严的判决。种种这些都引发了世人的议论。在国内，有人撰文指出西方政客的虚伪——他们攻击中国对社交网络的管理，却同时合理化自己国家对社交网络的控制；有人指出中国政府在平息骚乱时所采取的手段要比西方国家平和很多；有人由此称颂中国政治体制的优越性并抨击西方社会的腐朽和没落。
本文的目的不在支持和反对国内这些文章的观点，但我想引导读者换一个角度来思考问题。以下我首先扼要介绍一下骚乱发生的一般原因以及伦敦骚乱的具体原因，随后我将对伦敦骚乱中英国官员对骚乱的态度、政府处理骚乱的特点以及英国社会各界对骚乱的反应做出分析。笔者认为，虽然英国政府在骚乱起始时反应很慢（因为大多数高官都在度假），虽然社交网络的存在使得骚乱能迅速地扩散，但是英国政府一旦反应过来，仅用了两三天时间就把骚乱熄灭，并且能以“杀一儆百”的方式迅速严判数百名打砸抢犯罪嫌疑人而不引起社会的反感。与其他许多国家对骚乱的处理能力相比，至少从执政者的角度来看，英国政府对伦敦骚乱的处理是很成功的。笔者还提出，英国平息骚乱成功，在于英国政府能在骚乱面前保持强硬的姿态、高度的意见统一和很强的政策自主性，而英国政府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则主要是因为它有着主流媒体的支持。英国的主流媒体在骚乱过程中既能和政府紧紧地站在一起，又有能力塑造英国公众对骚乱的看法。媒体的舆论导向使得英国公众能迅速地站到了政府的背后，从而改变了英国社交网络的性质，这才是英国政府能迅速熄灭骚乱的关键所在。英国政府能如此迅速地制止一场波及许多城市的大骚乱而不留严重后遗症，其背后的原因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骚乱的原因
大规模的骚乱、社会运动和革命的产生都是社会结构性矛盾加深的表现。当结构性矛盾加深到一定程度时，社会上自认为处于相似境遇下的人们就会产生共同的不满。如果这些境遇相似的人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并且社会有一定的空间让他们能在合法渠道下进行抗争以改变他们的处境，那么他们的抗争形式就会朝着有具体诉求的、组织性较强的社会运动和利益集团政治的方向发展。如果境遇相似的人既有组织能力又认同某一种意识形态，而这些人所面对的国家却既不能提供制度化的合法抗争渠道，也没有能力对他们的抗争进行有效镇压，那么他们的抗争形式就有可能朝着革命的方向发展。如果处于相似境遇下的人们既没有组织能力也没有知识分子给他们提供革命性的意识形态，而且他们所面对的国家却保持着较强的管控能力，那么他们的不满就往往只能以骚乱的形式得以表达。因此，世界上的骚乱虽然形态各异，究其根本原因却很简单。因为需要许多人的参与才能形成，所以骚乱往往发生在人员密集、户外活动频繁的地方。如果在某时某地发生了一个诱发事件（经常是一个谣言），并且这一诱发事件激发了普遍的不公正感，那么一些在场的人士就会一哄而起。而如果国家控制机器反应缓慢或者是反应不当，事情就会失控，许多与该诱发事件毫不相干的人就会进入其中，通过打砸抢来发泄他们平日里的不满，甚至是通过抢劫来获得平时得不到的财富，于是就有了骚乱。
虽然骚乱都是缘起于社会的结构性矛盾，但在不同国家中这结构性矛盾的性质可以是完全不同的。就伦敦骚乱来说，作为其起因的结构性矛盾并不主要来自于政治体制而是来自于英国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非企及结果。任何国家在经济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后，其工资水平就会跟着提高，而人们的吃苦精神就必然下降（中国也一样）。这时候，该国的低端产业就会流失到穷国，社会上就会出现高失业率的贫困群体，经济增长速度就会减慢，政府为社会提供福利的能力就会降低，这些都构成了伦敦骚乱的背景。但是，英国所面临的一些问题日本也面临着，而大规模骚乱在日本却十分稀有。这儿我必须提出另一个原因，那就是英殖民地的历史遗产。英国的帝国历史、政治避难和穷人高出生率等等因素给英国带来了数目很大的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群体（在1983年英国国籍法生效前，大英帝国前殖民地的人只要前往英国本土就自动成为英国公民）。他们是英国高失业率群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英国的多元主义文化又使得他们保持着自己的生活方式，不能融入主流社会。平时这些人靠着国家福利维持着生活，当英国在经济衰退的压力下不得不削减社会福利时，这些群体的怨恨和失望就构成了伦敦骚乱产生的第二个结构性因素。
