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2012年11月30日 三联生活周刊
摘要：国际关系理论大师约瑟夫·奈提出的“软实力”是总统奥巴马和国务卿希拉里决策圈频繁使用的词，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奥巴马执政时期的外交政策。美国的领导力在削弱吗？还是美国换了一个领导世界的方式？
“软实力”世界观
我在美国时，8月中旬，位于华盛顿腹地最重要的智库——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曾召开了一场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的讨论会。
彼时选战正酣。我一进会场，就有人给我看手机新闻，劳工组织刚制作了一部竞选宣传片，片名《中国去死》，讲中国工人如何抢走了美国工人的工作。他特意给我看民主党竞选团队的推特（相当于微博）评论：“呃……”劳工组织本偏左，离民主党更近，但宣传片却离民主党外交政策甚远，与偏右的共和党站一块儿去了，把民主党狠狠恶心了一下。
随着陷入危机的美国为债务、就业和长期财政平衡寻找出路，中国作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也成了大选炒作的话题。奥巴马政府一直拒绝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如果列为汇率操纵国，就将意味着敞开贸易制裁的大门。而罗姆尼则打算这么做，他说：“美联储担心，中国的货币政策阻碍了全球经济复苏的正常进程。”亚洲有全球最大的主权基金财富，这是美国国家利益的关切。与会国防部的官员开玩笑说：“希拉里挺敬业的，对坐十几个小时的飞机飞到南亚，在闷热的天气里看几小时冗长的当地民俗仪式毫无怨言。”
“软实力”是奥巴马频繁使用的概念。他在第一任期形成的亚太“再平衡”政策可概述为：增加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存在，与中国周边国家建立更紧密的安全防务联系，从澳大利亚、印度、日本、菲律宾、新加坡、韩国到越南，形成包围圈。这场讨论会，大家的话题是，在减少4000亿美元国防开支的前提下，如何协调亚太和其他地区的军事部署，增加美国的影响力。如果奥巴马连任，民主党平衡财政预算的唯一出路就是削减国防开支。罗姆尼应共和党内国防鹰派的要求，坚持国防预算不减反增，但他上任后是否真这样做，还不一定。
与会的有国防部与国务院的官员，话语来来回回，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是“多边机制”。作为技术官僚，他们的讨论具体到操作，比如参加会议的次数、外交日程的安排、弗吉尼亚潜艇等具体军事资产的调度等。但有一个思想在主导着他们的外交政策讨论，那就是国际政治理论大师、国家情报委员会前主席约瑟夫·奈提出的“软实力”，这也是奥巴马任内外交政策上使用最多的词。比如，一位要求匿名的国防部官员说：“加强在东南亚的军事医疗援助，在反恐、医疗与灾难援助上，要做出迅速反应。”一位国务院官员说：“21世纪，东盟将成为对美国最为重要的亚洲多边机制，美国将主要通过它来传达美国在亚洲的利益和关切，并表明，美国不对介入主权与领土纠纷问题感兴趣。”“美国因单边的、军事力量为主的外交介入，备受亚洲一些国家的批评。解决方法是让美国外交变得更具综合性和立体感，商业、军事等多管齐下。”
“软实力”更高一层的运用是成为规则制定者，带着大家一起玩。史汀生中心的理查德·科朗宁（Richard Cronin）说：“美国在湄公河的诸多项目，从教育、健康医疗、军事合作到气候环境，都是为了让这些湄公河国家能够在部长、首脑级别进行对话，消除他们的历史宿怨和不信任，从而增加美国的软实力和影响力。美国工作的重点，不仅是保持与同盟国的联系，同时也要在同盟国家之间建立联系，从而成为规则的制定者，把中国纳入到规则体系中来。”一位华盛顿的说客告诉我：“美国商界许多人认为，强调知识产权将给许多美国公司提供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规则的运用是会产生利益的。
对美国外交圈来说，“权力”的概念正在演变。在亚太政策的讨论中，官员们纷纷提到，加强美国在亚太影响力的支柱，包括网络安全，“加强网络不安全的事故管理，加强网络和信用卡体系的安全”。随着网络安全司令部的成立，网络空间已是外交决策中不可忽略的领域。
