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全胜 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2012年第1期
【内容提要】21世纪初以来，中美关系和亚太地区国际关系均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综合国力的日益增强，中国在国际经济、贸易和金融领域中开始发挥领头羊的作用。与此同时，美国作为全球范围内唯一的超级大国，在军事、安全及政治领域仍然发挥着决定性的领导作用。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不同领域中分别发挥领导作用的现象，即本文所说的“双领导体制”。这一“双领导体制”不仅建立了中美两国在特定领域内优势互补的发展模式，也将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亚太地区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的稳定与发展。
关键词：美国外交、亚太地区、中美关系、双领导体制
从21世纪初开始，中美关系和亚太地区国际关系都发生了一些具有重大意义的变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亚太地区国际关系中出现了一个新的领导模式，即“双领导体制”。在国际经济、贸易和金融领域中，中国逐步提升了其地位，并开始扮演重要的领导角色，而美国则由于2008年金融危机而在经济上陷入了困境。但是在军事、安全和政治领域中，美国仍然保持着其霸权地位。它在这些方面的影响力，远远领先于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其他大国。这一正在浮现的“双领导体制”，是一种中美两国在不同领域不平衡发展的模式，既反映了中国最近30年来经济高速发展的成就及其影响力的扩大，也再次确认了美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在世界事务中早已确立的领导地位。
可以说，这一“双领导体制”的出现首先反映了中国崛起的最新趋势，特别是中国高速、持续的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影响。相对于美国因全球金融危机而经济疲软，中国高速、持续的经济增长正在改变其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中国帮助亚太地区走出2008年金融危机的阴影、成功维持地区的经济稳定，就是中国发挥影响力的例证。与此同时，美国在军事、安全和政治领域的领先地位，也使其能够继续在亚太地区发挥领导作用。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各显优势、发挥不同领导作用的现象，既有相互制衡的作用，也成为地区稳定的基石。关键词：美国外交、亚太地区、中美关系、双领导体制
从21世纪初开始，中美关系和亚太地区国际关系都发生了一些具有重大意义的变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亚太地区国际关系中出现了一个新的领导模式，即“双领导体制”。在国际经济、贸易和金融领域中，中国逐步提升了其地位，并开始扮演重要的领导角色，而美国则由于2008年金融危机而在经济上陷入了困境。但是在军事、安全和政治领域中，美国仍然保持着其霸权地位。它在这些方面的影响力，远远领先于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其他大国。这一正在浮现的“双领导体制”，是一种中美两国在不同领域不平衡发展的模式，既反映了中国最近30年来经济高速发展的成就及其影响力的扩大，也再次确认了美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在世界事务中早已确立的领导地位。
一些现实主义理论家可能会将这一新现象视作中美两极体系或权力平衡，但实际上，“双领导体制”这一概念与两极体制不同，它强调的是在基本力量不对称的情况下两个大国所展现的不同优势。换言之，中国还未达到能全面挑战美国领导地位的程度。中国只是在经济领域变得更有影响力。尽管这一趋势最终将增强中国在军事、安全领域的硬实力和在政治领域的话语权，但这一权力转移过程并非一朝一夕所能实现，其结果尚难预期。
表面看来，“双领导体制”这一概念与“两国集团”（G2）及相关的“权力共享”的概念有相同之处，但从理论和现实上看，两者有着很大的差异。作为“两国集团”概念的积极倡导者，布热津斯基认为“美中已经在全球层面上形成了全面的伙伴关系”。与之不同的是，“双领导体制”这一概念关注的是亚太地区出现的新格局，它强调美国与中国在不同领域所发挥的不同的领导作用，具体指的是美国与中国分别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安全领域和经济贸易领域发挥着领导作用。需要指出的是，目前在亚太地区浮现的这一新格局仍未从根本上改变全球政治的基本格局。在世界舞台上，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并没有改变，中国在现阶段仍然是仅次于美国的几个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大国之一。
中美两国在经济贸易和军事安全领域的不同表现，也体现在公众的认知中。皮尤中心最近公布了一项关于美国公众对全球大国影响力看法的调查结果。2008年，41％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占据了世界经济的主导地位，当时只有30％的人将中国视为世界经济的主导力量。而到了2011年，“近半数（47％）的美国人将中国视为世界经济的主导力量，而仅有31％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是世界经济的主导力量”。