但是，伦敦骚乱并不象征着英国的总体性衰落或者说社会矛盾的加剧。设想一下，近十年來我国骚乱事件频有发生，面对一次次骚乱，国内外的一些评论家不是也把这些骚乱看作是社会结构性矛盾的大爆发并作出各种预测吗？可是，中国社会的实际发展与这些唱衰的预测却不怎么相符，使得这些唱衰的言论显得幼稚和偏激。因此我们必须把镜头拉远一些，用比较超脱的眼光来看待伦敦骚乱。
英国政府面对骚乱时的强硬和自信
在伦敦骚乱中，英国政府的表现只可以用强硬两字来形容。英国高官纷纷出场对骚乱进行了全面的否定。首相卡梅伦断然否定伦敦骚乱是社会抗议的说法。他声称骚乱的参与者都是“是非麻木、道德扭曲和完全缺乏自制的一群人”，并强调这次骚乱是“彻头彻尾的犯罪行为”。内政大臣梅伊说“严重的无秩序的行为和对公众安全和财产的侵害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并表示将“全力支持警察厅恢复正常社会秩序”。司法部长克拉克认为骚乱的起因在于英国“刑罚制度的松懈”。在统一的意志下，英国政府对骚乱参加者采取了严厉的镇压。他们不但逮捕了数千人，而且根据政府高官的建议，打破法院原有的判罪准则，对被抓获的骚乱嫌疑犯加以重判。以至于有人因为接受了一双別人给她的在骚乱时抢来的鞋子而被判了刑。首相卡梅伦甚至提出连坐，即一个家庭中如有一人加入了暴乱，全家都得被政府从廉租房中驱赶出去。
如果读者对英国政府的强硬感受不深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把英国和中国官员在骚乱时的反应加以对比。在中国如果发生一场骚乱，不管其原因如何，我们的官员在评价骚乱时往往会强调卷入骚乱的大多数是好人，打砸抢的仅仅是一小撮，在骚乱后经常会以某种形式向社会致歉，承认是因为他们的工作没有做好才导致了百姓的失望，而执法部门在面对因为加入骚乱而被抓获的嫌疑犯时则是慎之又慎，除了少数打砸抢行为严重的领头人之外，基本是采取“从宽处理”，生怕破坏了和谐社会的大局。这些都与英国官员的强硬表现形成鲜明对比。
英国政府态度强硬的资本
英国官员强硬态度的背后是他们的信心。他们不会认为骚乱的根源在于他们的体制，不会对自己权力的来源产生怀疑，不会担心国际影响，不会怕犯了众怒而导致革命或者政变，也不会因为自己支持镇压而产生道德负担，也不担心因此而声名狼藉。我不知道英国的政治家是否清楚为什么他们在面对骚乱时能如此轻松地采取了强硬立场。我所知道的是，英国的主流媒体在重大价值观上能与政府保持一致，并且英国的主流媒体有着主导社会舆论的能力。有了这两点，英国的政治家们还怕什么？
的确，英国主流媒体在对伦敦骚乱的定性上与政府保持了高度的一致，并对政府的镇压行为表示坚决支持。比如，《每日电讯报》的社论指出：“这场骚乱的全部意图就在犯罪。……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反应也只能是一个，那就是我们必须用强制手段来教训这些暴徒怎么来尊重国家法律。”《泰晤士报》认为伦敦的骚乱已经发展到了毫无动机的暴力与破坏行为，警方该以更强硬的手段来应对了。《太阳报》称骚乱的场面是值得“羞耻的”，“是绝对的混乱状态，它对生命和财产来说都是严重的威胁”。《卫报》则呼吁公众支持警察，并强调 ：“2011年英格兰的骚乱是无序和有序之间的一场竞赛……而这一竞赛的双方只有一方是对的。暴力袭击、破坏必须停止……”
除了对骚乱进行定性之外，英国媒体还通过大量新闻“事实”来说明政府和媒体对骚乱定性的正确以及百姓对骚乱的普遍反感。英国媒体广泛报道了这次骚乱中所发生的打砸抢行为，强调骚乱怎么使个人财产受到损失，强调十八岁以上的被判刑的骚乱参加者中四分之三的人都有前科。英国媒体还广泛报道了英国人民怎么自发起来反对骚乱。骚乱期间，英国新闻报道了伯明翰等地的公众怎么组织起来发起反骚乱和平运动，报道了英国各地人民怎么自发上街清除骚乱后的狼藉，报道了英国的报业和公众怎么为帮助受到骚乱影响的当地生意人恢复营业而发起捐款活动，甚至报道了伦敦奥运会形象大使的母亲在得知女儿参与骚乱后去警方举报女儿的大义灭亲的壮举。