各国的相互依赖越来越深，外交的对抗性质越来越弱。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拉夫·柯萨（Ralph Cossa）如此说：“对美国来说，飞越亚洲，不是个想不想的问题，而是个能不能的问题。美国政府正把枪口对准着自己的额头，所以决不会扣动扳机。”但经济的合作与地缘政治的冲突却在向两个不同的方向背道而驰，在未来十年里，体现传统地缘政治的朝鲜问题将与网络安全一起并列美国亚太政策的外交重点。
奥巴马任内，得分最高的是外交。他在重建美国的世界道德形象上很成功，对以色列不过度偏袒，向伊斯兰世界喊话和解，击毙本·拉登，从阿富汗撤军，与俄罗斯“重启”关系，亚洲“再平衡”，在阿拉伯政治变动中“幕后领导”，让英法在利比亚空中行动中领头，不直接军事干预叙利亚，用“巧实力”发挥影响力。奥巴马与罗姆尼世界观的不同在于，奥巴马的外交政策是为一个权力分散的世界而设计的，罗姆尼则拥抱了里根主义的“通过力量获得和平”，他打算在奥巴马的各项外交议题上表现出强硬。
三联生活周刊：你如何看待当前美国在全球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是在衰退中，还是找到了更好的方式？共和党人猛烈地抨击奥巴马总统的“幕后领导”政策以及他欲削减国防开支的意图，你怎么看？你认为军事力量也可以成为一种软实力吗？
约瑟夫·奈：我不认为美国处于衰退中。在《权力大未来》（The Future of Power）一书中，我也已经详细说明了我的理由。国家的兴衰并不像人的寿命一样可以预见。尽管现在人们普遍预测，未来几十年中国、印度或巴西会超越美国，但对于美国来说，更大的威胁可能是来自当代野蛮部落和非国家行为体。此外，在不安全的信息网络空间，权力扩散可能比权力转移威胁更大。传统智慧通常认为，拥有最强军事力量的国家可以主导一切，但在信息时代，最擅长国际报道的国家（或非国家实体）可能胜出。正如我在书中所述，信息革命和全球化正在为非国家行为体提供新的权力资源。
与此同时，我认为我们正在见证“其他力量的崛起”，这将要求美国采用一种更具有合作精神的战略，正如奥巴马一直试图做到的那样。21世纪美国权力遇到的问题并不是权力衰落，而是美国没有意识到，如果没有其他国家的帮助，即使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也无法实现其目标。这需要我们对权力本身、权力的变化以及如何构建巧实力战略有更深的理解，需要我们超越大国兴衰的经典论述。美国可能仍然是21世纪最强大的国家，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将统治世界，我们实现目标的能力将取决于巧实力。美国人不应该再问谁是全球老大的问题，也不应该总是考虑主导权，而应该开始了解，如何综合运用各种权力手段构建巧实力战略，寻求与他国相关而不仅是超越他国的权力。许多共和党人不喜欢这样，但是还有许多人理解那正是世界的发展方向，比如罗姆尼现在的顾问罗伯特·佐利克。
军队等有形的硬实力资源既可以产生命令式行为（通过赢得战争），也可以产生同化式行为（通过吸引）。例如，2004年东亚海啸后，美国海军向印度尼西亚提供的救援极大地增强了美国对印尼人的吸引力。美国海军2007年海洋战略中不仅提到了作战，还提到“要运用海上力量在国家间建立信任与信赖”。由于吸引取决于行为对象的思想认知，因此，既定资源最终产生的到底是硬实力行为还是软实力行为，行为对象的认知发挥着重要作用。
三联生活周刊：我去了纽约的一家书店。书架上的书都有耸人听闻的标题，诸如《当美国沉睡之际》（While America Sleeps）、《后美国世界》（The Post-American World）、《超级大国的自杀》（Suicide of a Superpower），甚至还有一本《成为中国的婊子》（Becoming China's Bitch，高盛前合伙人彼得·基尔南著）。这些观点在美国的政治和政策圈内普遍存在么？
约瑟夫·奈：要记住一点，这种类型的标题有助于卖书，而且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如果你在上世纪80年代走进一家书店，你会看到同样的情景，只不过标题中出现的名字是“日本”。一个特别糟糕的标题叫做《即将到来美日战争》（The Coming War with Japan）。我更推荐我在90年代写的《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Bound to Lead），以及该书在2011年出的续作《权力大未来》。
