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克里斯托弗·莱恩（Christopher Layne） 2013年2月1日中共中央编译局
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始终难以超脱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之争。而在实践层面，这一争论尤其体现在对战略、外交政策的讨论之中。美国作为国际体系中的唯一超级大国，其大战略基于怎样的考虑？面临经济困境的美国如何继续维持其霸主地位？克里斯托弗·莱恩以研究大战略而闻名，作为一个资深美国战略家，他如何评价美国大战略以及外交政策？带着这些问题，本报记者近日访问了莱恩教授。
“大国”应具备将潜在力量转化为现实力量的能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作为国际关系领域新现实主义的倡导者，您如何理解国际关系？现实主义最常用的词就是“权力”（power），对这一概念的解释，学者众说纷纭，您的定义是什么？
克里斯托弗·莱恩：新现实主义代表作是肯尼思·沃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也被称作结构现实主义，认为国际政治受制于国际体系的结构，构成这个结构的有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国际体系中的“极”，也就是大国的数量；第二部分是无政府状态。国际政治随着单极、两极或者多极的国际体系而发生变化。新现实主义者使用“无政府状态”一词是相对于具有等级性的国内政治而言，并不表示国际体系充满混乱无序。在国家内部，中央权威拥有使用武力的合法性，有制定和执行法律的权力。然而在国际体系中不存在这样的权威，也没有世界政府。所以每个国家需要通过自己的力量来保障自身生存与安全，这就意味着国际体系是一种“自助”制度。因此，新现实主义认为国际政治的本质就是冲突与竞争。
新现实主义的基本理论在于解释大国行为如何受制于国际体系结构。从历史看，大国总是国际政治领域最重要的行为体。正如沃尔兹指出的，要成为一个大国，需要在人口、经济力量（主要指标为GDP）、军事力量、自然资源以及政府管理结构的竞争力等方面都具备强大实力。其中，最后一项常常被称作“国家能力”，也是最关键的一点。一个国家必须拥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它能够利用经济创造的财富并且将后者转化为“硬实力”。一些国家常常无法跻身大国行列，正是因为他们无法将潜在力量（财富与资源）转化为现实力量。
“巧实力”战略旨在增强美国安全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几年来，“软实力”一词频繁出现于学术论文以及政策文件，而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又进一步倡导“巧实力”（smart power），“巧实力”和“软实力”有什么不同？为什么美国在这个时候倡导“巧实力”？
克里斯托弗·莱恩：1991年，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是为了回应保罗·肯尼迪关于美国衰落的讨论，奈指出肯尼迪忽视了美国的另一个无形力量，即美国民主制度的吸引力及其蕴涵的理念和美国文化（如好莱坞电影、李维斯牛仔、摇滚乐以及美国的生活方式等）。在奈的眼中，“软实力”意味着吸引和诱惑，是无需贿赂、强迫就可以让别人愿意做他人所期望的事情。然而这个理论并不那么吸引人：外交政策的制定是由国内政治机构以及官僚机构经过对国家利益的衡量仔细斟酌而形成的，很少有证据显示国家在做决策时是因为他们“喜欢”另外一个国家或者其领导人。关于这一点，历史上有一个很好的例证，那就是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在一战后访问欧洲时热闹非凡的招待会，他在那里受到民众的热捧，人们崇拜他提出的自由理想、公平正义的世界秩序新理念。然而公众对威尔逊的喜爱丝毫没有影响凡尔赛谈判中法国总理乔治·克列孟梭和英国首相劳合·乔治为各自国家利益的顽强辩护。
2007年，奈与美国前副国务卿理查德·阿米蒂奇提出“巧实力”一词。简单地用一个公式来表示就是：硬实力+软实力=巧实力。奈和理查德·阿米蒂奇是这样描述的：巧实力强调军事力量，但同时需要大量投入，用于维持与各个层面和机构的联盟与伙伴关系，以此来扩大美国的影响力，增强美国行动的合法性。以“巧实力”为基础的国家战略并不是出于利他主义，而是旨在增强美国的安全。美国政策制定者越来越意识到，只凭借军事力量是无法让美国赢得诸如伊拉克、阿富汗以及巴基斯坦的战争的。所以，正如美国前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所称，美国必须努力在其他国家推进经济发展、制度和法制建设、内部和解、良政以及公共服务。总结起来，“巧实力”旨在通过促进民主、良政以及经济发展，以期减少滋养恐怖主义的环境和不稳定因素。