读者千万不要误解，以为我在以上的事实两字外面打上引号是在影射这些新闻的不真实性。我相信这些新闻极可能是真实的。我打引号的目的在于强调以下的一个现实：即在面对一个复杂事件时，持有不同价值观的人士是很容易生产出性质截然不同的新闻来的。比如说，有75%的十八岁以上被判刑的骚乱参加者都有前科这一说法来之英国官方，而英国官方公布这一数据的目的就在于证明他们对伦敦骚乱的犯罪行为定性的正确性。可是，这一数据也可以指向另外一些事实。比如，警察在骚乱中可能更想首先逮捕那些有前科的嫌疑犯以起到擒贼先擒王的目的，法院也一般会首先起诉和加重判决那些有前科的嫌疑犯。这些原因都会大大提高被判刑的骚乱参加者中有前科人士的百分比。如果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英国的新闻记者将肯定会生产出性质完全不同的新闻。问题是英国记者所持的价值观使他们很难将这些因素加入他们的分析视野。
但是读者千万不要过于意识形态化，认定英国媒体就是权力的附庸。要知道，英国政府是没有能力来命令他们国家的媒体该以什么方式来报道伦敦骚乱的。英国记者也不会认为自己是政府的附庸，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均认为自己掌握着新闻自由。最后，英国公众中的大多数也不会认为主流媒体仅仅是政府的附庸。在英国大多数人的眼里，英国的报纸和电视都有着各自的立场（比如《卫报》在英国普遍被认为是一家持有偏左的自由派思想的报纸，而《泰晤士报》的政治倾向则往往偏向保守党）。如果人家的新闻从业人员和百姓中的绝大多数人都不认为自己的媒体是权力的附庸，而我们身处局外的人却强行说是，这不是有些荒唐吗？当然，一些评论者从局外人眼里认定英国媒体是权力的附庸也不是完全不靠谱。的确，英国主流媒体在面对伦敦骚乱时其重大立场与政府有着高度的一致。但是，我们必须注意，这高度的一致不是来源于政府对新闻的控制，而是来自于政府官员和新闻从业人员在核心价值认同上的高度一致。价值观与新闻的生产方式之间高度一致使得英国新闻从业人员能够在完全没有良心负担的情况下，制造出一些在局外人看来是“权力的附庸”式的新闻。
虽然英国主流媒体的从业人员在核心价值观上能与政治精英保持一致，这绝不等于他们中间的每一个人对核心价值观的理解上能达成完全一致，不等于每个新闻从业人员就失去了个性和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不同看法。英国新闻从业人员的个性和对一些具体问题的不同看法是英国新闻报道中争论和冲突的来源。也许这些争论和冲突在观点偏激的局外人眼里都是些枝节问题，但是正是这些争论和冲突给新闻从业人员带来了快乐的自由感受，给读者带来了真实的感觉。
在伦敦骚乱问题上，英国的主流媒体虽然在根本立场上与政府保持了高度一致，但是他们对英国政府镇压骚乱的效率持有监督的自由。例如，在骚乱过程中，英国媒体公开抨击警方在骚乱早期反应的不力，公开报道了政府部门和警察方面的互相指责。媒体还不受限制地报道了政府官员在一些次要问题上的不同意见 ——比如首相卡梅伦提出要对在骚乱的扩散过程中起有很大作用的社交网络进行管制，而伦敦市长则公开反对封锁社交网站。媒体还能针对法院对个别打砸抢嫌疑犯的判决提出质疑。媒体能在不受政府干扰的情况下与社会上的基金会共同集资请专家对骚乱进行系统研究。媒体还能在痛斥骚乱暴徒的同时发表文章分析骚乱背后的一些结构性原因。媒体甚至能公开报道他们与政府在骚乱处理方式的一些技术问题上的分歧，比如邀请政府官员到电视台与记者就社交网络管制必要性等问题进行辩论（这样的辩论往往是由于辩论的双方自说自话而毫无结果，但辩论却造就了社会声音的多样性，使百姓认识到了现实政治的复杂性，并增进了大众对媒体的信任）。
面对英国主流媒体中出现的声音的多样性，英国政府一方面保持了开放的心态，另一方面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却不被其左右。比如，在面对舆论对英国司法对骚乱参加者进行严判的一些微词时，司法部长克拉克明确地回答，英国这次针对骚乱参加者的判决力度“掌握得很有分寸”。在核心政策方面的自主性是英国政府能迅速制止伦敦骚乱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大众舆论和社交网络