在《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一书中，我提到过，到1989年，有一半美国人相信自己的国家正在衰落。虽然美国经济在世界上仍遥遥领先，但只有1/5的美国人相信美国是世界头号经济强国。在80年代里根总统重整军备后，也只有1/5的人相信美国的整体军事力量强于苏联。于是在80年代，描写美国衰落的书籍文章纷纷出炉。一些学者认为，美国的情况是历史上经常发生的“帝国过分扩张”的典型例子。一个不断强盛的国家总是要扩张军事力量以保护其日益扩大的经济利益，但投送军事力量的代价最终会使国家元气大伤而使该国被另一个新崛起的经济强国所取代。在伊曼纽尔·沃勒斯眼中，“过分扩张”是“历史规律”。这类历史类推暗示着美国的对外政策应做重大调整。
但我认为，这类历史类推有失偏颇，结论也是错误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实行收缩政策本来是为了避免美国力量的削弱，却反会造成美国力量的削弱。减少国际义务也许会减弱美国在海外的影响，却不一定会使国内经济得到加强。此外，世界各国的关系已经变得密不可分，想从中抽身将是十分困难的。
2008到2009年的大衰退令美国经济举步维艰，而中国经济却保持了增长，这让“美国衰落论”在中国学界被更加普遍地提及。有专家称，美国的力量投射已经在2006年达到了顶点，这类观点并非中国人所独有，就连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也预测，2025年美国的主导地位将被“极大地削弱”。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称2008年金融危机是美国全球领导力正在走向终结的标志，就连对美国持支持态度的加拿大反对派领袖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也暗示，既然“美国主导全球的全盛时代已经过去”，加拿大应该把目光投向北美之外。要知道他们的观点是否正确，我们需要更好地理解什么是权力，理解在21世纪信息技术迅速变革和全球化的背景下，权力在发生着怎样的变化。
三联生活周刊：今年的总统大选，对外交政策的辩论完全被国内经济问题盖过了风头。你怎么看这个问题？接下来几年，美国会变得更为内向吗？
约瑟夫·奈：2000年的总统选战中也极少出现关于外交政策的讨论。事实上，国内政治议题通常都会胜出。而且，鉴于失业率的居高不下，共和党人希望将注意力集中在经济上面，他们认为那是奥巴马最大的软肋。
三联生活周刊：在你看来，国防预算问题和即将到来的“财政悬崖”危机会重塑美国的外交政策及其在海外的军事姿态吗？如果共和党在白宫掌权，他们是否会，且能够如现在承诺的那样去执行强硬的国防政策？
约瑟夫·奈：与这种危言耸听的观点相反，我并不认为我们将从“财政悬崖”上摔下去。国防预算会有所削减，但是我不认为其程度足以严重削弱我们在海外的立场。共和党、茶党成员一向拒绝增税，除非罗姆尼能够抵制住来自他们的压力，他才有可能负担得起他那套国防预算。
三联生活周刊：人人都在讨论中国政府手中持有大量美国国债的问题。当亚洲成为世界上主权财富基金规模最大的经济体之一，美国是怎么看待亚洲和中国的？
约瑟夫·奈：我们不应该担心中国持有美国债权和美元。是的，中国可能会抛售它们并对美国造成损害，但是这么做也会毁掉它自己。关键是美国和中国之间拥有高度的经济相互依赖性，这是一种很稳定的力量。我在《权力大未来》里对经济权力有过详细阐述。
20世纪80年代，里根总统在削减税收的同时增加开支，美国依赖进口日本资本来平衡联邦政府预算。一些人认为，这使日本在对美国的关系中拥有了极大的权力。但事情的另一面是，如果停止向美国提供贷款，日本在伤害美国的同时也会伤害自己。同时，如果日本突然停止向美国提供贷款，使美国经济受到损害，日本投资商已经在美国市场投入的大量资金就会贬值。当时日本的经济规模只相当于美国经济规模的一半，这意味着尽管美日双方都需要对方的市场并且都能够从彼此间的相互依赖中获益，但日本出口商品对美国市场的依赖要大于美国出口商品对日本市场的依赖。
当前的中美关系与之相似。美国用美元进口中国商品，中国持有美元及美国国债，实际上中国在向美国提供贷款。中国已经积累了2.5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其中大部分是美国国债。一些观察家将此称为全球均势的重大变化，因为中国可以威胁出售美元，从而使美国屈膝投降。但如果中国这样做，不仅美元价格的下跌会导致中国外汇储备值下降，美国继续进口廉价中国商品的意愿也会受损，中国市场会因此而丧失很多就业机会并产生不稳定。如果中国倾销美元，受损的将不仅仅是美国，中国自身受损可能更严重。正如一位中国经济学家所说：“我们生活在相互依赖的世界，如果以伤害他人为目的采取单边行动，很可能也会伤到自己。”