将政策标榜为“巧”，并不意味着它是智慧的。很明显，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没有意识到美国力量的有限性。当它开始推广“巧实力”时，相当多的证据证明美国缺乏实现这些目标的能力。前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在谈及促进民主时就明智地发现：“我与新保守主义产生分歧的原因在于，我认为在任何合理的时间框架内要实现中东民主化是不会成功的，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会让中东的境况更糟。”
离岸制衡战略可以转移风险成本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以推崇并发展了离岸制衡理论而著名。最近您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了《全球权力从西方向东方转移》（The Global Power Shift from West to East）一文，指出随着权力的衰落，美国应采取离岸制衡战略。这一战略对东亚来说意味着什么？
克里斯托弗·莱恩：对于欧亚大陆国家而言，成为离岸平衡手是个奢侈的想法。只有与欧亚大陆以水相隔的大国才具备成为离岸平衡手的条件。离岸平衡手可以站在欧亚大陆安全竞争的边线，让欧亚大国来维持地区权力平衡。除非欧亚地区有某一个大国企图建立霸权，离岸平衡手才应介入。18、19世纪处于全盛时期的英国就采取了这样的战略。离岸平衡手会介入并阻止欧亚霸主的出现，原因是其认为可能出现的霸主会支配欧亚大陆的资源，并且挑战离岸平衡手的权力。而离岸平衡理论无疑是建立在哈尔福德·麦金德爵士的地缘理论基础之上的。
离岸制衡战略是离岸大国利用其相对安全的地缘优势所采取的一种战略。它最基本的假定是：离岸大国认为欧亚区域内大国势必会阻止一个正在崛起的力量，而这就是离岸大国选择采取转移战略，即将对抗的成本与风险转移至欧亚区域内大国的强大动因。现在美国对东亚的离岸平衡战略应该是从东亚撤出其军事存在，而依靠地区内大国去维持该地区的权力平衡。简而言之，根据离岸制衡理论，不是美国而应是区域内大国去承担维持该地区权力平衡的责任。
《中国社会科学报》：可是事实上，去年以来，美国在亚太地区表现出明显的“前进”态势，比如，增加在澳大利亚的驻军、首次作为正式成员参加东亚峰会、重推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外交政策》撰文强调亚太在美国战略中的重要性等，这一系列动作引发人们对美国亚太战略的讨论。您可否为我们描述一个清晰的美国大战略？它真的东移了吗？
克里斯托弗·莱恩：美国意识到它令人沮丧的金融危机对其大战略的制约在持续加剧，所以将战略目光投向亚洲。冷战结束以来，维持美国在单极体系中的全球霸权一直是贯穿美国冷战后从乔治·布什开始的四任政府的战略主线。美国的战略学家逐渐形成以下两个看法：其一，美国没有能力维持在欧洲、中东以及东亚占支配地位的军事存在；其二，中国的发展正在挑战美国的全球统治地位。随着经济力量从欧洲—大西洋世界向亚洲转移，无论从经济还是地缘政治角度而言，亚洲正在成为世界最重要的地区。所以美国集中其有限的资源，增加在该地区的投入，而中国也因此成为了美国政策制定者的主要战略对手。
美国的自由主义是进攻性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当学者们在谈论美国的外交政策时，时常会用到“例外主义”、“理想主义”这样的字眼。在您看来，美国的外交政策到底奉行的是什么原则？您如何评价当下的美国外交政策，是理想主义还是现实主义？
克里斯托弗·莱恩：简而言之，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在的美国外交政策，都兼有现实主义和自由国际主义（liberal internationalism，也被称作威尔逊主义），这两个理念紧密融合在一起。以约翰·米尔斯海默为代表的现实主义者认为，自由国际主义仅仅是美国政策制定者借助以隐藏美国大战略现实政治（realpolitik）本质的烟雾。然而，威尔逊主义的作用其实已经深深地扎根在美国的政治文化与外交政策之中。事实上，正是威尔逊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巧妙互动构成了美国大战略的标志。美国大战略将美国的国家利益归于三大要素：权力、经济开放以及传播美国的理想。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会用如 “自由现实主义”、“国家安全自由主义”或者 “民主现实主义”来描述美国外交政策的原因。
从大战略角度来看，美国的自由主义是进攻性的，而不是“理想主义”的，它建立在对美国获取安全的因果关系推断的基础之上。推广民主以及经济开放等理念深深植入美国大战略，因为政策制定者认为美国的权力、影响力以及安全来源于一个由美国理念、制度以及价值观塑造的世界，威尔逊主义以此向美国作了一个和平的承诺。然而，这仅仅是一个和平的幻想，远远谈不上缔造和平以及提升美国安全保障。自由国际主义成为1945年之后推动美国在欧洲、东亚以及中东追求霸权主义的发动机。威尔逊主义成为美国过度扩张以及无必要的海外军事卷入的强大动力。或者说，大战略的威尔逊主义带来的后果反而是使美国更加不安全。
《中国社会科学报》：谈到自由国际主义，很自然地会想到民主和平论，您认为民主确实能带来和平吗？