在中国，当地方群体事件发生时，如果一个媒体的报道完全采取了与地方政府相同的立场，这一报道往往就会被公众以“五毛”讥笑之；如果一个媒体揭露了群体事件背后的社会问题时，我们不但会认为该媒体的报道是事实，而且会认为该报道仅仅揭露了社会问题的沧海一粟；如果有人在中国敢于采取偏激的姿态，不管他是一个自由派、反体制左派，还是一个民粹主义者，他很可能会被大众捧为英雄。但是在英国，除非是那些亲历其境的人们，一般大众往往会把主流媒体的报道看作是事实，把主流媒体的观点视为正确。至于那些在中国被尊为英雄的人士，假如他们是英国人在表达对英国的看法，将会由于得不到社会承认而痛苦不堪。英国公共舆论的这一性质在政府平息骚乱过程中起有关键作用。正是在主流媒体的引导下，英国公众迅速对伦敦骚乱形成了与政府相近的看法。
英国的《太阳报》在8月8日和9日就百姓对骚乱起因的看法作了一个民意调查，结果是42%的人认为骚乱起因于“犯罪行为”，26%的人认为骚乱起因于“黑帮文化”，8%的人认为骚乱起因于“政府财政削减”，5%的人认为骚乱起因于“高失业率”，5%的人认为骚乱起因于“族群矛盾”，3%的人认为骚乱起因于“警察治安不力”。在伦敦骚乱期间，英国主流媒体的报道的很大一部分就是集中在对骚乱中年轻人打砸抢行为的描述、抨击和分析上，其次才是讨论骚乱的原因。这个民意调查中的问题也都是在英国媒体报道伦敦骚乱期间反复涉及的议题。从有68%的英国民众认为骚乱起因于“犯罪行为”或者“黑帮文化”这一事实我们可以看出，英国的公众对伦敦骚乱的看法与他们的政府首脑和主流媒体的观点何其相似，或者说可以看出英国的主流媒体对公众舆论的塑造能力有多大。
在主流媒体的引导下，英国民众纷纷在报纸和网络上发表文章抨击伦敦骚乱。在英国政府开设的电子请愿网站上，要求严惩骚乱者并剥夺他们所享受的国家福利的联名信在短时间内就有超过十万人签名。萧武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强调了社交网络近几年来在中东、中国和西方所发生的骚乱中都有着关键的作用，但是他没有提到社交网络在不同国家的骚乱中起到的作用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在中东，主流媒体基本没有能力塑造公众舆论而公众则普遍对政府不满，因此社交网络不但把初始的骚乱催化成了革命并且成了整个革命期间各阶层百姓抨击政府、传播信息以及动员大众的工具。而在英国，虽然社交网络在骚乱初期对骚乱的发展有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在骚乱发生数天后，社交网络在公众舆论的推动下迅速改变了其性质。8月8日，一名来自哈克尼区的妇女痛骂骚乱者的画面被《每日电讯报》的记者用手机录了下来，这段名为“哈克尼的女英雄”（Heroine of Hackney）的视频在网上广为流传。在脸书网上，有近百万人加入了一个名称为“支持伦敦都市警察制止骚乱者”的小组。社交网络还被英国公众用来动员人们加入反骚乱和平示威，制止打砸抢行为，和组织上街清理街道。网民们同时还在社交网络上帮助警察寻找参与打砸抢的犯罪嫌疑人，甚至在社交网络上登出自己所录到的打砸抢镜头以供警察逮捕和法院求证所用，社交网络简直就成了人民专政式的“人肉搜索”战场。伦敦市长反对在骚乱中限制社交网络通讯。他显然是比较有远见的。社交网络本身只是一个工具，它在一场骚乱中的角色主要取决于使用社交网络人员的性质，而英国主流媒体的力量和英国百姓的性质决定了其政府根本就没必要对社交网络严加控制。
结语
面对英国政府迅速制止伦敦骚乱的能力，面对英国的主流媒体和公共舆论在这次骚乱中的表现，我国的一些态度偏激的左派会极力抨击而极端的自由主义者也许会失语。但是，从执政者的角度看，或者说从马基雅维利现实政治的角度看，我想每一个国家的执政者都会从心底里对英国政府在骚乱中表现出的有效的强硬和决策的自主性感到羡慕。但是，羡慕可以，学习却难。一个国家想要具有英国政府制止骚乱的能力，以及英国政府的“无为而治”式的对主流媒体、公共舆论乃至社交网络的驾驭能力，这个国家就要有一个被公众广为认同并自觉接受的核心主流价值观，有一个不受政府指令但与政治精英享有共同核心价值观的主流媒体，有一个被公众认为是具有严肃性的法律体系，有组织起来运用对社会破坏较小的社会运动的形式来谋取利益的空间，使得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认为骚乱是犯罪而革命没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