判断经济相互依赖是否会产生权力，需要观察非对称平衡而不只是相互依赖中的一方。中美之间的非对称平衡看上去像“金融恐怖平衡”，与“冷战”时期美苏两国的军事相互依赖类似。当时美苏两国都拥有足以摧毁对方的核力量，但却从来没有使用。2010年2月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中国有人要求低价出售美国国债进行报复，但中国政府没有采纳他们的建议。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解释说：“中国购买美国国债是市场投资行为，我们不希望将其政治化。”如果将其政治化，中美双方都会受损。
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敦促中国允许人民币自由向上浮动，希望以此减轻美国的贸易赤字和美元失衡。而同时，中国人民银行官员发表声明，指出美国有必要增加储蓄、减少赤字、面向长远未来，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创设的特别提款权作为储备货币成为美元的补充。尽管外界对债权人的权力有种种可怕的预测，但即使中国能够凭借金融实力的提升更好地顶住来自美国的压力，也还无力迫使美国改变政策。虽然中国采取了一些举措减少美元流入，但出于国内政治原因，中国还是不愿意承担人民币实现完全自由兑换会带来的风险。因此，未来10年，人民币是不大可能挑战美元世界主要储备货币（60%以上）地位的。
现在，美国进口中国商品为中国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这对中国国内政治稳定至关重要（基辛格也认为，中美汇率的根本分歧在于双方各自货币政策背后的理念。在美国看来，人民币币值过低是一种货币操控手段，而中国认为，追求有利于国内制造商的货币政策不是一项经济政策，而是表明中国需要政治稳定）。不过，未来中国领导人可能会发觉，中国对美国市场的依赖性在降低，对中美相互依赖中微弱对称变化的感知可能会反映在双方的政治谈判中。
三联生活周刊：对于在美国议论纷纷的“中国威胁论”，中国一直都非常敏感，对于美国如何“转向亚洲”也是带着疑心和忧虑加以观望。应如何理解美国的意图和外交政策？
约瑟夫·奈：中美之间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要避免夸大对彼此的恐惧之情。怕的是，这种恐惧会制造出“自我验证的预言”（注：self fulfilling prophecies，指的是预言和心理期待会唤起相应的行动，这种行动最终把起初的预言和心理期待变为现实）。尽管和所有国家都会有的问题一样，中美之间确实有不同，但是我们从合作中能获得的好处比从冲突中获得的要多得多。
三联生活周刊：第三轮总统辩论中，奥巴马又一次向我们展现了他对于软实力或者说巧实力的运用。但他背后的潜台词却是“预算”。在你看来，预算问题和经费降低的潜在情况如何定义了美国的外交政策？美国政府向软实力的倾斜，更多是源于其能力而非意图吗？
约瑟夫·奈：与诸如军队这样的硬实力资源相比，软实力资源相对便宜些，但是我认为对于这两者而言，预算都是足够的。毕竟，与过去相比，美国在军队上的开销减少了相当于GDP百分之一的比重。这个问题更多是一个政治问题——各党派能否在形成财政收入的征税问题上达成一致。
三联生活周刊：奥巴马和罗姆尼都在拼命强调，要求中国遵守“国际规则”。他们也都很关注知识产权。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些信号？为了要实现这些“软实力”，美国将会采取何种特别措施？
约瑟夫·奈：在一场政治选战中做出的关于中国的声明，与一位总统在执政时所采取的行动，往往有所区别。话虽如此，知识产权确实是两党都感到不满的问题，而且这削弱了美国商界中亲华人士对中国的支持力度。尽管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有关知识产权的网络盗窃问题一直在进行着探讨，但在华盛顿始终有一种感觉，那就是北京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去减少这种现象。
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家约翰·伊肯伯里认为，“二战”后美国的权力依赖于制度网络，这个网络约束了美国，但对其他国家却是开放的，由此增强了美国与其他国家共同行动的力量。这是我们评估当前国际体系下国家权力的重要一点，也是我们评估21世纪中美两国权力未来的一个重要方面。