克里斯托弗·莱恩：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学者一直在尝试构建一个理论框架以解释和证明民主天生具有和平性以及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这些尝试在美国学术界搞得声名狼藉，而且因为自由主义在美国国内政治中属于霸权主义理念，所以民主和平论也得到政策制定者的积极回应。比如克林顿政府提出“接触与民主扩展”的国家安全战略、乔治·W.布什政府企图实现中东民主转型政策等。然而事实上，民主和平论可能是美国社会科学领域出现的炒作最多但却最不受支持的理论框架。我在1994年的文章《康德还是伪善：虚幻的民主和平论》（Kant or Cant: The Myth of the Democratic Peace）中就指出民主和平论是错误的。事实上，战争同样会发生在民主国家之间（如1914年英法与德国的战争，因为事实上威廉德国是民主国家）。此外还有无数关于民主国家之间爆发危机甚至走向战争边缘的案例。对于每一个案例，民主和平论都无法解释战争可以避免的原因，但现实主义（现实政治以及权力均衡）却可以解释为什么战争可以避免。
美国影响力走向“衰落” 但未终结
《中国社会科学报》： 您也知道，关于美国衰落的话题已被大家谈论一段时间了，在您看来，美国真的在衰落吗？未来的世界秩序将会如何安排？
克里斯托弗·莱恩：是的，美国现在“相对”衰落。当然，从美国政界的声明中永远不会听到这个声音。奥巴马总统在其2012年的国情咨文中说：“那些谈论美国在衰落的人们根本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共和党候选人米特·罗姆尼则宣称“21世纪将成为下一个美国世纪，它拒绝任何形式的衰落”。曾任美国驻华大使、之后回国参加共和党总统提名竞选的洪博培也曾说“衰落不属于美国”。
我们要慎用“衰落”，避免哗众取宠。使用正确的标准来定义“衰落”很重要。保罗·肯尼迪在他1987年出版的《大国兴衰》中所做的阐述是基本上正确的。在他的书里，他并未预言一个突然的、毁灭性的美国强权的崩溃，相反，他认为衰落将是一个渐进的、持续几十年的过程。最重要的是，他提出衡量一个国家力量的指标是GDP。
认为美国没有衰落是一种刚愎自用的武断。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制造国。自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联邦财政预算持续赤字，最终造成国家债务高涨。70年代以来，美国从债权国变成世界最大的债务国，而且持续出现收支逆差。现在很少有美国战略家会否认中国是美国地缘政治上“力量对等的竞争对手”，这从另一个方面确认了美国的衰落。然而回顾1990年，当时美国政界宣称：一个持久的单极世界正在来临，美国不会有对手，美国可以和鼎盛时期的罗马帝国相比，但现在这些日子已经离我们很远了。当然也不能过于夸大衰落，“衰落”并不意味着美国及其影响国际政治的力量的终结。美国依然会是大国之一，而且可能还会是其中主要的一个，它依然拥有力量和影响力，只是远比不上在1945年或者1990年。
没有人能够准确预见未来世界秩序的样子，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几十年之后的世界秩序将与二战之后建立的国际秩序非常不同。美国治下的秩序尽管在衰微，但还会持续一定时间。但是，美国主导的秩序能持续多长时间是值得疑问的。国际政治中会出现新的大国，这些国家会决定接下来的世界秩序是什么样子，我们应该意识到，新的世界秩序将反映新生大国而不是正在衰落的美国的利益、规范以及价值观。
中美关系未来难免摩擦
《中国社会科学报》：今年是美国竞选年，也就是说奥巴马总统已入主白宫4年，选民们对他的表现是否满意？您有没有预测过竞选结果？
克里斯托弗·莱恩：由于两党之间的差距非常小，目前还难分伯仲。许多选民认为奥巴马政府应该为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以及经济衰退承担责任。而共和党候选人米特·罗姆尼也存在很多问题。他选择保罗·瑞安作为竞选伙伴，意味着共和党志在讨取传统保守选民的支持。从现在到11月份，这将是一场非常有趣并且艰难的竞选战，如我开始所说的，差距会非常非常小。所以，真正的问题不在于谁赢，而在于竞选结果是否会改变美国持续的金融与经济问题的政治困境。
《中国社会科学报》：我想您肯定不会奇怪我最后问一个关于中美关系的问题。是否可以说，目前中美双边关系处于有史以来最重要的时候？您如何评价目前的中美关系？
克里斯托弗·莱恩：中美关系无疑是21世纪上半叶国际政治中的核心地缘政治关系，不过，我对此并不乐观。美国自1945年以来就是东亚的霸主，而且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美国要放弃这个角色。事实上，奥巴马做出的政策调整就是要确保美国在亚洲的领导作用。这势必与正在迅速发展的中国产生摩擦，这种关系会让人很不舒服地想到1914年之前的英德关系。但最终会是什么样的结果还要看美国方面，因为中国的发展是历史的必然。问题取决于美国是否会选择很大度地接纳发展的中国，抑或竭力维护它在该地区的统治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