盖洛普的一项类似调查也反映了同样的趋势（见图）。在2012年，53％的美国民众认为中国在世界经济事务中发挥着领导作用，只有33％的美国人认为在世界经济事务中发挥领导作用的是美国，7％的人认为是日本。
这一公众认知的变化源于中国成功渡过全球金融危机而美国、日本和欧盟仍深陷其中的现实。这表明，在经济和贸易领域，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中国的声音。同时，中国在国际机构（比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重要性也与日俱增。例如，2011年3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一项决议，决定增加中国的投票权，从而使中国成为了该组织的第三大成员国。而中国周边的经济体对中国金融和贸易市场的依赖程度的不断增加，也使得这一趋势在亚太地区更为显著。
亚太地区“双领导体制”的出现是当今国际体系中权力转移的重要一步。权力转移理论认为，正在崛起的大国对现存国际体系的满意程度决定了权力是和平转移还是崛起国与霸权守成国之间形成激烈的对抗；当两者关系处于接近平衡和对等之时，冲突最有可能发生。历史表明，当一个正在崛起的国家对当时占主导地位的霸权国家构成威胁之时，就有可能爆发战争。但是，通过和平方式实现大国之间权力转移亦有先例。
近年来，中美两国开展积极合作和发生潜在冲突的可能性都在增加。亚太地区“双领导体制”的出现，塑造了一种在中美两国权力转移过程中调节两国关系并促进两国合作的新模式，同时也加强了两国与区域内其他主要参与者（如日本、俄罗斯、韩国、朝鲜及东盟）之间的合作，从而为避免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一、何谓领导作用
要界定一个国家是否在国际事务中起领导作用，一般来说，它至少应具备以下五个基本要素：（１）该国应在一个或多个领域中拥有决定性的实力和影响力；（２）该国应具备在和平时期和危机时期配置及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３）该国应在规则制定和议程设置上发挥决策者的作用；（４）该国应在主要国际组织（例如联合国、世界银行等）中占据领导地位；（５）该国应占据道德制高点。
一个国家的领导地位与外界对其影响力的感知是密切相关的。在很多案例中，一个国家的实力或许尚不足以改变其在国际体系中的相对位置，但其他国家对这个国家领导地位的认知却可能超过其可量化的能力，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衡量指标。这是因为其他国家会更认真地关注这个国家的诉求，并将这种关注转换成它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例如，即使欧盟对中国是否有能力挽救最近出现的欧债危机尚没有定论，但是对中国经济实力的认知使得欧盟对于中国“拯救”欧元区、重振欧洲经济抱有很大的期待。从这个角度来看，“双领导体制”中的领导地位是指在某一领域中诸国际关系行为体可以感受到的一个大国的影响力，而并不必然意味着这一大国已经实际上拥有了领导地位。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如果按照上述五个要素来衡量，中国还不具有领导地位。也就是说，中国还远未获得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在经贸和金融领域的影响力已大大增加，中国在经济领域取得的成就开始得到周边国家的认可，在这一领域开始发挥领导作用。但是，中国要成为亚太区域或者全球层面的全方位的领导者，却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现在还无法预测中国是否能够以至何时能够到达这一阶段，因为还有太多的不可测因素会影响中国的发展。所以，本文并不打算按照上述五个要素分析中国的地位究竟如何，而把阐述的重点放在广义上的经济与政治军事领域权力分布的变化上，从而折射出目前正在发生的这一权力转移的最新动态。
必须指出的是，“双领导体制”概念反映的是亚太地区正在浮现的发展趋势和相关国家的认知，而非对未来的预测。即便是在经济领域中，中国的经济实力其实也远远落后于美国；而且中国的发展还存在一些软肋，这会影响到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可持续性。所以，“双领导体制”的概念着眼于提醒人们关注目前经济和军事安全领域出现的不同发展趋势，从而为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化预做准备。下面要分析的就是中美两国在不同领域中各自的优势与劣势。
在“双领导体制”中，两个领先大国间的协调与合作是决定这一体制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一些国际关系学者也对这一点进行了论证。按照罗伯特·基欧汉 （Robert Keohane）的观点，“合作……需要一方的个人或组织的行为通过政策协调的方式与另一方达成一致”；“这表示，当处于合作状态时，一方会按照另一方可能做出的行为来相应调整己方的行为……真正的合作带给双方的应该是双赢的局面”。他进一步指出，合作或者说两个大国共同努力去达成一个共赢局面，不应与和谐这一概念相混淆。“和谐指的是一方（追求己方利益）的政策自然地促进了另一方政策目标的达成……当这两国处于和谐状态时，合作是没有必要的。”在中美关系中，合作是必要的，而且双方能否合作是权力转移能否和平实现的决定性因素。
