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吉迪恩•拉赫曼（Gideon Rachman） 2012年03月31日金融时报
怀疑者中不仅包括带有偏见的西方侨民或感到受挫的中国自由派人士。中国总理温家宝就很善于给“中国奇迹论”泼冷水。他说中国的经济增长“不均衡”、“不可持续”。最近他警告说，如果中国不推行政治体制改革，“文化大革命”还有可能重新发生，葬送中国的经济成就。
温家宝发表上述言论后的次日，带有争议性的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就失势了。这种高层政治内斗的爆发，被怀疑中国的人士当作进一步的证据，证明中国备受吹嘘的稳定只是一个神话。
那么，认为中国是一个崛起中的超级大国，或者坚称中国在深层次上是个不稳定的国家，这两种看法孰是孰非？吊诡的是，双方没说错。中国显然面临着巨大的政治和经济挑战。然而未来的不稳定不太可能破坏中国的崛起。无论西方一些人抱有什么一厢情愿的想法，我们都不可能一觉醒来发现中国奇迹实际上只是海市蜃楼。
几乎从中国刚刚开始走向繁荣时，西方分析人士就一直在预测中国的繁荣将要告终。这使我自己对中国的怀疑有所动摇。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在担任《经济学人》杂志(The Economist)亚洲版主编时，一直刊登关于中国内在不稳定性的文章——无论是对中国银行体系脆弱性的悲观预测，也有对共产党高层激烈内斗的报道。2003年，我买了一本备受推崇的书，章家敦(Gordon Chang)所著的《中国即将崩溃》(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该书预测中国奇迹最多还能延续五年。所以，现在当我读到中国银行体系濒临崩溃、农村不安定局面发酵、城市处在环境灾难的边缘、中产阶层奋起抗争时，我都想打个哈欠，翻到下一页。我真的听到过所有这些话。
可同样难以相信的是，中国经济或政治体制能够沿着同一条轨道无止境地走下去。由出口推动的年均8%至9%的快速增长是不会永远持续的。同时，随着民主诉求传遍全世界，中国的政治体制正显得越来越不合时宜。温家宝似乎也想隐晦地表述这层意思，他最近表示“阿拉伯人民追求民主的诉求，必须得到尊重……这种民主的趋势是任何力量不可阻挡的”。
中国显然面临着十分艰难的政治和经济转型。然而亚洲其他地方有着鼓舞人心的先例。韩国和台湾都从相当残暴的一党制政体，转型成为正常运作的民主政体，并从低成本制造模式转型至高科技消费主义模式。
中国的巨大规模和独特的痛苦历史，会加大中国政治和经济转型的难度。尤其是如果中国向自由选举过渡，那么西藏和新疆的分离主义运动几乎肯定将加强。鉴于中国民族主义的根基很深，这些问题得到微妙或敏感处理的可能性不大。除了努力维护国家领土完整之外，一个更加民主的中国还需要应对各种目前勉强压制的社会紧张——尤其是如果它取消城乡之间迁徙限制的话。
不过即使人们设想最坏的情形，即爆发内战，那也未必意味着中国不能成为超级大国。如果你怀疑这一点，不妨考虑一下上一个撼动世界的新兴超级大国的崛起。美国在19世纪60年代打了一场内战，然而到19世纪80年代就成了全球最大经济体。也可以参考德国或日本的例子，这两个国家在世界大战中战败后满目疮痍，然而却迅速重新跻身于世界领先经济体的行列。
美国、德国和日本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掌握了成功发展工业经济的秘诀。这似乎能够经受各种动荡。经过30余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后，很显然中国也已经掌握了这种秘诀。
一些怀疑中国的人，喜欢把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与苏联或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相提并论。但是当年的苏联从未在国际市场上展开竞争，因此其低下的效率被掩盖了，中国与之相反，已经成了全球最大的出口国。至于日本的经济泡沫，在其破裂时该国人均收入已远远超过中国现在的水平。相对贫困的中国经济，仍有广阔的现代化空间。
在政治方面，也和经济领域一样，中国的弱点同样暗示了尚未利用的潜力。就像最近的政治内斗所显示的，中国仍被一个不成熟的政治体制所拖累。如果中国能实现曾被异议人士魏京生称为“第五个现代化”的民主，那么届时中国就克服了成为超级大国的道路上剩下的最大障碍。
作者為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译者/何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