在后冷战时期，资本主义大国间构建了以安全共同体为形式的合作，这种情况表明，合作可以成为各大国间双边或多边关系的模式。正如威廉·奥尔森 （Wiliam Olson）所说，“后冷战时期的主要特点是资本主义大国间安全共同体（的成长），这说明很多国家不想或不准备在处理相互关系时动用武力”。安全共同体意味着在共同体内部使用规范性的措施以避免冲突的发生。而同盟关系或其他防御性组织是因为国家之间出于对外部威胁的共同感知才形成的，并非以减少武装冲突为初衷。伴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在国际谈判中的话语权也在加大，这就意味着中国在与美国谈判时能够以更加平等的姿态与美国讨价还价，这也增加了双方妥协与沟通的可能性。中美两国在“双领导体制”下持续展开互动，能为构建亚太地区以中美为核心的更加有效的安全共同体，提供一个规范性的平台。
在这一正在浮现的“双领导体制”中，中美合作势在必行。詹姆斯· 多尔蒂（James Dougherty）和罗伯特·法尔茨拉格夫 （Robert Pfaltzgraff）认为，“国家之间的合作是有可能在相对强势的一方与相对弱势的一方之间实现的。”从这一点来说，尽管中美两国在国力上还有很大差距，但随着差距的不断缩小，两国间的合作将显得愈发重要。
在探讨“领导者”这一概念的同时，我们还需要讨论一下“被领导者”，无论后者是勉强选择跟随前者还是被迫为之。在国际秩序中，领导者的地位既不是自封的，也不是选举产生的，而是自然形成的。也就是说，大国总有其追随者。因此，每个大国都有机会在某些领域发挥领导作用。
“双领导体制”不同于冷战时期的零和博弈，它更多地体现为两个大国之间不断协调与妥协，并在一些场合共同扮演领导者的角色。因此，“双领导体制”更接近于一种既合作又解决争端的安排，它反映了两个大国分别在经济领域和政治军事领域发挥领导作用以期实现双赢、规避出现零和局面的努力。
近年来，中美两国开展积极合作和发生潜在冲突的可能性都在增加。亚太地区“双领导体制”的出现，塑造了一种在中美两国权力转移过程中调节两国关系并促进两国合作的新模式，同时也加强了两国与区域内其他主要参与者（如日本、俄罗斯、韩国、朝鲜及东盟）之间的合作，从而为避免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一、何谓领导作用
要界定一个国家是否在国际事务中起领导作用，一般来说，它至少应具备以下五个基本要素：（１）该国应在一个或多个领域中拥有决定性的实力和影响力；（２）该国应具备在和平时期和危机时期配置及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３）该国应在规则制定和议程设置上发挥决策者的作用；（４）该国应在主要国际组织（例如联合国、世界银行等）中占据领导地位；（５）该国应占据道德制高点。
一个国家的领导地位与外界对其影响力的感知是密切相关的。在很多案例中，一个国家的实力或许尚不足以改变其在国际体系中的相对位置，但其他国家对这个国家领导地位的认知却可能超过其可量化的能力，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衡量指标。这是因为其他国家会更认真地关注这个国家的诉求，并将这种关注转换成它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例如，即使欧盟对中国是否有能力挽救最近出现的欧债危机尚没有定论，但是对中国经济实力的认知使得欧盟对于中国“拯救”欧元区、重振欧洲经济抱有很大的期待。从这个角度来看，“双领导体制”中的领导地位是指在某一领域中诸国际关系行为体可以感受到的一个大国的影响力，而并不必然意味着这一大国已经实际上拥有了领导地位。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如果按照上述五个要素来衡量，中国还不具有领导地位。也就是说，中国还远未获得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在经贸和金融领域的影响力已大大增加，中国在经济领域取得的成就开始得到周边国家的认可，在这一领域开始发挥领导作用。但是，中国要成为亚太区域或者全球层面的全方位的领导者，却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现在还无法预测中国是否能够以至何时能够到达这一阶段，因为还有太多的不可测因素会影响中国的发展。所以，本文并不打算按照上述五个要素分析中国的地位究竟如何，而把阐述的重点放在广义上的经济与政治军事领域权力分布的变化上，从而折射出目前正在发生的这一权力转移的最新动态。
必须指出的是，“双领导体制”概念反映的是亚太地区正在浮现的发展趋势和相关国家的认知，而非对未来的预测。即便是在经济领域中，中国的经济实力其实也远远落后于美国；而且中国的发展还存在一些软肋，这会影响到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可持续性。所以，“双领导体制”的概念着眼于提醒人们关注目前经济和军事安全领域出现的不同发展趋势，从而为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化预做准备。下面要分析的就是中美两国在不同领域中各自的优势与劣势。
在“双领导体制”中，两个领先大国间的协调与合作是决定这一体制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一些国际关系学者也对这一点进行了论证。按照罗伯特·基欧汉 （Robert Keohane）的观点，“合作……需要一方的个人或组织的行为通过政策协调的方式与另一方达成一致”；“这表示，当处于合作状态时，一方会按照另一方可能做出的行为来相应调整己方的行为……真正的合作带给双方的应该是双赢的局面”。他进一步指出，合作或者说两个大国共同努力去达成一个共赢局面，不应与和谐这一概念相混淆。“和谐指的是一方（追求己方利益）的政策自然地促进了另一方政策目标的达成……当这两国处于和谐状态时，合作是没有必要的。”在中美关系中，合作是必要的，而且双方能否合作是权力转移能否和平实现的决定性因素。
在后冷战时期，资本主义大国间构建了以安全共同体为形式的合作，这种情况表明，合作可以成为各大国间双边或多边关系的模式。正如威廉·奥尔森 （Wiliam Olson）所说，“后冷战时期的主要特点是资本主义大国间安全共同体（的成长），这说明很多国家不想或不准备在处理相互关系时动用武力”。安全共同体意味着在共同体内部使用规范性的措施以避免冲突的发生。而同盟关系或其他防御性组织是因为国家之间出于对外部威胁的共同感知才形成的，并非以减少武装冲突为初衷。伴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在国际谈判中的话语权也在加大，这就意味着中国在与美国谈判时能够以更加平等的姿态与美国讨价还价，这也增加了双方妥协与沟通的可能性。中美两国在“双领导体制”下持续展开互动，能为构建亚太地区以中美为核心的更加有效的安全共同体，提供一个规范性的平台。
在这一正在浮现的“双领导体制”中，中美合作势在必行。詹姆斯· 多尔蒂（James Dougherty）和罗伯特·法尔茨拉格夫 （Robert Pfaltzgraff）认为，“国家之间的合作是有可能在相对强势的一方与相对弱势的一方之间实现的。”从这一点来说，尽管中美两国在国力上还有很大差距，但随着差距的不断缩小，两国间的合作将显得愈发重要。
在探讨“领导者”这一概念的同时，我们还需要讨论一下“被领导者”，无论后者是勉强选择跟随前者还是被迫为之。在国际秩序中，领导者的地位既不是自封的，也不是选举产生的，而是自然形成的。也就是说，大国总有其追随者。因此，每个大国都有机会在某些领域发挥领导作用。
“双领导体制”不同于冷战时期的零和博弈，它更多地体现为两个大国之间不断协调与妥协，并在一些场合共同扮演领导者的角色。因此，“双领导体制”更接近于一种既合作又解决争端的安排，它反映了两个大国分别在经济领域和政治军事领域发挥领导作用以期实现双赢、规避出现零和局面的努力。
二、中国在经济、贸易与金融领域的领导作用 经济状况是一个能够最快反映正在变化的世界格局的重要指标。在过去几十年里，世界经济中心逐渐从大西洋地区转移到了太平洋地区。作为东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经济借鉴了日本在1950年代至1980年代间的发展模式而取得了史无前例的增长。201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见表1）。   尽管单一的国内生产总值指标不足以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但这一变化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则是深远的。即便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屡屡被唱衰，但实际上它仍然保持着强劲的增长势头。有预言认为，中国会在不远的将来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不少美国公众也这样认为。 但是，对于中国能否以及何时全面超过美国，国内外政商学界依旧众说纷纭，见仁见智。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就算是在经济领域，中国与美国的实力仍有很大的差距。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不到美国的40％，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更是美国的1／13（2009年的数据）。此外，没人能否认中国还面临着一系列严重的国内问题，包括潜在的经济泡沫、环境污染、社会不满及腐败等等。这些都有可能成为减缓甚至阻碍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因素。同时，中国在包括世界银行在内的各类国际组织中的影响力也远不及美国。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说中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领域中起到了领导作用呢？首先，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远远高于美国。在最近30年，即1980年至2009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为2．7％，而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则保持在10％的水平。尽管未来几年中国经济发展面临一系列挑战，但据美国彼得森经济研究所的一位专家估计，中国经济的年增长率仍然会保持在7％左右。这就意味着，到203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将占到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20％，而美国所占的份额则下降到不足15％。其次，中国的经济增长足以为亚太地区乃至全世界提供重要的公共产品。在克服2008年金融危机、促进世界经济复苏的过程中，中国起到了火车头的作用。世界经济的复苏和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国的经济增长与投资。在21世纪头十年中，中国的经济增长占到了世界经济增长的22％，与此同时美国只占17％。2011年，中国消费者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更是第一次超过了美国。2011年11月，由世界顶尖的咨询公司麦肯锡和思伟提供的两份调查报告显示，越来越多的中国消费者开始偏好国外产品，包括食品和其他进口产品。中国消费者为全球及区域市场创造了更多的需求，正日益成为稳定与繁荣的源泉。由此可见，无论是在生产、投资还是消费领域，中国都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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